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戴笠心机极深的遗嘱 戴笠遗嘱写的什么

这份“遗嘱”可谓戴笠心机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看，戴笠那一化险为夷的妙招，是在无可奈何之中做出的自我保护之举。

事变前后情报失灵

戴笠嗅觉敏锐，心思缜密，为天生的特工人才。1932年3月，他被蒋介石指定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同年9月军事委员调查统计局成立时任二处处长。这位黄埔六期生后来居上，实职和权力一跃超过不少早他几期的黄埔学长。戴笠的二处为军警处，负责掌握各军队的动向，特别是对非中央军进行内部渗透、安插、收买、窃听等，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情报会迅速汇集，由他综合分析判断，随之做出相应措施。

东北军刚入陕时，由于兵力强盛，与西北杨虎城部有些摩擦，张、杨之间一度也有误会。后来在高崇民和中共的协调下，张、杨认识到他们之间如加深分歧，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为不被蒋各个击破，双方应团结一致，共促蒋介石加快抗日。

张、杨都是有心机的政治人物，为麻痹监视他们的特务，双方往来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时还故意暴露一些矛盾对立事件。这些举措，把戴笠和张、杨身边的晏道刚都蒙骗了，张、杨西安扣蒋事件得以顺利进行。

自12月8日张、杨决定兵谏后，东北军和西北军都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对于这些调配部署，戴笠的耳目竟毫无察觉和报告。

南京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最早是樊崧甫于12日下午3时许发出的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获知西安异动，戴笠如坐针毡，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呼叫，均如泥牛入海。直至次日，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才报告：张杨异动，校长被押，情况不明。而此时公开媒体都报出确切消息，张、杨《对时局宣言》也已在12月13日《解放日报》刊出;宋美龄已收到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连远在香港的宋子文也获知确情。这一切无疑是打了戴笠一记闷棍，他的情报机构全线失灵，他要获知西安的情况还得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

戴笠感到事态的严重。万一仗打起来，不但“校长”性命不保，他的人生之路也将发生重大逆转。“复兴社”头目文强对此时的戴笠有形象的回忆：“我记得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文强《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

自由之中立下“遗嘱”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转折点突然到来。宋子文12月21日从西安返京，即邀戴去他住处，告诉他将再返西安，并请他一道同去营救委员长。戴笠惊喜万分——宋子文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起用他。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郭增恺同乘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抵达时，已是傍晚。戴笠此行西安约为两天时间，从陆续披露的史料看，他没甚作为。张、杨也没有为难戴笠，反而给他很高的礼遇、自由的行动。或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城府深厚的戴笠触景生情，急中生计，在张学良公馆写下了一份“遗嘱”：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学良)寓地下室。”

这份“遗嘱”可谓戴笠心机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这份“遗嘱”虽未署日期，然从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领袖蒙难后十二日”句不难推算，当写于12月23日，戴笠到达西安仅仅还只一天。戴22日傍晚到达，24日离开，他在西安停留的时间再怎么算也不到两天整。那么，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来看戴笠这两天的活动：22日傍晚，赴西安众人抵达张学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龄去了蒋介石处，戴笠则随宋子文、蒋鼎文与张学良洽商有关西安之事的处理，此事见之于宋子文日记和蒋鼎文纪念集相关记载。是晚戴在张学良公馆用餐和住宿，同吃同住的还有蒋鼎文和“西北剿总”的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回忆》记述：“张(学良)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留戴笠、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蒋两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银行”。又据《蒋鼎文纪念集》载，宋子文也与蒋、戴一起住在张公馆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张、杨提出西安事变谈判建议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赶忙召蒋鼎文、戴笠共商对策。三人紧急会商后提出一个反建议书面方案，并报蒋介石批准，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记有较详细记述。反建议这种重要书面方案，讨论斟酌显见不可能一时三刻，且这一方案还要等待蒋介石批准后，三人才可决定或聚或散。而到了24日，戴笠则不辞而别离开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记作如是载：“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以上是三个亲历者记录他们与戴笠在一起的活动。

再来看戴笠此行的身份：戴笠是由宋子文提名，由张学良出面邀请的，是同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一样的南京方面的使者，实际上是代表南京方赴西安谈判的代表之一。宋子文12月21日日记载：“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的态度。二、由戴雨农(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我把我的决定通知张、杨，获其同意，且张(学良)给蒋夫人与戴(笠)写了信。”

经过如此官方商定程序奔赴西安，且是解决事变问题的关键时机，张学良不可能也不会拘禁一个南京所派的官方使者。

其三，张学良是一位重义守信，有点江湖侠义之人。孔祥熙、宋美龄、黄仁霖还是陈诚等都多次提及这一点。孔祥熙说：“张学良平素为人，素重信义。”(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黄仁霖说：“张学良虽然轻率鲁莽，却还是一位信守诺言的人。”(《黄仁霖细说西安事变》)宋美龄说：“余固知张学良之为人，不至如此(不守信义)，今更得证明矣。”(《宋美龄回忆录》)至于在对待当时南京所派，特别是由他出面所邀使者的接待诚意，陈诚《西安事变纪事》记录张学良的态度可予印证：“12月18日，今日张(学良)来，谓子文、墨三均拟来陕。一民(朱绍良)问张，他们来了，保能不失自由吗？张答，那我不能失信。”(陈诚著《西安事变回忆录》)以戴此时南京使者的身份，又事前征得张学良所同意，张不可能失信把戴笠监视扣押。

其四，从蒋鼎文和戴笠的自由行动来反证。这两天蒋鼎文除与戴一起参加了上面所述的相关谈判和商讨，还共住在张学良公馆地下室(包括宋子文)。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只是蒋鼎文比戴笠多了会访陈诚，面见蒋百里，会见周恩来，其余时间宋、蒋、戴等都是集体商讨对策和活动。难以设想，对同住一屋的几个大员，一个让他有合适的行动自由，一个会去做“离死不远”的囚徒式看管？客观事实也说明，张、杨没有对戴笠这样做。

其五，如前所述，戴笠与“二宋”同来，且戴是宋子文向张学良推荐并获张同意所来西安之人。按照张、宋的关系，即或张有除戴之想，在这特定情况下，张也要看在“二宋”的面上，何况这时候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在即，阎王都要放了，何必再杀戴笠这种小鬼？

其六，还有史料证明张学良对戴笠这趟西安之行不但不作“囚徒”监管，还予以相当礼遇。五十多年后，张学良89岁在美国接待郭冠英访问，郭对张旧事重提：“您在西安事变时，对戴笠不错啊！”张学良默然无语。(《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郭冠英著录)

“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假如事实真如戴笠所述“离死不远”，那末戴笠就是死囚监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参加谈判，不可能参加会商，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离开西安。须知，其时张、杨若要为难你，或要除掉你，就像除掉笼中之鸟一样容易。

实情仅是遭张嘲弄

张学良当年为什么同意宋子文把戴笠带来西安，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晚年张的口述中，似乎是对戴笠的特务行径有所不满，这位公子哥儿出身的政治家在纵情地戏谑这位不可一世的特工王。

还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即8月底，在西安的特务们不通过张学良，就抓捕了张身边的人，包括东北大学的学生宋黎、马绍周和关时润等。张愤然道：“捉人居然捉到我的头上来了！”于是乘机武力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收缴到特务们汇报的关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报，及有关于张学良本人的。这次行动羞辱了CC和戴笠们的卑劣行径。戴笠这次到西安，张学良给他一个小小的下马威。

其后，张学良语带机锋地问戴笠：“老戴，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我与杨司令搞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戴笠一脸茫然，嗫嚅半晌回答道：“我们从来不对副司令做特务工作啊！”(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

戴笠短短两天的西安之行，借所谓“遗嘱”来表忠心。为了自我保护，转移失职之过，他竟违背实情，矫揉造出如此“大作”，其心机之深，可谓无以复加。而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戴笠在南京俨然以功臣自居，与郑介民等弹冠相庆。

戴笠也许没有想到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陈诚以及曾扩情等都会有各种文字通过不同渠道披露出来，稍稍梳理分析就可知当时的基本真相。这些角度不同且无意之中的记述，并非针对戴笠而写，然通过对照佐证，可以还原当时情况，足证戴笠的“遗嘱”是沽名掩世的“遗作”。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代特务天王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历史笑柄，供后人茶余饭后把玩。可见要掩饰历史实情，有时也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