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武帝会颇受诟病 重用酷吏导致国进民退

汉武帝的优秀继承人，他的曾孙汉宣帝曾一语道破汉朝政治的实质：“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王道，即儒家宣扬的以道德礼义教化为核心的仁政，它只是汉朝施政的一方面，而霸道，即以严刑峻法为核心的法家则为施政的另一方面。更进一步说，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外儒内法，即以儒家作为装饰，以法家为核心才是汉朝真正的施政方针。

“外施仁义”只不过是汉武帝表面上倡导的意识形态，官方的宣传，如果真的相信了未免太过天真。法家严刑峻法，令行禁止，信赏必罚，效率高，组织、动员性强，才能满足汉武帝的多欲，也符合他的行为处事风格，因此汉武帝重用酷吏是理所当然的，张汤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张汤从小就喜欢审案，是这方面的天才。他先后被周阳侯田胜、武安侯丞相田蚡兄弟俩推荐给了汉武帝。他在处理陈皇后巫蛊案件时穷追党羽，被汉武帝赏识提拔为太中大夫，与另一位酷吏赵禹一起制定各种法律条文，力求严厉细密，对官吏尤为严苛。张汤将赵禹看作兄长，两人关系很好。赵禹为人廉洁、倨傲，不养食客，也不与公卿大臣有私人来往，暗中追查官员们的罪行，后来升任少府。以前赵禹是丞相周亚夫的下属，丞相府中的同事都称赞他清廉、公平，然而周亚夫却不重用他，认为他虽然非常能干，无人能及，但是深文周纳，行事严苛，不能重用，后来赵禹升任九卿后，行事果然如周亚夫所料。

张汤、赵禹共制订的律、令总共有359章，大辟(斩首)罪409条，案例1882件，判处死罪的参照案例多达13472件。法令文书堆满房间，法官也看不完。没人能完全掌握如此庞杂的法律，正好给了酷吏们上下其手，玩弄法律条文、制造冤假错案的机会[2]。

张汤升为廷尉，位列九卿后，与天下名士大夫来往，虽然内心里他对这些人很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装作很仰慕。当时汉武帝喜欢儒学，因此张汤也想投其所好，审案也要附会古代的经典，还请专门研究《尚书》、《春秋》的博士充当他的下属帮助断案。张汤在上奏疑难事件时，必定预先为汉武帝分析案件的原委，得到了肯定，就将汉武帝的意见制定为法律条文，以宣扬他的圣明;奏事被批评，张汤就谢罪，然后揣摩汉武帝的意见，说他的下属们也是这个意见，但是因为自己愚笨，不加采纳才弄错了，因此常常被宽恕;如果奏事受到表扬，张汤也说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听取了下属意见的缘故。张汤要推荐某人，就会扬其善掩其过。如果汉武帝想要治某人的罪，张汤就会穷治;如果汉武帝想要赦免某人，他就会与下属想着法子减轻其罪行。如果审问的罪犯是豪强大户，张汤必定曲解法律条文严厉治罪;如果审问的对象是弱势底层，他就去见汉武帝为其减轻罪行。

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尊敬礼貌，经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饮食;对于故人子弟无论是当官还是贫穷的都照顾得很周到，更是不避寒暑拜访高官;所以张汤虽然审案严刑峻法且并不公平，但在官场的声誉却很好。他的下属们虽然执法严酷，却依附于那些儒学之士，因此儒学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张汤。两千多年前的人们也知道披一层儒学的皮能掩盖自己的本质，以博取好名声，如同现在大把的所谓“儒商”、“儒官”。

张汤在办理淮南、衡山、江都三位诸侯王的谋反案时，不留余地，穷追猛打，株连杀掉了好几万人。汉武帝原本不想追究卷入此案的庄助与伍被，张汤却一反自己事事逢迎的习惯，力争将这两人处死，他多次通过类似的手段清除掉同事，用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汉武帝因此认为他秉公执法，既忠心又能干，将他提拔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

匈奴浑邪王等部投降汉朝后，又大举发兵征伐匈奴，正逢山东地区水旱灾害，灾民流离失所，全部需要政府接济，文景以来的国库积蓄为之一空，甚至连跟随卫青、霍去病北伐的士兵薪水都发不出[3]。于是张汤又秉呈汉武帝意旨，主持国家的经济工作，改变了汉文帝制定的经济自由主义、藏富于民的方针，而是采用了“国进民退”的新经济政策，铸造白金及五铢钱，以获取铸币税，又将天下的盐业、铁矿冶炼业收归国有，由国家垄断其生产与买卖，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打击富裕阶级与中产阶级。

元狩四年(公元前117年)任命齐国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的铁商孔仅为大农丞(大农的属官)，主管盐、铁生产、经营事务，而洛阳商人出身的侍中桑弘羊因精于计算也参与筹划，三人对于经营、敛财都非常精通。盐铁专营的方案就此确定，认为山、海的资源都是属于皇帝的，因此盐、铁要由政府专营，如果有人违反私人经营，不仅要没收他们的生产器具，还要砍掉他们的左脚。于是又任命了很多商人充当官吏便于垄断盐铁生产、经营。但是由于垄断，缺乏市场竞争，政府所属的治铁工厂制造的产品质量低劣，却价格高昂，还要强迫民众购买。

同年，汉武帝命令少府铸造白金币，所谓的白金就是白银，但还掺杂了锡，以龙、马、龟为纹样，号称“白金三品”，规定其价值分别为三千钱、五百钱、三百钱，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盘剥行为;同时又铸造发行了三铢钱[4]，但仅过了几个月，主管部门认为三铢钱太过轻薄，容易被盗铸，于是又命令各郡国铸造五铢钱;虽然法律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但仍然是“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5]。自从铸造白金、五铢钱后的几年内，因犯盗铸犯法者太多，无法全部诛杀，吏民盗铸金钱应该判处死罪，并被赦免的就达数十万人。汉武帝又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巡视各郡国，举报盗铸钱币谋利的豪强富商以及太守、诸侯国相。为了确保新经济政策的顺利推行，汉武帝重用御史大夫张汤，又提拔减宣、杜周、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一帮酷吏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的主要助手)、九卿，派遣直指(特派员)巡视各地。

为了尽量敛聚钱财，汉武帝与张汤想出了一个创意，用皇家园林中饲养的白鹿皮制成皮币，价值40万钱，并规定王、侯、宗室朝见时，必须交纳皮币。这实际上是纸币发行的开端，但这种皮币却因面值太高，无法流通，只是盘剥诸侯的一种手段。大农(主管国家财政的九卿)颜异为人清廉、正直，他对发行皮币有异议，认为以前王侯朝贺时只需要交纳价值数千钱的仓璧，而现在却要交纳价值四十万钱的皮币，这很不合理。汉武帝听了不高兴，一向与颜异有矛盾的张汤抓住机会，以腹诽的罪名处死了颜异，此后腹诽罪竟然成了法律条文，许多公卿大臣因恐惧，只好对张汤阿谀奉承。

汉初即规定要交纳财产税，即具有一万钱(折合金一斤)以上的人家全部征收高额的财产税，号称“訾(赀)算”，每一万钱征收一算即120钱，税率为1.2%。汉武帝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增收车船税，后一度废除，又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恢复。由于车船税打击了商品贸易，引起物价上涨。汉朝原来有征对商人的现金税“算缗”，一缗为一千钱，即规定每一千钱财产抽税一算20钱，税率为2%，因为财政紧张，元狩四年汉武帝决定提高税率，将商人囤积的所有货物折成钱抽税，税率高达6%。为了切实执行，还规定如果报税不全、不实，本人被罚戍边一年，财 全部没收;揭发者得到全部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有商人户籍的人如果冒用农民户籍占田地，财产全部没收。

新征税方法出台后，商人当然不愿意老老实实交税，而是隐匿财产，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又任命杨可负责“告缗”，即发动天下人告发逃税，可得其一半财产，中等商人以上者大都被告，大多由杜周负责审理，基本上被从重治罪。汉武帝又分别派遣御史、廷尉、正监前往各郡国搜罗缗钱，获得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并没收了很多住宅。于是中等商人以上者大多破产，于是民间有钱就尽情消费，不敢再积蓄家业，而政府通过垄断盐、铁的生产、贸易，以及收取高额的财产税变得富足。

张汤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中心目的是为了打击各地豪强、地主、富人，他通过玩弄法律条文来达到目的，因此深受汉武帝宠信，他每次朝见奏事，讨论国家财政问题，经常是到偏傍晚，以至汉武帝都忘记了吃饭。当时丞相只是备位充数，天下大事都取决于张汤。百姓不能安定生活，天下骚动;政府做的事还未产生利益，就被奸吏们侵占，于是又用严刑峻法惩罚奸吏，因此从公卿以下到普通百姓的所有阶层都痛恨张汤。但张汤却非常受宠，他生了病，汉武帝还亲自去探视，因此包括汲黯在内的任何人向汉武帝揭发张汤奸诈都没用。

但由于张汤得罪人实在太多，并威胁了丞相庄青翟的地位，因此他的三位长史共同设计陷害了他，汉武帝派他的好友赵禹审问他。赵禹责怪他说：“你自己审案杀了多少人？现在你的罪状都有根有据，皇帝也很重视你的案子，你还辩解什么呢？”张汤一听上书谢罪：“我没有尺寸功，从刀笔吏发家，被陛下宠幸位列三公，不应该开脱自己的罪行。然而陷害我的是丞相的三位长史”，随即自杀。死后发现张汤家中只有汉武帝赏赐的五百金财产;他的母亲认为儿子是被诬陷而死，不能厚葬，只用一辆牛车载着没有外棺的棺木安葬。汉武帝听说此事后感叹：“非此母不能生此子。”随后杀了诬告张汤的三位长史，丞相庄青翟也因而自杀。

张汤是酷吏的典型，也是平民精英的代表，他没有背景，没有势力，一切权力全部来源于皇帝;他为人清廉，聪明机智，精明强干，从普通一个刀笔吏被汉武帝破格提拔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实际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丞相;他只忠于汉武帝个人，一切秉承汉武帝的意志而行事，法律条文只不过是表面的修饰，可以任意修改、曲解、制定。对于汉武帝个人来说，张汤非常忠诚，尽心尽力，恪尽职守，可以高效地完成一切指派的艰巨任务，不怕得罪任何人，可以克服一切阻力，是汉武帝施行个人独裁统治的最得力、最贴心的工具，这也正是汉武帝重用酷吏的本意。除了皇帝的意志，酷吏不应该有个人的原则，是非曲直，黑白美丑，甚至没有个人的利益，而是一切为了皇帝，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皇帝的事业。所以被张汤当成兄长的赵禹在审问他时也同样铁面无私，不为他开脱，且不论他的罪行是否属实，这才是一名合格的酷吏，一名优秀的皇帝战士。

独裁者最喜欢用这样的人，不，这样的工具。皇帝则将些脏活、累活推给酷吏去做，当他们失去利用价值后，皇帝再将他们扔出去牺牲，还能邀买所谓的民心，民众还会一片叫好“圣上英明”！这样的人皇帝怎么会不喜欢？当然，并非所有酷吏都像张汤那样不讲个人物质利益，只当一名优秀的皇帝战士，甘于当皇帝的工具。杜周、王舒温等人在严刑峻法打击别人的同时也不忘捞钱，他们都变成了巨富，不过他们的家产会被查抄没收，最终也是沦为皇帝敛财的工具。

另一位著名酷吏杜周一语道破天机，当有人说他不遵守法律条文，而专以皇帝的意志审案时，他却回答：“法律条文又是来源于哪里？它们就是来自于皇帝的意志嘛。”汉文帝本人对司法很尊重，到了汉武帝时期司法已经成为皇帝本人意志的工具。在专制社会，缺乏有效制约，司法独立完全是一种奢谈，完全取决于统治者本人的意愿。汉文帝克制欲望，自我约束力强，司法相对就独立些;汉武帝欲望强烈，个人膨胀，司法就沦为他个人意志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