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在台湾的岁月 收李敖为徒遭受炮轰

海峡两岸同声“炮轰”胡适

1948年秋天，当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时，解放区广播电台有专门关于胡适的一段播词，劝胡适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留在大陆会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在北大校长办公室听了后既不激动，也不快乐，而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声：“他们要我吗？”看来他是不想留下了。果然不出所料，胡适坐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离开了北平，旋即从上海乘克里夫总统号轮于1949年4月6日前往美国，开始了他流亡的寓公生涯。

1954年，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后来转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师胡适。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变成声名狼藉的人物，批判者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成立了专门批胡的机构即周扬所称的“讨胡委员会”。在郭沫若“委员长”的领导下，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八辑约二百万字，另有别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有三十本，总计有三百万言之多。这些文章，在大陆没有一个人读完过，可胡适全部都看了，并在有些地方做些富于谐趣的批注。他曾想对大陆的批胡运动作一总答复，后因他新月时代的好友叶公超的劝阻而未写。对这种自上而下发动的批判，胡适将其看做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他一再和友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胡适在这里承认自己的思想对马列主义有“抗毒”作用，这说明大陆开展的这场批判指导思想有对的一面，但这场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大批判十分粗暴，比如全盘否定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贡献和学术研究成就，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场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早在1936年与斯诺会谈时，就谈到五四时胡适和陈独秀是他心中的“楷模”。就是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过后，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也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自由主义者由于长期游离于左右翼之间以及政治与学术之间，故常常陷于两难境界，以致“猪八戒照镜子——两边都不是人”：正当海峡这边批胡高潮刚过去，海峡那头又掀起了一股批胡恶浪。

事情是这样引发的：以胡适任发行人的刊物《自由中国》，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为武器，对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做七十大寿时，《自由中国》出版了别具用心的“祝寿专号”，上有胡适写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不要大权独揽而应发扬民主，做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守法遵宪的“三无领袖”。胡适的挚友、该刊主编雷震写的文章，则要求官方彻底改革“国防”与“经济”。

胡适这时尽管在海外，但他仍时刻关心着祖国大陆的思想文化状态。他在接受《台湾新生报》采访时，认为大陆在搞“百家争鸣”，开放思想自由。如果台湾不再“彻底实行言论自由”，那就不能“树立真正与共产党不同的模范省”。胡适还面劝蒋介石将国民党一分为二乃至一分为三，以便群众监督。胡适这些言论及《自由中国》所散布的彻底改革时政的主张，很快遭到国民党官方的迎头痛击。1956年12月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名义发布绝密的第99号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其中不点名批判胡适在“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从不正面点名和使用“不了解”及“天真的妄想”词句看，国民党对胡适的攻击是有限度的。鉴于胡适过去与蒋介石私交不错，胡适流亡海外后又像过去一样从政治上支持国民党，故这次批起来火力不足，且只搞了半年就匆匆收场，与大陆的批胡运动相比，无论在声势还是在力度方面，均有一定的差距。

对来自海峡两边的隆隆“炮声”，胡适均处之泰然。从1925年起他就开始习惯被人骂，反而“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还不算老朽”。当大陆“大鸣大放”时，北京曾派人向美国的胡适带话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听后大笑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的确，一旦把胡适的思想批倒批臭时，其人格又怎么可能叫人尊重？

一再卷入政治斗争漩涡

国民党官方围剿《自由中国》的事件发生后，作为该刊后台老板的胡适，感到有责任回台湾处理好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六十七岁的胡适不想再长期飘零海外，而想叶落归根过几天清静的日子，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将未写完的《中国思想史》全部完成，然后再写一部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接着再写《中国白话文学史》的下册。

然而结束整整九年之久流亡生活的胡适，于1958年4月8日经旧金山回到台湾后，并没有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首先是心脏病不断发作，有时上医院远比上研究所多。其次是经济不宽裕。他原想在南港建一座小屋，备夫人江冬秀由美返台居住，可他的版税收入连付一所十五叠席房屋的押租都不够。夫人回台后，又增加了经济负担，以致他连付医药费都感到困难。更让人头痛的，还有《胡适与国运》这本神秘的怪书对胡适的谩骂和攻击。本来，胡适是劝蒋介石不要独裁，可这本书倒打一耙说胡适欲取蒋介石而代之，其公式是：

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

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胡适还卷入了蒋介石能否第三次连任“总统”的政治风波中。对年过古稀的蒋氏来说，不再做最高领导人是明智的选择，因而胡适希望他恪守“宪法”，不再连任，给人树立一种“合法的、和平转移政权”的风范。和此事相连的是胡适不论是在公共场合或在私场合，均反对为连任做舆论准备的“修宪”。

面对拥蒋的强大势力，作为一介书生，胡适的诤谏显得孤掌难鸣。“行政院院长”陈诚希望胡适放弃自己的意见，另一政治要人王世杰也劝胡适不要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和此事相关的还有《自由中国》呼吁反对党降生的组党事件。雷震和他的战友均一致认为：要成立反对党，党魁非胡适莫属。只要他答应，在野人士必然集合在他的旗帜之下。可老谋深算的胡适不赞成雷震把负责监督的在野党弄成完全与政权对抗的反对党，更不赞成他去碰“反攻大陆”这根敏感的神经;重要的是他怕下海后打湿衣领，一再推托不当反对党的党魁。

果然不出所料，成立反对党一事遭官方弹压，雷震被“台湾警备司令部”拘捕判刑十年。作为雷震的老友，胡适不能见死不救，由此开始一连串的营救活动。他在与陈诚多次来往的电文中，均表示希望对于雷震免予处罚和治罪。可当局除掉雷震的决心已无法改变。胡适也不让步。他不惧怕当局杀鸡儆猴的伎俩，仍“不谙世故”，“大放厥词”。1961年1月18日上午，当胡适在张群陪同下拜谒蒋介石时，胡适警告蒋介石对雷震采用专政措施会在岛外造成极坏影响。这种坏影响，当局难于负起严重后果。蒋介石答道：“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背面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胡适针锋相对地说：“关于雷案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够交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个案子的量刑十四年加十二年，加五年，总共三十一年徒刑，是一件很重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10月3日)是10月1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10月3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点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8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8日宣判，9日国外见报，10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胡适对雷震因提倡自由民主而完全失去自由一事，抱恨在身，一直郁郁不乐，就像老了二十岁。1961年7月26日，在雷震六十五寿辰之际，病中的胡适仍手抄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纪念雷震：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当雷震关押十年提前释放后，他再也见不到胡适，因胡适已长眠地下八年了。

为振兴学术四处奔波

胡适回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读中国公学时的老师王云五力劝其归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对“中央研究院”情有独钟。还在大陆时期，胡适就是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流亡海外后，胡适受朱家骅之托，为研究院争来一笔可观的资助金。他还于50年代中期，在纽约主持召开过研究院海外院士会议。正因为胡适对“中央研究院”建树良多，故当1956年12月台湾在“炮轰”胡适时，“中央研究院”却反其道而行之，出版《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为其大唱赞歌。

1958年4月10日，胡适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本来，这时的胡适已过了退休年龄一年半，理应享受老人应有的权利，静下心来著书立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他为了公众的学术事业，还是舍弃了个人利益。

在简朴的就职典礼上，胡适还和前来祝贺的蒋介石产生了小小的摩擦。蒋介石在祝词中除希望“中央研究院”配合政府的“反共抗俄”使命外，大加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胡适听后不以为然，直陈道：“‘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他们清算我，是我在大陆上，在中国青年的思想上、脑筋里留下许多‘毒素’。我们在年青的时候，受到了新学问、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新的思想方法的影响……”胡适敢于藐视最高统治者，一直坚持实话实说的原则，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胡适在就职致辞中，还对大陆的批胡运动作出回应。他说，“共产党要清算胡适，便是胡适在几十年来提倡科学方法”，这个科学方法的要点是“拿出证据来”，即“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据胡适的解释，大陆最怕的是他这个科学方法，清算他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个方法所造成的“流毒”。因为长期以来，胡适总是对学生说，他考证《红楼梦》、《水浒传》，就是要借这种人人掌握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科学方法，教年轻人掌握这种方法，等于孙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保证他们不受任何人欺骗。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从主义，不被人“牵着鼻子走”。胡适这里强调什么都要讲究证据，是正确的。大陆在批判他时，连这一点都加以否认，这正是教条主义和盲从主义的表现。

对蒋介石要胡适把“中央研究院”办成“反共抗俄”的阵地一事，他也委婉地作出回应：“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郑重声明：“我的话并不是反驳‘总统’，‘总统’对我个人颇有偏私，说的话我实在不敢当。我觉得我们的任务，还是应该走学术的路。”暗指不走蒋介石所指定的政治之路。胡适不愿意政治主宰学术，把众多院士捆绑在国民党的政治战车上，一再强调独立发展学术，建立独立的学术环境，表现了他作为最高学术机构一院之长的学术良心。

胡适不仅自己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做学术领导工作方面，也显出很高的才能。他痛感人才流失严重：出去深造的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五不愿回来服务。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各地大学，也争相向台湾各大专院校高价竞聘教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胡适草拟了十一条措施加以补救，其中有拨专款、设立“研究补助费”、所有研究机构的学术刊物经费由政府承担等项。几经力争，“行政院”在核准这笔预算时，还是压缩了一大半。

无论是学术威望还是领导才能，胡适均有巨大的号召力。台湾文化界在胡适所标举的科技振兴工程的感召下，个个雄心勃勃。胡适也果然不负众望，他在海内外积极搜罗各种人才，并为年轻一代新任院士耗尽心血。举凡申请经费乃至会务安排，他都要亲自过问。他最大的目标是把“中央研究院”办成普林斯顿研究院那样有国际声望的学术机构。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胡适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对“中央研究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从小事做起，以身作则作出示范：按照傅斯年在研究院留下的好习惯，不准研究人员在研究院宿舍打麻将，并把喜爱打麻将的胡夫人安排在别的地方打。他对研究院发的充满官腔官调的文件很不满。他说：“这班院士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在稿子上添上‘吾兄’两字，却无法添入。他们都是学术界的人士，也看不惯这样的公文。这样的公文连一点人情味也没有，而且我们的‘中央研究院’不是机关，应尽量避免用公文。”在胡适的指示下，院部文件多用私函发出，并由他亲自签署。他还提醒下属凡用他的名字签发的普通回信，不要用衙门气十足的“胡院长”，而改称“胡适之先生”。他这种不是党办院而是同仁办院和自由主义思想办院的作风，体现了一种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有利于防止政治入侵学术和沟通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使学术研究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得到健康发展。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胡适的用人标准不是政治第一，而是学问第一。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有一位出类拔萃的研究人员刘登胜，1960年赴美深造时，因其父反对现政权而被国民党镇压，“台湾警备司令部”不许这位有问题的儿子出境。胡适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向陈诚写信，要求实行“罪人不孥”的法意，“不可因为父亲犯罪而剥夺他的儿子出国进修的难得机会”。另有一青年数学家项武忠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每年三百美元的奖学金，另有两千四百美元的银行存款作保证金，可美方认为此人财力不足，不能赴美。胡适闻此消息后，亲自为其作担保，使项武忠顺利实现赴美深造的美梦。胡适如此爱惜人才和提拔后进，不怕花自己的时间为他人作嫁衣，使台湾学术界许多人都称赞他办事秉公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作风。

曾想收李敖做徒弟

李敖是海内外最受争议的人物。三十多年来，人们对他千夫所指，他对人们横眉冷对，唯独对胡适十分崇拜。上初中时，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胡适文存》，读来如痴如醉，从此胡适成了他心中的偶像。1952年10月1日，十七岁的李敖在台中给胡适发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1954年，还在上高中的李敖写了一篇论《胡适文存》的文章，迟至1957年3月1日才在《自由中国》刊出。从读到李敖在中学时写给他的信起，胡适就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这次读了李敖的评文，胡适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印象。发表此文的雷震还专门写信给胡适，要他特别注意李敖这位后起之秀。

1958年4月，从美国回来的胡适约李敖到钱思亮家，在谈话中胡适十分赞赏李敖治学的勤奋，称自己忘了的著作李敖居然能“找得到”，“你简直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除这次长谈外，胡适还在台大和“中央研究院”等处和李敖小谈过三次，并写过三封信给李敖。其中一封写于1961年10月7日，给“三条裤子都进了当铺”的李敖送上一千元支票。李敖收到后，深受感动。胡适原本是李敖父亲的老师，虽然李父当时不是拔尖人才，胡适已记不起他的模样。胡适对李敖的赏识，主要是看中李文不同凡响的才气，凭他的眼力就可知道李敖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台大学生。李敖选择在双十节那天给胡适回了一封长信，从自己的生平谈起，一直谈到自己在受胡适思想影响后，如何进入新的境界。

李、胡这时期打得火热，与胡适有意收其做弟子有关。1990年11月24日，李敖在《胡适与我·自序》中，引胡适给赵元任信中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接着又说：“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他，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这里讲的“士”，即徒弟。显然胡适求贤心切，十分看中李敖的才华。李敖也不辜负胡适的一片好意，花了许多精力和金钱去研究胡适。他当时发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扬胡适。

李敖并非想高攀胡适，这纯粹是出自一位刚步入学界的青年对学术大师的尊敬和热爱。在胡适“保守的自由主义”影响下，李敖憎恨“暴力”和“以暴易暴”，主张“淑世的改良主义”和“和平而渐进的转移式改革”，并自称“不见谅于急进者的勇迈”。李敖在中西文化大论战中发表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也在替胡适鸣不平，并对反胡言论一一加以批驳。这时期的李敖确像外界有人说的是“胡适迷”。李敖在给胡适的信中亦坦然承认，是胡适使他“在迷乱里，放弃了旧有的道路”，再加上李敖的西化论从思想内容到文字运用与胡适均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开始论战时便有人骂李敖在做“胡适的鹦鹉”，是专吃胡适饭的，只会写胡适的文章，拍他的马屁，另还有人认为李敖所发起的中西文化论战，其幕后策划者为胡适。

李敖虽然崇敬胡适，承继了胡适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并给胡适的历史地位作过最充分和最崇高的评价，但李敖的远大目标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傲骨狂思的性格还是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均与胡适有许多相异之处。如胡适生性温和，讲话婉转含蓄，而李敖追求的却是率真与痛快，只要是他认为错误的东西，均六亲不认加以激烈的抨击再抨击。胡适做学术研究与从政时不同，讲究“小心求证”，不喜欢把学术问题与政治扯在一起，而李敖研究学术的目的完全在于政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最感兴趣的是现实政治问题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基于这一点，他十分不满胡适“老是卖老货”，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看不惯。

对胡适研究较透的人如徐高阮，早就指出李敖的西化论不是出自胡适，而是受“全盘否定主义者”陈序经的影响。尤其是李敖受国民党的封杀、压迫和蹲大牢后，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对蒋介石藕断丝连，对官方温情脉脉，而是和国民党水火不容，因而他后来不再相信“淑世的改良主义”可争取到自由民主，反过来认为国民党是一头“毫无诚意”的“老虎”，一头绝不能与之谋皮的“老虎”，只有实行“精英抗暴”和“甘地式抗暴”，才能争取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基于这点，李敖声明：“我的父亲是他(胡适)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1960年1月12日，李敖在给启庆的信中表示了他“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的情绪，评价胡适，“简直可说失去他做思想家的地位了！世上不该有像他这样不进步的思想家”。他开始后悔过去写的那些过分赞扬胡适的文章，厌恶别人再把他和胡适深深地扯在一起，以至一听人家说李敖是胡适的信徒，他就恼火。

李敖由过去对胡适的“捧”到后来对他强烈不满，都不是作假，而是出于心平气和的“静观”结果。李敖要做热情、叛逆、勇敢的“战士”，而不愿做胡适那种钻故纸堆，“整天所卖的竟是一些‘饾饤琐碎’的旧货与霉货”的“院士”。“胡适之”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是属于“李敖之”这种愤世嫉俗的“厌世家”的另一个时代了。

未能魂归故里的遗憾

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往南港主持研究院院士会议，由于过度兴奋和激动，在酒会刚结束时便仰身倒下，后脑先碰着桌沿，紧接着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板上，从此再没醒过来。

事后，国民党官方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一百零三人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还亲自为胡适写了一副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蒋介石这一挽联是对胡适的生平和思想的极好写照。在普通人看来，胡适“戴博士帽，结旧式婚”就是遵从旧道德的表现。以他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整天泡在麻将里的旧式女子结婚，生活习惯难免南辕北辙。胡适以讲笑话的方式曾说过要将古时的女子“三从四德”的“四得” 改为现今男子的“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这里无疑包含有胡适自己的人生体验。这大概就是蒋介石所说的“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一个细节。

3月2日，胡适的公祭典礼过后，参加大殓发行者竟达三十万人之众。《联合报》记者姚凤磐次日在《哀乐声里灵车过》中曾用生动的文字记载了这一盛况：

从昨天中午12时起，极乐殡仪馆门前人潮麇集，人们在胡适博士灵堂传出阵阵公祭的哀乐声中，静静地伫立街旁，默默地等待一个历史镜头的出现。胡适博士，这位将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一代学人，“他又快要出来了”，人们轻轻地念着。不过，这次他先睡在素茵白花的灵车里，再走一段人间的道路……到3点钟，路旁的人越聚越多，万头攒动的人群里，有人含悲饮泣，有人静默致哀。此时阴霾的天气顿时云散天开，阳光照耀在人们的眼中、身上。风，吹拂着灵堂内外的挽联，白幔翻飞，哀乐声摧，胡博士的遗体被抬上了载着他再回南港的灵车。随着胡博士灵车的启行，人群也动了起来，大家都想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从殡仪馆的门口到松江路这一段地方，约有五六万人壅塞道旁，出殡行列以一辆挂着“胡适之先生之丧”的素车开道，治丧会原来不打算用警车开道的，但结果由于人潮汹涌，途之为塞，仍请一辆警方新购的开道护卫车走在最前面……

黑压压的人群像海浪般地簇拥着灵车，孝子胡祖望捧着灵牌走在灵车前面，头披黑纱的胡夫人则由人扶着。她的哭声立即引起万人的共鸣，虽然人潮拥挤，但胡夫人所到之处，大家都很礼貌地让开。不过，钱思亮、毛子水这些想护灵车前行的人则被挤在人群中。钱思亮的眼镜差点被挤掉，毛子水则被挤得摔了一跤！……由灵车起步处迤逦到松江路口，几乎道旁每一寸土地都是凭吊胡博士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贫富，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沉重哀痛。那个景象，那种场面，使人不觉对一个伟人在身后所能引起真正的同声一哭，发出由衷的礼赞。然而，这不过是博士出殡感人场面的开始。(转引自杨沐喜：《胡适的海外生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本文的某些材料均引自此书，特此说明)

胡适的墓地设在“中央研究院”附近的草木葱绿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之墓”，为国民党元老、也是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碑文作者为毛子水，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

胡适的身后虽然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可他去世后除遗下几大箱书籍及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未完稿外，留下的遗产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胡适死不瞑目的是晚年未能回故乡安徽绩溪，不能重游大陆山河，以致生前看到台湾的自然景观，就会与人谈起故乡的景色，每逢台湾过端午、中秋，也会谈起大陆的人情风俗。为了弥补生前未回大陆的遗憾，他在遗嘱中有一条是说将自己留存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全部捐赠给他洒过多年辛勤汗水、也使他一举成名的北京大学。

参考文献

韩妙玄：《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5年。

董大中：《李敖评传》，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

杨沐喜：《胡适的海外生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