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坛庆亲王 从“圣眷不衰”到“葬送清朝”

庆亲王奕劻，在波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堪称是“权势熏天”的人物。在晚清最后的岁月中，担任了首席内阁大臣以及内阁总理大臣。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可以说一直是“圣眷不衰”。然而，在许多晚清的遗老眼里，他又是亲手葬送了大清江山的家伙，这主要是因为他为了钱财，力荐袁世凯的复出，最后甚至在利益的驱使下，帮助袁世凯一起哄骗着隆裕太后退位。

奕劻的祖父是乾隆皇帝第17 子庆僖亲王永磷，父亲是永磷第6 子绵性。在晚清宗室当中，他算得上一位比较有权势的亲王。甚至成为晚清最后三个铁帽子王里的成员。另外两个是恭亲王奕？和醇亲王奕譞。奕？作为晚清最后的议政王，在晚清政局上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而醇亲王奕譞作为光绪皇帝的父亲，成为铁帽子王自然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奕劻本是宗室疏族，父亲还犯过事。这样的宗室，在晚清车载斗量，能混碗饭吃，已经不错了。但是他却一点点爬了上去，由辅国将军，贝子，贝勒，郡王，亲王，最后成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自己是首席军机大臣，儿子载振，一个纨绔子弟，也做到了商部尚书。晚清最后几年，外放的官员，不到他家送礼，即使得到了委任，也无法到任。

最关键是，庆亲王的贪腐几乎人尽皆知。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当时的人们还戏称庆王府为“老庆记公司”。

既然奕劻贪得如此高调，为什么还能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到核心，并且一直屹立不倒？究其原因，还是来自于慈禧太后对其的信任与重用，当然还有他对慈禧喜好的把控与奉迎。

慈禧在咸丰年间与其弟桂祥通信，常由奕劻代为捉笔，奕劻虽无学问，却写得一手好字，深得慈禧的好感。而他真正开始被重用，主要是由于慈禧与恭亲王奕？的博弈与争斗。1884年(光绪十年)，慈禧太后再一次罢斥了已经与其争斗多年的恭亲王奕？，本无实权的奕劻因缘得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并进封庆郡王。中法战争暴露出中国海防力量空虚。事后清政府总结教训，提出“大治水师”的方针。清廷于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日(1885 年10 月13 日)谕命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奕劻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第二年，命奕劻在内廷行走。十三年，奕劻代表清政府与法国代表在北京签署了续议商务专条和续议界务专条，中国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和蛮耗为商埠。光绪二十年(1894 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懿旨封奕劻为庆亲王。

戊戌政变以后，朝野排外之风甚烈。奕劻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反对不加区别地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他在二十六年的一份奏折中称涌入京城的义和团是“外来奸民”，说他们“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拳，“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藉端煽动”，并说北京洋人教士很多，“亟应设法保护使馆教堂，弹压地面，并访拿匪徒传授拳会暨匿名揭帖之人，获案究办，以免别生衅端”。

奕劻的态度引起义和团愤恨，称他为“二毛子”、“天主翁”。天津的一张揭帖警告奕劻：“你若不改过，悔之晚也”。朝中载漪等人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口号。龙指光绪，虎指奕劻与李鸿章。

载漪这个人人的地位不容小觑，他差一点就成了晚清第二个“醇亲王”。戊戌年后，慈禧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并且希望可以换掉光绪，于是就立了一个大阿哥，意思就是储君。而大阿哥的人选就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载漪在义和团的事情上，几乎是“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因此，载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奕劻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奕劻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

当然，最后义和团失败了，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老佛爷带着大大小小的一群人开始了逃难。把京城的烂摊子留给了庆亲王和李鸿章。

两广总督李鸿章受命为议和全权代表，到上海后即滞留观望，迟迟不行。太后等西逃之后，大学士崑冈等人与总税务司赫德商议如何善后。赫德认为议和之事，李鸿章来不来无关紧要，但奕劻必须“急速回京”，因他在总理衙门多年，“谨慎平和，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庆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光绪等接到崑冈等的奏折，发布上谕，“著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又明降谕旨，授奕劻为议和全权大臣，“会同李鸿章妥商应议事宜”。二人虽同为全权大臣，但大事皆决于李鸿章。两人列名给西安行在的电奏，都是李拍发之后，“始知照庆邸”。为此，二人之间还闹了些矛盾。《辛丑条约》签字仪式在西班牙公使馆举行。奕劻在答词中对各国代表的“友好意愿”和“让步”表示感谢，并保证义和团运动那样的事件以后“决不会再发生”。

按《议和大纲》第十二款规定，清政府谕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以庆亲王奕劻为外务部总理大臣。因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奕劻的地位和权力进一步加强。慈禧、光绪等由西安返抵开封，奕劻也于同日赶到迎驾，懿旨赐奕劻在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并“赏食亲王双俸”，以资奖励。

1903年，荣禄病死，袁世凯得知奕劻将到军机处任职，立即派亲信杨士琦给奕劻送去1张10万两的银票。奕劻假意推辞。杨士琦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钱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听了这番话，奕劻欣然收下了银票。此后，袁世凯对奕劻“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供奉不断。袁世凯还和小自己17岁的奕劻长子载振结拜为兄弟，与奕劻套近乎。

奕劻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盼，在荣禄病故的翌日即被谕命为军机大臣。奕劻身兼数要职，内有太后之宠，外有袁氏之助，权位日隆。

奕劻做事，善于猜测慈禧风向，“荣辱忽焉，皆在圣意”，慈禧对其很信任。与八国联军打过一仗之后，慈禧有些心灰意冷，日常政事由奕劻主持。而奕劻则视袁世凯为最可信赖的人，时常向他问计。奕劻、袁世凯两人的势力迅速膨胀，投靠奕劻父子、袁世凯门下成了不少人升官发财的捷径。

在清末最后十年中，奕劻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一个掌朝，一个掌军，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个“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军政，大半北洋。甚至于袁世凯在1909年下台，也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军事上的垄断地位，这无疑是为清朝的灭亡备好了掘墓人。

奕劻也不是总顺风顺水的，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朝廷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江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请假躲避。

经历了这两次风云的奕劻并没有收敛起自己贪腐野心，虽如此还照样圣眷不衰，不仅得到了“铁帽子”，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光绪三十四(1908)年后的慈禧太后一病不起，开始准备身后之事。上谕授载沣为摄政王，并命将其三岁的儿子溥仪抱宫内教养。溥仪即帝位，优赏奕劻“亲王世袭罔替”。后来因为受江春霖弹劾的缘故，其心腹袁世凯被免去一切职务，让他“回籍养疴”，庆亲王的权势也大为减弱。宣统元年(1909 年)六月，奕劻被开去管理陆军部事务之职，载涛任军谘府大臣，掌管陆军。年底又开去奕劻陆军贵胄学堂差使，以贝勒载润接替之。翌年第一次国会请愿时，奕劻曾对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三年(1911 年)清廷正式宣布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

武昌起义爆发后，举朝人心惶惶。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与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第一个想到能挽回局势的，就是袁世凯。而能说服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的，也只有奕劻。1911年10月14日，由奕劻提议起用袁世凯，那桐、徐世昌随声附和。不久，袁世凯代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奕劻改任弼德院总裁。

此时载沣虽被架空，但毕竟还是监国摄政王，也是海陆军大元帅，拥有管辖调遣禁卫军之权，仍然对袁世凯构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彻底除掉这个障碍，袁世凯伙同奕劻，告诉隆裕、载沣，“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隆裕问：“可否求外国人帮助？”奕劻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了两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劝说，他们才表示，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他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在奕劻、袁世凯的哄骗之下，隆裕让载沣退出监国摄政王之位。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拥兵自重，琢磨着如何能让小皇帝退位，而他当时逼宫时拉拢了两个人，一个是隆裕太后身边的当红太监小德张，另一个就是庆亲王。为了能让他们劝服隆裕太后甘心退位，袁世凯向他们二人各自行贿了300万两银子。

奕劻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对隆裕说：“革命军队已有5万之众，我军前将士皆无战意。”又对载沣说：“全国已去大半，幸能偏安，亦难持久。果能融合满汉，改良政体，似不妨和衷商办。若因固执而至决裂，则满人均为我一家所累。”载沣闻言，放声大哭。

1912年1月17日御前会议上，奕劻、溥伦主张自行退位，颁布共和，奕劻说：“要想保全皇室，除了走共和的道路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好办法。”但溥伟、载泽坚决反对，没有结果。第二天再开御前会议，仍无结果。会后，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等十余主战派前往庆邸，围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

1912年2月12日，清廷接受优待条件，宣布清帝退位。清廷大厦将倾之关键时刻，奕劻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这样评价奕劻：“以理内政，则内政无不荒，以理外交，则外交无不败……奕劻于皇族中，固断送满清之第一罪人矣。”

清帝退位后，奕劻迁居天津。凭借多年积累的不义之财，奕劻在那里度过了优裕闲适的6年时光，于1918年病死寓中。而他大多留给后人的，是他在晚清时期的巨贪形象，在1911年《泰晤士报》刊发《庆亲王外传》一文中曾爆料称庆亲王仅在汇丰银行一地的存款，就达到200万两之巨。奕劻去世后，其家人请求谥号。末代皇帝溥仪本想给奕劻“谬”，“丑”、“幽”、“厉”等恶谥，但最终采纳上书房意见，给了一个“密”字，意思是让他“追补前过”，在清代亲王谥号中，“密”是最差的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