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中的“义勇军”原型究竟是哪支队伍？

这支促使聂耳谱写出国歌的原型部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阎宝航先生1932年在《东北义勇军概况》中写道：“夫义勇军之起也，激于义愤……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当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

1933年2月的一天，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来到热河抗战前线慰问驻守在那里的抗日骑兵部队。在采访义勇军官兵时，他听到战士们正激情澎湃地高唱这首《义勇军誓词歌》，顿时热血汹涌，激发了强烈的创作灵感。1935年4月末，抗日烽火燃遍长城内外时，聂耳在几年前那首歌的启发下，终于为田汉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定稿。这就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这支促使聂耳谱写出国歌的原型部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阎宝航先生1932年在《东北义勇军概况》中写道：“夫义勇军之起也，激于义愤？？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当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家乡沦陷，中华危亡，历来不畏强暴的东北人民，揭竿而起，组建起多支抗日义勇军，以血身肉躯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决死相拼。白山黑水间，到处熊熊燃烧起抗日的烽火，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夜，虽有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时任东北军陆军独立第7旅620团团长的王铁汉，便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打响个人抗日第一枪;紧接着，辽宁盘山就成立了“讨日扶民救国军”， 主要领导者纪亭榭、蔡宝山、盖中华等人打响了东北民众抗日的第一枪，首倡“站前排，挺脊梁”的铁血抗战精神。盘山义勇军最多时达到两万多人，在辽南一带与日伪军进行了130余次殊死搏杀，令关东军司令部大为震惊。

这只是后来将近100多路东北义勇军中的一支。那么，《义勇军进行曲》中那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义勇军”， 究竟由什么人组成，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抗争，又书写了一部怎样激荡人心的历史？

击毙张学良堂弟汉奸张学成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初期，东北各阶层民众自发组织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他们没有系统的组织与统一的指挥，旗号繁多，各自为战，成分复杂。据学者研究，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军官兵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其他工人、学生占5%。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番号不一，且变换不定。

著名义勇军史研究者孔令波先生研究考证后认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鼎盛时(1932年夏秋)的总人数为55万人左右，其中包括辽宁省(含热河和内蒙古东部地区)27万，吉林省15万，黑龙江省13万，整个抗日过程中先后有100多万人参加义勇军。

东北义勇军在领导关系上大体有三个系统：东北军系统，救助国会系统，后援会系统。这里首先不能不提到张学良和东北义勇军复杂微妙的关系。

由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后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再加之日寇是张学良的杀父仇人，使他不能不对义勇军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他既怕因此招惹日军寻衅进攻，又怕因此导致蒋介石的不满，因此只能秘密地以各种名义掩护，暗中支持义勇军。他一方面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东北将领，不得使用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番号，只能以“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自称，另一方面则通过救国会系统拨出许多枪弹、被服和现款，转交给义勇军。他曾不断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助国会合作。义勇军将领来到北平，张学良都随时接见，大加慰勉。

如果按地域概述东北三省的义勇军特点，辽宁兴起最早，吉林战斗力较强，黑龙江省影响最大。

兴起最早的辽宁抗日义勇军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其主要人物黄显声是一位爱国将领，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曾率公安队和警察，在沈阳市区抗击日军，沈阳沦陷后，他率部撤至锦州待命。

为了组建民众抗日武装，黄显声在取得张学良将军的同意后，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制定了民众抗日武装《编委方案》，辽西各阶层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参加义勇军，杀奔抗日战场。东北抗日义勇军便首先在辽西大地勃然兴起，如燎原大火，势不可挡。黄显声主张：不管谁投降日寇当汉奸，都必须坚决消灭！连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叛变投敌，黄显声也亲赴北平面见张学良，在其大力支持下，最终在黑山将张学成这个卖国贼剿灭击毙。

吉林省义勇军与辽宁省不同，主要是以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为骨干，以民众和绿林武装为主体组成。“九一八”事变前，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回锦州为父治丧，将军政大权交给清室后裔、军署参谋长熙洽。谁知熙洽竟然开城纳降，叛国投敌。日军轻取长春，又兵不血刃占领吉林省城。

卖国贼熙洽在组织伪吉林省政府时，极力拉拢各驻军将领投降日寇，有一部分民族败类投敌附逆，而大部分爱国将领拒绝利诱，高举义旗抗日。这其中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虽然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吉林省义勇军与日伪军交战千余次，攻克城镇30余座，占据吉东13县广大地区。

打响抗日第一枪

在整个东北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则首推黑龙江省义勇军。1931年11月，在张学良不抵抗而将东北军撤往关内的情况下，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的大部，并直逼黑龙江省。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部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开始。英勇的抗日官兵在马占山、谢坷等将领率领下，奋起抗战。他们凭借简陋武器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仅江桥一役，歼灭日寇185人，打死打伤伪军七百余名，日寇入侵以来第一次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

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有领导、有组织地发起的抗日斗争第一枪。江桥抗战一时间成为最光彩夺目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因而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发展。

当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东北的关键时刻，东北义勇军在优势敌军面前，毫不示弱。1931年12月末，东北军放弃辽西地区撤入关内后，东北的抗日历史重担便全部落到义勇军的肩上。他们表达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我三千万民众，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

随后，各路义勇军便使用低劣武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收复失地。在漫长的寒冬，由于后援无继，东北苦寒的气候将义勇军战士们折磨得骨瘦如柴。1932年9月19日的《申报》披露了当时义勇军艰苦作战的状况：“因经费困难，一切殊感艰苦，故在前线作战之义军，粮食均由就地之民众供给，因之恒两三日不得一饱，尝以窝米为充饥之妙品。夜则露宿田野，是以患病者极多，失去战斗力不少？？伤者无以为医。”然而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东北义勇军依然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战斗频繁，四处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32年3月，日寇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这时，“国联调查团”也要来东北进行调查。为了用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向全世界表明东北人民推翻日伪殖民统治的决心，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命令辽宁义勇军攻打沈阳市。3月10日、3月28日，辽宁各路义勇军两次联合攻打沈阳市，后来在8月末的一次袭击中“竟攻入市内，一度占领东塔机场，烧毁敌机多架”。4月初，吉林自卫军集中5万兵力反攻哈尔滨市，逼近市郊，毙伤日伪军数千人。9月初，冯占海部吉林救国军联合各小股义勇军围攻吉林省城，一度攻入市内，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为之震动。

奇袭德胜门外第二监狱

在与日军的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义勇军英雄。

活动在辽东三角地带(今凤城、岫岩一带山区)的邓铁梅部队是坚持得最久的一支义勇军部队。当时任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是一位条血性十足的东北汉子。他不满政府无能，不甘心俯首做亡国奴，决心组织群众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以本溪警察为基础，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司令。随后，邓铁梅担任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军长。1934年5月，邓铁梅不幸被叛徒出卖落于敌手，敌人软硬兼施，万般劝诱，邓铁梅坚贞不屈，在狱中时常吟唱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最后挥毫写下“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含笑引颈，慷慨赴死。

邓铁梅牺牲后，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继承烈士的遗志，率领邓铁梅余部继续战斗在三角抗区。1935年6月，苗可秀又不幸负伤被俘，旋即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然而三角抗区的战旗并没有倒下，继由刘壮飞、阎生堂、白君实等人接续下来。这支队伍不屈不挠，坚持苦斗。一次次流血牺牲后，赵侗、纪亭榭、高鹏等人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

北平沦陷后，广大市民陷入绝望灰心之中。为了鼓舞民众的抗日信心，这支部队决定出师奏捷，干一件大事，让北平人民知道它的存在。不久，这支以学生为主的抗日武装，竟然夜袭德胜门外的“北平第二模范监狱”，轰动全国。

1937年8月22日夜，他们先打发一个小孩，叫他装作好奇跑到监狱跟前喊：“日本军官来了！日本军官来了！”接着就来了一伙冒充的日本军官和翻译，他们在门外故意高声地讲着日语，声称是日本司令部派来押解中国政治犯的。管狱士兵一听是日本司令部来的人，赶忙开门。赵侗、纪亭榭等人一拥而入，立即破坏警报器，割断电话线，缴获全部枪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顶上脑袋，看守人乖乖交出了钥匙。他们宣布：“我们是义勇军，凡是愿意抗日的可以跟我们走！”在狱的587名囚犯全部释放，其中约300人自愿参加他们的队伍。这之后，一批批要求加入游击队抗日的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来，队伍迅速壮大到1000多人。从此，“学生军”在平郊群众中遐迩驰名，开始与日寇正面作战。

9月8日的黑山扈战役，是国民抗日军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战斗使日军连续受挫，死伤累累，并且首次击落一架敌人的飞机，大大鼓舞了军民斗志，使侵略者的气焰首遭沉重打击。10月初，不甘失败的日寇动用一个旅团的兵力，出动12架飞机围攻游击队，日军伤亡惨重，国民抗日军安全突围，队伍一下发展到1500余人。

至此，国民抗日军声威大震，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连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也两次以大量篇幅报道国民抗日军的成立，奇袭德胜门外第二监狱以及黑山扈大捷的消息，指出国民抗日军“义声所播，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

在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史册上，还有成千上万个英雄的故事：首举义旗的高鹏振，“天狗司令”郑桂林，毁家纾难的唐聚伍？？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爱国者，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国难，英勇战斗，消灭了日军大批有生力量。据日伪官方统计的数字，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义勇军各部相继失败时，日伪军“战亡人数为6541名”，而实际情况大大高于这个被压缩了的数字。以至于日军的广懒将军胆战心惊地说：义勇军的顽强斗争，“竟至出乎余预料之外，这种‘讨伐’战争之剧烈情形，使我不期然回忆起日俄战争的情景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义勇军抗战就成了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东北义勇军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牵制日军人关兵力，从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

由于义勇军毕竟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义勇军队伍成分复杂，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相互之间不能有效地协同作战，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战斗消耗不能得到有效补充等等。因此在日伪军的大举进攻之下被各个击破，相继瓦解，绝大部分以失败告终。

但是，东北义勇军播下的抗日火种已呈现出燎原之势。1933年初，东北义勇军主力失败进关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挺身于危难之际，毅然决然地擎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的大旗，留在东北境内的义勇军余部大多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新的姿态继续进行着武装抗日斗争，直到迎来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