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师爷左宗棠为何自比诸葛亮 后人多为名医

这两副对联表明，虽然他隐居此间，但其志并未稍减，和当年诸葛孔明一样，一直在盼望着干一番大事业，无奈时运不济，只有长叹。左宗棠在给人的书信的落款处也常常自署"今亮"。

很多人由他而起，出自他的门下，从此飞黄腾达，扬名古今;很多人一生忠诚地伴其左右，为了他和他们的事业出谋划策，鼎力相助，死而后已;也有人曾经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学生，最后却弃他而去，甚至与他作对。这些人与曾国藩命运交织，既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又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巡抚张亮基爱才、为人坦诚，又极为清廉，故当时深受林则徐的喜爱。在林则徐的极力推荐下，张亮基不几年就位居巡抚。但他是个文官，不会带兵打仗，而且当时的绿营兵既没有打仗的能力，又爱搅事生非，靠不住。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样，虽然吏治腐败，但毕竟有这么一个清官在支撑台面。但不久，张亮基官位升了，到武昌代理湖广总督去了，好在他在长沙时做了一件大事，用计赚来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师爷"左宗棠，此后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作战，这位"师爷"在湖南多为他募集军饷，或为他招兵，支持颇大。

在曾国藩尚在湘乡时，太平军压逼长沙，张亮基想到了一个人，此人便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湖南人左宗棠。我们便先来说说这个人。

如果说刘蓉把曾国藩比做一只凤凰，那么左宗棠则确实是一条卧龙。在湖南士人间也流传着"三亮"之说。老亮罗泽南，小亮刘蓉，今亮便是左宗棠。"亮"就是指诸葛亮。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生于1812年，比曾国藩小一岁。21岁中举人，一生所学皆经世致用之学，然而此人却一直未能再登科第。第一次会试不中，第二次本来已被录取为第15名，但因为湖南名额太多，故一刷就把他给刷了下来，取为誉录，就是抄写员。左宗棠不屑，拂袖而归，到醴陵渌江书院讲学。道光十七年，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也是湖南人，他借江西阅兵之际回湖南省墓。此人是有清一代有名望的重臣，也是湖南士人仰慕的榜样。经过醴陵时，县令请左宗棠为陶澍下榻之地写一副对联。左宗棠是作联高手，一挥而就：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是有典故的。"春殿语从容"，是指道光十五年十一月，道光皇帝在乾清宫连续14次召见陶澍，并亲自为他少年读书的地方题匾"印心石屋"，此乃旷代殊荣，陶澍一直引以为豪。下联则表达了家乡士人对陶的景仰与期盼。因而，陶澍一见此联，赞叹不已，立即要见写对联之人。左宗棠本是一奇才，对这位家乡前辈也是仰慕已久，于是倾心请教，与陶澍畅谈一宵。陶自然对这位年仅26岁的家乡奇才另眼相看，同时预料他30年后一定会超过自己，遂定忘年之交。

左宗棠第三次会试依然落魄而归。在回家途中接到陶澍的信，要他前往南京，相托后事。原来此时的陶澍重病在身，想把自己的独子陶桄托孤于左，并要与左联姻。左感其知遇之恩，表示从此以后，再不参加考试，躬耕柳庄，以湘上农人终世。

未几陶澍谢世，左把他的独子接到安化老家隐居起来，并悉心教导。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左宗棠和许多人一样为避兵灾，迁到湘阴城东一带的东山白水洞隐居。

这个时候的左宗棠全然以诸葛亮自比。他有两副对联，其一曰：

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

另一曰：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两副对联表明，虽然他隐居此间，但其志并未稍减，和当年诸葛孔明一样，一直在盼望着干一番大事业，无奈时运不济，只有长叹。他在给人的书信的落款处也常常自署"今亮"。

张亮基刚来湖南时，时任贵州黎平知府的胡林翼(也是湖南人，和左齐名，同誉为中兴四大名臣，在后面我们会谈到此人)就写信给他，极力推荐左宗棠。信中说："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

但考虑到左心气很高，招之未必前来。再仿效"三顾茅庐"？又担心此人言过其实。左思右想之后，张亮基想出一奇招。

他派人送一书信给陶府陶公子，信里说，长沙危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陶家世受国恩，又系富户，理应为湖南官民之榜样，要求陶澍的儿子陶桄五日之内筹办十万两银子以供军需。陶家哪里拿得出十万两银子，于是不得已往湘阴搬请左宗棠。左视陶家公子如同自己儿子，哪里容得下官府欺压陶家，于是立即赶赴长沙。到得长沙陶府，张亮基早已派兵把陶公子"抓去"了。于是左宗棠又赶到巡抚衙门。到那里一看，方知中计。张亮基就这样巧妙地把左宗棠"赚"到了长沙。左感其诚，于是答应做他的"师爷"。张亮基此计，和当年曹操计赚徐庶，颇有相似之处，但曹操之计，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赚来了徐庶之身却赚不来其心。故张亮基在这一点上要比曹操高明得多。后张亮基去了武昌，左仍在骆秉章门下做师爷，而且一干就是八年。

"初出茅庐"，左宗棠第一计第一功，便是替张亮基募来了十来万两银子的军饷。继而指挥城内守兵，挡住了太平军的攻势。使得太平军数万人马围攻长沙八十余日而不能攻下，只好半夜渡过湘江，往岳阳去了。张亮基不由得叹曰：即便卧龙再世，也不过如此。

在左宗棠等人的建议下，张亮基又把曾国藩请到了长沙。此前，左宗棠与曾国藩已经相识。道光十九年，曾国藩进京在长沙小住，在郭嵩焘的介绍下，左宗棠拜访了曾国藩。大家兴致很高，左宗棠又颇有辩才，曾国藩此时已中进士，而左则仍是一举人。曾有意要嘲讽他一番，于是笑着说：

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

左宗棠不愧有诸葛亮之才，立即针锋相对：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左宗棠字季高，上面一联，巧妙地把左季高三字嵌了进去。下联则把曾国藩三字嵌了进去。笑话毕竟是笑话，但从中也看得出两人才干实不相上下。

曾国藩有了左宗棠这样的高才在身边，对他后来的沙场征战起了关键的作用。

后世研究历史的人都认为，道咸同光时期，大清帝国的气数己尽，故南有太平军，北有捻军，各地揭竿而起；而在沿海一带，又有英法等国联军步步紧逼，眼看着大厦将倾，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从洞庭湖以南走出来一大批不尚空谈，又能经邦济世的知识分子，大清帝国能借他们之力内平叛乱，外抚夷狄，足见大清帝国气数未尽。

不过，我这样说，许多人都会说我这观念太腐朽了。不忙，历史容不得观念作怪。事实上，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虽然满脑子忠于朝廷，但在思想意识深处，他们效忠的对象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国"这一概念的崛起。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希望"宁做太平狗，不为乱世人"，更何况这个时候内忧外患，国家一日不如一日，过去传统的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被时代的急潮唤醒，立功自不必说，保国护民的意识急剧膨胀。曾国藩说，自宋代以来，朝廷就被士大夫"劫持"，我看这"劫持"得好。即便皇帝再昏庸再糊涂，有了这批士大夫在，国家不会乱到哪里去。明代的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国家依然在士大夫手中运转，过去"国不可一日无主"的观念得以极大地改变。所以看一个政府的气数，不必看皇帝，要看这个政府的士大夫精神。

咸丰八年，皇帝在养心殿召见郭嵩焘。皇帝首先问他有没有打过仗，接着问他"天下大局宜如何办理"，当郭嵩焘谨慎地回以收拾残局当靠将帅与督抚合力同心之后，皇帝再次追问：究竟要从何处下手？此时的郭嵩焘仅仅只是翰林院一个翰林，而皇帝显示出来的却不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真切地关注时局。这样的皇帝，怎么说也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比起人人称赞的汉文帝，我看还要略胜一些。

当皇帝知道郭嵩焘与左宗棠是老乡，都是湘阴人时，皇帝便问左宗棠这个人才干如何？为什么不肯出来做官？左宗棠此时仍在长沙，自咸丰二年出山帮助湖南巡抚骆秉章办理军务，但至今仍只是一个"师爷"，按理不属于朝廷命官，而皇帝竟然知道他，记得他，竟然关心他的才干，关心他不出来做官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更进一步证明皇帝也不是历史上所说的那种不谙世事的混混。客观地说，至少也是一个求贤若渴的皇帝。

当皇帝从郭嵩焘口中得知左宗棠秉性刚直，是人中豪杰，极有血性，只要皇帝诚心相召，不可能不出来做官之后，皇帝就想委之以重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湖广总督官文一纸奏折，又让皇帝打消了这个念头，不仅如此，而且让皇帝勃然大怒。事情起因于发生在长沙的一件"小事"。其实说小又不小，至少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郭嵩焘说左宗棠秉性刚直，实际上可以换做另一种说法，就是那种志大才高的士大夫惯有的性格，脾气不好。秉性刚直的另一面就是脾气不好。左宗棠在长沙因为瞧不起一个叫做樊燮的总兵，故意使坏。一次，樊燮向骆秉章汇报情况之后，退至门口时，因为没跟左宗棠打招呼告辞，就被他大声地叫了回来。叫回来做什么？故意提了几个问题，樊燮回答不出，左宗棠便乘机发难，把他大骂了一通："王八蛋，滚出去。"骂了之后还踢了他一脚，于是两人当场撕打起来。

左宗棠打骂樊燮，前者有打人骂人的理由，后者也有被打被骂的原因。但是，作为一介士人，尤其是此时的左宗棠声名在外，甚至"简在帝心"了，做出这等事也确实有些出格。这个樊燮是湖北恩施人，他的儿子樊增祥还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儿子好，但是其父却不好。樊燮在永州总兵任上，官声极坏，其主要劣迹，时人归纳为两个字：贪，纵。永州地区防兵共二千余人，常驻城内约300人；日常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却有160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额，都由兵丁充任，薪水则从军费中支取。不仅如此，举凡日用绸缎、房屋装修，也都挪用军费。因此，樊总兵排场全拜贪污所赐。这是他贪的一面。樊总兵治军甚严，有违犯军令者，一概军棍从事；而部下多在其家当差，不免偶触家法，也是军棍从事。樊家演戏，某千总迟到，违反了他的规定，棍责数十；管理厨房的某外委千总烧煤过多，棍责数十；管理轿务的兵丁，因轿房灯具失修，棍责数十；樊总兵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某把总因故迟到，即在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这些情况都被反映到省里，"总管"一省军务吏事的左师爷闻之大怒，立即建议骆秉章参劾樊燮。自咸丰四年入幕以来，骆秉章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因此，骆秉章即上奏参劾樊燮。这件事还没完，就发生了左师爷打骂总兵之事。

樊总兵哪能咽得下这口恶气，于是便将此事告知了湖广总督官文，让官文参了一本。

皇帝读了此本，原本想重用左宗棠的想法，立刻被眼前那个不讲朝廷体面，嚣张跋扈，打骂朝廷命官的恶吏形象所赶跑了，批示官文查处，如若属实可就地正法。而樊总兵则正好与官文关系非同一般，本来在骆秉章参樊总兵时，官文也已上折保举樊总兵为湖南提督。正好，三件事凑到一起，热闹了。

官文接到批复的同时，胡林翼也知道了此事。我们知道胡林翼这个人极会做官又爱惜才，更兼左宗棠与胡林翼有亲戚关系--他的夫人与左宗棠的女婿同为陶澍的子女。得知此事后，胡林翼立即请求官文暂时不要去调查，一面立即向郭嵩焘告急，郭嵩焘便让潘祖荫上折力保。

于是一句经典名言就出现在这个潘祖荫的奏折里："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本来爱才心切的咸丰皇帝也被这两句话打动了，这样左宗棠方免去一劫。

这件事，也使左宗棠的声名更大更响了。

但左宗棠在长沙是待不下去了。做了八年师爷的左宗棠离开长沙准备前往京城，得知这一情况，胡林翼又来信劝阻，叫他此时不要去北京，毕竟此事还没有了。左宗棠便听其劝，南下来到曾国藩的军中。

这件事曾国藩当然也知道了，面对这个八年来一直在长沙为之筹兵筹饷鼎力支持，有大功于湘军的家乡才子，曾国藩很是客气，每天都要和他畅谈很久。

在曾国藩身边待了几个月之后，左宗棠也开始想一改无职无兵的尴尬局面，他与曾国藩商量，要求自己带一支军队。带军队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左宗棠本人来说，还是对曾国藩来说，都是件好事。然而，曾国藩竟然劝其不必"添此蛇足"。是担心左宗棠不宜带兵，怕将来弄出一个李元度来？还是更希望他在曾国藩幕中出谋划策，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让左宗棠亲冒矢石？不得而知。唐浩明先生认为，曾国藩可能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曾国藩心里还记着当年左宗棠对他破口大骂的情景，虽然时隔已久，但在曾国藩心里仍有阴影。二是他深知左宗棠的个性，岂肯听人指使？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师爷，连湖南巡抚都要听他的，曾国藩担心左宗棠在自己帐下自领一军，到头来自己都要听他的。

依我看，第一个考虑应该不大可能，曾国藩也不是那种鸡肠小肚之人，更何况他当年抛下湘军和江西战场回乡奔丧，自己都后悔了，左宗棠是骂的对呀，若不是听他一骂，曾的反省可能还要迟来一些。第二个考虑应该是实情。曾国藩无疑是有鉴于左宗棠的才识，又考虑到他的脾气，还真有点担心驾驭不了这位才大气粗的部属。而且，左宗棠的口才实实在曾国藩之上，曾国藩还说他不过。否则，就在曾国藩的几个得力干将先后弃世，正当用人之际，他岂有不乐意让左宗棠自领一军之理？

这个时候，皇帝也显示出他的大度和爱才心切来。皇帝分别向胡林翼和曾国藩征询如何使用左宗棠了。面对皇帝的询问，曾国藩虽然不像胡林翼那样，举贤不避其亲，为左宗棠大肆唱赞歌，但他也没有讲其不是，而且他明确回答，希望皇帝知道此人"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脾时局"。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国藩并没有坏左宗棠之大事，相反也是在玉成其事。

皇帝得到胡、曾的回复，当即命左宗棠回湖南招募军队，听从曾国藩调遣。

事实证明曾国藩不让左宗棠自领军队的考虑也是对的，左宗棠将他招募的军队别立一帜，称"楚军"，一开始就与湘军区别开来了，"湘"在过去还是属于"楚"的，名为受曾国藩调遣，实则想独立。不知道左宗棠的这一做法，是否考虑到了曾国藩的想法，抑或是有意要做给曾国藩看的呢？

后来，曾左的分途，其实在这里就埋下了伏笔。人们多怪曾国藩的做法对左宗棠不公，其实，从"楚军"命名即可看出两人的关系分裂的端倪。"楚军"之例一开，后来李鸿章如法炮制，自命其军为"淮军"。

论军事才能，左宗棠确实不在曾国藩之下，有了自己的军队，左宗棠从此沙场征战，连克得胜，奠定了他当世的功绩和后世的英名。

曾左友情的破裂，我始终认为，左宗棠应负更大的责任。本来做为曾国藩的部属，自树一帜的做法就有失人情；后来曾国荃打下南京，走脱了幼天王，被左宗棠得知，他不告诉曾国藩，竟然直接给皇帝上奏折，把此事捅了出去，这一做法就更不厚道。本来功高震主，更兼曾国藩己有奏折说幼天王已死，倘若皇帝怪罪下来，此事非同小可，难怪曾国藩从此不与他来往。为了消灾，曾国藩把左宗棠在打下杭州，让十万太平军从城中逃出之事也写在奏折里，不想，又遭到左宗棠的强烈反弹，两人交恶公开化。可见左宗棠在做人方面确实有些任性而为。

同治四年，太平军的残部退到广东，此时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左宗棠奉命南下节制福建、江西和广东三省军务。而广东兵力不足，无法独立防堵太平军入粤，加之，左宗棠所部在福建一带连挫太平军残部，迫使他们逃往广东。郭嵩焘见广东形势紧急，立即向左宗棠求援。而左宗棠竟然上奏要北上剿捻，不久其部果不入广东而折回上海。福建之贼虽平，而广东形势甚迫，看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郭嵩焘不禁感叹："季高此举，使人郁闷。"结果，进入广东的太平军连占了广东几个城市。见此形势，郭嵩焘只好上折请辞。然而，朝廷不仅不批准，反而罕见地指责他"负气"。与此同时左宗棠又雪上加霜，上疏说广东剿匪不力，要求朝廷严办广东督抚。朝廷看到广东形势不妙，命左宗棠驰援广东，不想左宗棠竟然要以撤换广东督抚为条件。郭嵩焘等被撤之后，左宗棠仍不入粤，继续上疏说广东如何贻误军情，最后使得郭嵩焘又受到严厉责备。面对这样一个不讲私情，甚至一点不顾及当年托请潘祖荫上折力保的面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自己，不仅在公文中四次指名参劾，而且在私函中极力诋毁自己的左宗棠，郭嵩焘也毫不隐瞒自己的不满，在给友人的信中予以痛斥。

左宗棠于得胜之际盛气凌人的做法，更让人不可理喻。本来让左宗棠节制三省就是郭嵩焘的奏疏，郭嵩焘得知皇帝批准，兴高采烈写信祝贺，不料，左宗棠竟然回信讥讽，并以教训的口气说郭嵩焘无能，"贻误各节，则昭明较著，无待察访也"。在另一封信中，又骂郭嵩焘"近于迂琐"。后来，左宗棠入广东，不仅当面斥责，而且屡次在信函中诮责于郭，郭嵩焘自言："左帅一信五咨，嘻笑怒骂，无所不备，乃使我等诸君同受此辱，可慨也！"自此终生不肯原谅左宗棠。

美籍学者汪荣祖在《走向世界的挫折》一书中认为，左对郭这种以怨报德的做法，是把郭嵩焘当做曾国藩的同志来发泄的。殊不知，左宗棠与郭嵩焘还是亲家。左宗棠死后，郭虽然前去吊唁，但心里仍然没有原谅他。"文襄不察事理，不究情势，用其铺张诡变之情，使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诬，其心亦太酷矣！"

从左对郭的态度来看，亦可见当年曾国藩的思虑与识人之远见。有记载说，左宗棠出身举人，所以后来做了闽浙总督和两江总督，接见属下时，总是先看其履历，先接见举人出身的，然后才接见进士出身者。他的理论便是举人优于进士论。从这里也可看出左宗棠的心理亦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阴暗面，或许正是这一阴暗面，导致了他先后与曾、郭交恶。

摘自：刘绪义著《历史给谁来酿酒：刘绪义品读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