“改十为于”说遗诏 雍正帝是否真的矫诏篡位

雍正矫诏篡位“改十为于”，是清史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之一。它说的是：“圣祖皇帝(指康熙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指雍正帝)将十字改为于字。”雍正非法继位之传言，以此最具代表性，但很遗憾，早就被争辩对手轻而易举地驳倒了。今天我们旧话重提，无意发起又一轮争辩，而是想借此探讨一下，“道理”与“实际”之间，有时会有怎样的背离。

“于”还是“於”？

辩驳“改十为于”不成立的第一条理由是：“于”字在当时应写成繁体的“於”，“改十为于”的说法本身就不能成立。从“道理”上看，这不可谓不充分。“改十为于”内中之义，无疑是篡改康熙帝的遗诏，那能不能换个问法：康熙帝到底使用“于”还是“於”呢？康熙帝确实使用“於”字，下面是一个例子，在江西巡抚郎廷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所上奏折中，康熙帝有亲笔朱批：“凡地方大小事关於民情者，必须奏闻才是。近来南方盗案颇多，不可不细心察访。”

但康熙帝也写“于”字的，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上有朱批：“巡抚宋荦，朕南巡二次，谨慎小心，特赐御草书扇二柄。赐李煦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应该用“於”的地方，却分明写成了“于”。还有“与尔”也是用的今天所谓的简化字。那么面对着这一不合理的“于”字，臣下如何反应？李煦将皇帝旨意传达给身为江宁巡抚的宋荦，宋荦上折谢恩，他在奏折中重抄了上述部分朱批文字，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中的“与尔”两字是用繁体字写成，但“于”字并没有使用繁体字的“於”。这充分表明，宋荦注意到了皇帝不符合“规范”的“于”字的写法。

宋荦是以这种独特的抄写方式，质疑朱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吗？根本不是。看看他对于两把御赐书扇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仰见我皇上诗兼风雅，书驾钟王(指钟繇、王羲之)，臣什袭珍藏，世世永宝。”他丝毫不怀疑不“规范”的带“于”字朱批。其实，这“规范”只是我们今天的规范罢了，实在是替古人瞎操心。曾有人推测，康熙帝有可能写“于”，现在终于“发现”了实例，一个足矣！我们能够说，仅就“于”字而言，如果康熙帝真有遗诏，如果雍正帝真的将“传位十四阿哥(或皇子)”，改为“传位于四阿哥(或皇子)”并公之于众，那么，臣下是不会以“一字之差”否认这份诏书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的。因此，以清代诏书中“于”与“於”不能通用就直接否定“改十为于”说，不能成立。

必须称“皇四子”“皇十四子”吗？

判定“改十为于”不成立的第二条理由是，传位诏书这样的重要文件，清代必须用“皇四子”“皇十四子”此类书写格式。若“改十为于”，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此时“于”的繁简问题不再重要)，这在逻辑上根本讲不通。“皇几子”格式的说法，有强有力的证据，如雍正帝所颁行的康熙帝遗诏中说：“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还有道光帝的亲笔秘密立储诏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以上这些原件具在，言之凿凿。但我们还是可以追问一句：那时必须要用“皇几子”的书写格式吗？

顺治帝的传位遗诏是这么写的：“朕子玄烨……即皇帝位”。康熙时的册封，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授允礽以册宝，立为皇太子。”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太子允礽时，“允祉、胤禛、允祺俱著封为亲王”——这些重要文件都没有用“皇几子”的格式。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去世，十六日颁行康熙帝遗诏，四天后即二十日颁行雍正帝登极诏书。登极诏书的原件迄今未见，《清世宗御制文集》收录的版本说：“……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圣祖、神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二皇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这里的“二皇子”，指的是允祉。值得注意的是，《上谕内阁》所收该诏书如是写道：“……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太祖、太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皇二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

同一份诏书的不同抄录版本，“二皇子”写成了“皇二子”。何以如此呢？原来，十一月二十日的诏书，用“圣祖、神宗”指代皇帝先人，但是八天后即二十八日雍正君臣议定康熙帝的庙号为“圣祖”。如此一来，诏书中既有“圣祖”，又有“皇考大行皇帝”，后人看了肯定会莫名其妙，以为说的都是康熙帝。后来雍正君臣在编纂以往上谕时，对此做了必要的改动，改用“太祖、太宗”指代先人，同时也将“二皇子”改为“皇二子”。乾隆时篡修《清世宗实录》采用的是改动后的诏书，也成为了最常见、通用的版本。康熙帝传位遗诏和雍正帝登极诏书，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且前后相继颁布，上述书写格式的不一致，充分说明了康熙帝传位之际，“皇子”的书写并无固定格式。册封、传位等正式文件中“皇几子”格式用法，应是雍正以后才确定的。

也正是因为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格式，才会有更多的传言。朝鲜人记载说：康熙帝在畅春苑临终时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后来索性有了矫诏篡位的另一种版本：改“十”为“第”。民国时期天嘏所著的野史《满清外史》说：康熙帝弥留时，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雍正帝改“十”字为“第”字。以“皇几子”的书写格式为据，反对“改十为于”说，实际上是受到了后世官方文件书写的影响，以此作为判定较早期的康熙帝传位书写的标准，这是时空倒置，不足为凭。

是书面遗诏，还是临终遗言？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遗诏这么重要的文件，康熙时不可能只有汉文，也须有满文，或首先应是满文；即便汉文改了，满文的内容也难以篡改，绝不像改汉字“十”为“于”那么简单。对于“改十为于”说，此乃釜底抽薪的一击。问题复杂，无法细辩，只是想指出，此说法同上面的一样，都过于讲求“道理”，而忘了“实际”。反对“改十为于”矫诏篡立说的，恰恰与他们的论敌有一共同的前提，即认为确实存在康熙帝的遗诏。这里所说的遗诏不是指前面引述过的，雍正帝即位后公之于天下的康熙帝遗诏(此遗诏是在康熙帝去世后制作的)，而是指康熙帝临终前的遗诏，且它必须是书面遗诏，否则何谈篡改？

但真有这样一份遗诏吗？雍正帝第一次谈到他继位的情况，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秘密立储之时。他说得很简单：“我圣祖皇帝……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在“仓促”“一言”的氛围中，分明不会有什么书面遗诏。第二年，雍正帝又说：“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皇考陟天之后，方宣旨于朕。”到了雍正五年他又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直到雍正七年，他在亲自颁行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为自己继位辩解时，还是如此立场，那就是：康熙帝只有“末命”，也就是临终遗言，是口头遗诏，而没有书面遗诏。

这不是偏听雍正帝一面之词。隆科多曾自言：“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对于这句话的意思，后世众说不一，但没有人否认隆科多是康熙帝临终皇位授受的见证人。“白帝城受命”与上面雍正帝所说的场景一致，都在表明了康熙帝传位，只有临终遗言，没有书面遗诏。“改十为于”只是谣言，乃争夺皇位失势的皇子身边的太监所编造，目的在于泄私忿。而历来此说的反驳者自信“道理”在握，但未曾想到自己与被反驳者一样，从一开始就远离了“实际”，因为没有书面遗诏，那些关于诏书的种种“道理”，统统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