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王后：巴列维王朝覆灭与伊斯兰共和国崛起
法拉赫·巴列维，伊朗的末代王后，她美丽而又优雅，从容而又高贵，波斯美女精致的面庞加上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使她的气度举止丝毫不逊于欧洲各国的王室，甚至可以比肩童话故事中的人物，给平凡的人们以无限的遐想。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女性曾经是伊朗半边天的化身和象征，母仪天下长达二十年之久。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毛拉们的妻子恐怕只能以头巾和面罩示人了吧。
如今，法拉赫王后已经流亡国外三十三载，时而客居华府，时而客居巴黎，她年轻时曾在这座城市学习建筑。最初的流亡生活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迫于压力不敢接纳他们，她的沙阿(Shah波斯语：国王)，礼萨·巴列维，在伊斯兰革命一年之后就因病客死他乡。多年之后，这位坚强的女人又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她的一双儿女先后因为抑郁症自杀。不过时至今日，年迈的王后仍然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虽然伊斯兰共和国在成立时就取消了王室所有的头衔，至少在海外伊朗流亡者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反对者眼中，她仍然是伊朗王后，是那个古老国家的象征。西方的媒体与政府机关对她依旧以王后陛下相称，她也时不时地出现在欧洲各国王室的婚礼和庆典上。
法拉赫王后的命运是一出悲剧，身为一国之母给她带来的痛苦恐怕远远大于幸福。悲剧每天都在上演，但多数并不引人瞩目。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之所以独领风骚一百年，恐怕因为那是高富帅们的悲剧，是社会名流的悲剧，是大英帝国的悲剧，是那个黄金时代的悲剧。有些悲剧要比其他的更精彩些，尤其是当它属于王室的时候，因为王室的命运自然会被与国运和时代这样的宏大叙事联系起来，交织起来。就像那可怜的罗曼诺夫一家，被布尔什维克无情地屠戮灭门，如今他们却成了官方承认的义人和殉道者，成了俄罗斯人集体记忆中那个不那么坏的时代的留存，成了那个欧洲般贵气的俄罗斯的象征。他们手上的鲜血，他们失败的国家管理，都在时间的荡涤中褪了色，在人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愤恨中显得无足轻重了。巴列维家族何尝不是另一个罗曼诺夫？只不过沙阿比沙皇开明得多，不幸的是他继承的国家比俄罗斯更贫穷，更落后，更愚昧。他们的取而代之者，列宁和毛拉们，倒是可以等量齐观。
老巴列维，伊朗的凯末尔
1938年，法拉赫王后出生在伊朗上流社会一个军官家庭，当时的沙阿是雄心勃勃的老巴列维，她未来丈夫的父王。老巴列维，一言以蔽之，就是伊朗的凯末尔，军人出身，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对伊斯兰教并无好感，醉心于效仿西方的现代化改革。老巴列维在位的十六年，废除了伊斯兰教法，颁布西式法律，建立现代学校和大学，修建铁路公路电报电话，公派大量留学生赴欧洲留学，极力提升妇女地位，禁止女人戴面罩。老巴列维还同情犹太人，允许犹太人从事原来被禁止的职业，允许他们迁出贫民窟自由定居，在伊朗犹太人眼里，老巴列维沙阿的地位仅次于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但是伊朗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神职人员，也就是毛拉们，对老沙阿十分不满，因为巴列维推行的政策几乎全是不利于他们甚至公然反对他们的。为了镇压宗教势力，老巴列维曾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的居住地库姆，公然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仗抽打一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可以说，巴列维王朝创立伊始，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就是对立的，世俗王权与伊斯兰神权水火难容，几十年之后，老沙阿创下的基业也正是毁在了毛拉们手上。尽管老巴列维沙阿非常努力地学习西方，但是伊朗的起点之低不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所能决定的，同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一样，古代波斯帝国的继承者伊朗，当时也是十分的贫困和落后，民众愚昧，统治阶层腐朽守旧，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毛拉们作为先知的继承人和和真主在人间的代言人，仍然掌握着国家的命脉。
老巴列维不太信任英国，所以同德国关系暧昧，二战期间，盟军逼伊朗站队，老巴列维保持中立，拒不驱逐在伊朗工作的德国技术人员。因此，英苏联军1941年进入伊朗，逼迫老巴列维退位，使得礼萨·巴列维得以继承王位，成为新一代伊朗沙阿。而此时伊朗的政治现代化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政党得以发展，1944年议会举行了公正的选举，礼萨·巴列维登基后基本上是一位君主立宪的虚位君主，并无实权。1948年，年仅十岁的法拉赫就经历了丧父之痛，家庭经济变得拮据，但上流社会的背景仍然能够保证她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先是在德黑兰的一家意大利语学校上学，两年之后转入一家法语学校，在校期间，她热爱运动，并且担任了校女子篮球队的队长，毕业后赴巴黎学习建筑，她的一生从此便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匹夫无罪，怀璧有罪，成无石油，败因石油
在二战之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基本都集中在东亚，数来数去，也就是韩国、新加坡、台湾和西亚的以色列，这几个国家有一个共性：缺乏自然资源，尤其缺乏石油。而伊斯兰世界唯一实现政教分离和稳定民主的国家土耳其，也不是石油出产大户。反观那些石油蕴藏丰富的国家，伊拉克，伊朗，沙特，叙利亚，利比亚，要么政治经济皆失败，要么穷的就剩钱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塌糊涂。整个中东几乎就是一个坐在石油上的火药桶，成为整个世界动荡的中心和恐怖主义的策源地。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我的随意归纳。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有罪”，类似的寓言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故事中都出现过。血钻的故事恐怕也是家喻户晓。储量丰富的石油，不但没有助后发国家现代化一臂之力，反而成为了这些前现代国家摆脱不掉的梦魇。有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前现代国家缺乏和平的政治博弈机制，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国内的各个政治力量都希望获得石油带来的利益，都想吞掉这块肥肉，这就造成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动荡。再加上二战后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石油资源国有化的尝试屡见不鲜，这就伤害了先前投资于石油勘探和开发的西方大国的利益，使得中东国家与西方大国关系紧张，造成了对石油输出国险恶的国际环境。纵观二战后腾飞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些国家莫不是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如纺织业起家，充分地吸纳劳动力，增加就业，保证政治稳定的同时快速地提高国民所得，而后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子，造船，汽车工业转型才取得成功的。在这一过程中，新兴国家中产阶级崛起壮大，稳定民主条件形成，最后水到渠成，政治经济双丰收，腿也直了，腰杆儿也硬了，头也抬起来了。
而那些单纯资源出口型国家，比如石油输出国，本来就信绿教不让计划生育，二战之后随着抗生素的推广和医疗技术的提高，人口迅速增长，并且呈现年轻化的态势。石油行业又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吸纳多少就业人口。此外，由于石油这种硬通货的出口，造成石油输出国的汇率居高不下，这样就打压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存空间，一来无法解决就业问题，二来石油业的利润只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无法迅速提高全民所得。石油出口在统治缺乏合法性的前现代国家就产生了两个致命的问题，高失业率和严重贫富分化。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比全国整体水平更高，这也就为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和快速通道。大量的石油美元也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经济增速在一段时期的高企之后突然下滑，动荡就变得不可避免。1951年，亲西方的伊朗首相拉兹马拉被伊斯兰极端势力刺杀身亡，支持石油产业国有化的摩萨台经议会表决当选伊朗首相。英伊石油公司(BP的前身)与伊朗政府谈判破裂，其资产被伊朗收归国有，英国一气之下撤走专家，并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此举导致伊朗经济停滞，政局动荡。
到了1953年，英国的首相是保守党的丘吉尔，美国的总统是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这哥俩对共产主义都是深恶痛绝。国有化什么的最讨厌了，这伊朗是不是要东风压倒西风啊？伊朗的战略地位和石油资源对于美英太重要了，伊朗导向苏联在冷战正酣之际，对于西方也是难以承受的战略失败。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一商量：“整不整？”“整！”于是MI6和CIA联手行动，策动伊朗军事政变，带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的摩萨台政府倒台，首相遭软禁直至去世。本来是虚位君主的伊朗沙阿礼萨·巴列维受美国扶持，在此后的十年里逐步掌了实权。伊朗由一个半吊子君主立宪国家摇身一变变成了实打实的君主专制国家。
1959年，21岁的法拉赫·迪巴作为伊朗留学生代表，在伊朗驻法国使馆见到了她的国君。刚离过婚的沙阿对这个年轻貌美，单纯而又有教养的波斯姑娘一见钟情。很快，沙阿就向法拉赫求婚。兴奋的法拉赫把自己订婚的消息告诉了闺蜜，并让闺蜜猜猜谁是未婚夫，她的闺蜜数遍了她们生活中认识的所有人，都没有猜对，最后无奈地说：那就只剩下沙阿陛下本人了吧。法拉赫点了点头，后来二人兴奋地彻夜长谈，一夜未眠。那也是一场世纪婚礼，在巴黎伊夫圣洛朗和迪奥专门定做的礼服和婚纱、红地毯、电视直播、皇家马车，你能想到的一切一样不少。
乌托邦——永远可望不可即的地平线，回火炸膛的“白色革命”
年轻的沙阿，开明又富有雄心壮志，自小就在瑞士接受教育，同他伟大的父亲一样，他也醉心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审美也是西式的，除了西装，他最喜欢的行头就是军礼服，蓝色的呢绒，宽阔的肩章，丝绸绶带，胸前挂满了勋章，他看上去与欧洲的君主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于在自己祖国兴盛了千年之久的伊斯兰教，沙阿应该是毫无兴趣，甚至是充满了鄙夷之情。他曾使人给宗教领袖霍梅尼传话“别逼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沙阿的一切都可以与欧洲的国王们相媲美，他的宫殿，他的座驾，他的华服美酒，他年轻貌美的王后，如今有超级大国撑腰，他的权力更是如日中天，远超欧洲那些虚位君主的父辈们甚至祖辈们，沙阿还缺什么呢？他的人民，还是那样的筚路蓝缕，还是那样的守旧落后。他的国家，仍不能与列强平起平坐，仍是大国博弈的棋子。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国王来说，现状必须被改变，越快越好！
当时的世界，正在进行一场“进步主义”的狂欢，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自不必说，冷战的另一方，以美国和欧洲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也沉浸在凯恩斯主义的美好期许之中不能自拔。《通往奴役之路》被束之高阁无人提起，古典自由主义式微到极致。国家和政府力量空前强大，人们普遍相信那些“伟大”的社会工程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甚至人性本身。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1965年，美国约翰逊政府提出“伟大社会”计划。二战之后，英国迅速完成了对大量产业的国有化，扩大了全民教育，全民医疗等福利的规模，福利国家模式在欧洲遍地开花。
如我们所知，以上的那些社会工程均以失败告终，有些甚至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很难指望军校出身的伊朗沙阿对于自由主义有着比当时主流知识分子更深刻的洞见。对于现代化和进步的强烈愿望，沙阿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伊朗对于权威顺从的、缺乏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前现代社会，这三个因素叠加，很容易的就产生了当时在世界占主流地位的宏大社会工程，这就是沙阿的伟大计划——白色革命。1963年，伊朗举行了全民公投，99%以上的人对“白色革命”投了赞成票，沙阿的宏大计划得以实施。同时对于一小部反对“白色革命”宗教势力，沙阿则利用军队对他们实施了镇压。
“白色革命”一直持续到巴列维王朝的末期，共包括19项改革计划，最初的六项计划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和草原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持股分红、妇女选举权、乡村扫盲“知识大军”。沙阿的改革很难以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划分，其中既包括了国有化也包括了私有化。在“白色革命”实施以后，伊朗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确实得到了极大地提高。经济超过十年以上实现两位数增长，在石油美元的刺激下，伊朗迅速进行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和电气化铁路不断延伸。首都德黑兰也从一个破败小城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吃穿用度几乎与西方国家无异，社会文化空前开放，德黑兰的女大学生可以身着迷你裙头戴太阳镜。
此时的法拉赫王后也几乎成了沙阿伟大计划的形象代言人，并因此赢得了广泛的爱戴和欢迎。她不停地走访伊朗各地，频繁地参加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开幕典礼，像所有欧洲王室成员那样，法拉赫王后为慈善事业和人道主义奔走呼吁，走访伊朗最偏远和贫困的地区，以表达对当地人的关心。在她生涯的巅峰，法拉赫王后资助的教育、卫生和文化组织多达24个。由于在巴黎学习过建筑，法拉赫王后对于文化和艺术情有独钟，身为一国之母的她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发展伊朗的文化和艺术事业。1967年到1977年间，法拉赫王后赞助了10届射拉子艺术节，来自伊朗和西方国家的乐队在艺术节上同台演出。
波斯是一个文明古国，古代艺术璀璨夺目，但是常年的积弱和混乱导致伊朗无力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古代文化和艺术。法拉赫皇后从自己丈夫的政府财政收入中辟出专项资金用于从国外和民间购买波斯文物，因为伊朗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适当”的收藏，此外她还建立和资助了大量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并且建立了国家信托体系，用以运营和维护这些文化艺术机构。法拉赫王后建立的博物馆和文化艺术机构，有的至今仍在运行，向世人展示着曾经辉煌的古波斯文明。沙阿也不失时机地利用王后广泛的群众基础，1967年加冕法拉赫王后为皇后，并封她为摄政王，一旦国王驾崩，王储又不满21岁，皇后便可代其行使权力。法拉赫这几乎同女王无异的地位在信奉伊斯兰教、历史上妇女地位极低的伊朗引起了极大争议，更触怒了极端宗教势力。
触怒毛拉们的并不只有王后，“白色革命”中最主要的土地改革将大量毛拉们拥有的土地通过国家赎买的方式分配给了无地农民，直接伤害了毛拉们的经济利益。沙阿本想讨好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农民无组织，无话语权，就算他们吧沙阿当亲爹也没有什么用处。毛拉们却是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和精英，沙阿的政治如意算盘落了个空，得不偿失。同时，表面上看来颇为成功的白色革命更产生了许多沙阿意想不到的后果，公共卫生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伊朗人口的增长率，也改变了伊朗的人口结构，提升了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例，1976年，伊朗55%的人口不到20岁。公立教育的推行和扫盲运动使伊朗的识字率从1960年的14.7%提高到1976年的47%。城市化比例也由50年代得31%增长到1976年的47%。但以石油出口为经济支柱的伊朗由于荷兰病的困扰，无法像东亚国家那样为大量年轻就业人口提供工作机会，石油美元也只能让极少数人暴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权威体制下，国家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又会导致政府官员寻租造成的大面积腐败。此外，一些经济自由化政策也催生了为数不多的伊朗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希望扩大政治参与，对沙阿的权威独裁亦多有不满。伊斯兰革命前夕的伊朗社会经济状况像极了2011年的中东北非，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巴列维父子的社会经济改革还算先进，使伊朗先于其他阿拉伯国家30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
1975年，伊朗通货膨胀抬头，沙阿的政府非常不明智地采取了“打击投机倒把”和价格管制的措施(从罗马帝国开始，多少国家如此亡国！弗里德曼大湿，您别光顾着管智利啊，咋不给沙阿出出主意？)，很自然，这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了1976年和77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国际资本外逃，生产萎缩，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而沙阿“伟大国家”的许诺还余音未消，较高的期望与并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白色革命”的初衷类似于台湾李登辉搞的“宁静革命”，白色与宁静都意味着不流血非暴力，但历史告诉我们，单靠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强力改革往往难以达到初衷，更多的情况是适得其反。那些以国家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改造社会的、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状态的宏大工程，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白色革命”不仅没有防止“红色革命”(绿色革命inIran'scase)，反而加速了它的到来。沙阿逐渐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敌人。
居鲁士还是穆罕默德，大帝还是先知？
国家伴随着神圣化(enchantment)，没有任何例外，连美国不也能脱俗，独立战争、自由民主、伟大的美国宪法、国父们，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美国价值和美国精神就是神圣化的核心符号，Americaness就是围绕着这些核心来构建的。这些抽象的概念仿佛有魔力一般，能使人为之献身，不然当年大兵们为何不计私利去欧洲帮着打希特勒？民族国家就更不能免俗，如果认为近现代民族国家强大的控制力和动员能力仅仅依靠暴力那未免就幼稚了，人是社群动物和宗教动物。对“民族’这一概念的神圣化包括对国民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习俗，共同信仰，共同历史，共同利益的强调以及对集体记忆的塑造。波斯古文明源远流长，在人类古文明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伊朗人就是古波斯人的直接后裔。公园7世纪，阿拉伯军队占领伊朗，萨珊王朝灭亡，源于波斯本土的拜火教文化也因此由盛转衰，伊朗被绿化。
巴列维父子作为凯末尔式的改革者，与毛拉们刀兵相见，就要拿出能与伊斯兰教等量齐观的武器，也就是以波斯文明为基础的世俗民族主义。沙阿以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大帝的继承人自居，在意识形态上着重强调波斯帝国绿化以前的历史，而有意忽略了伊斯兰教对波斯的影响。在土耳其，他凯末尔大哥就是这么干的，强调古安纳托利亚文明，淡化奥斯曼帝国。1971年，沙阿的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未显疲态，是年恰逢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为此，沙阿举办了包括阅兵式在内的盛大庆祝活动，并在德黑兰市中心修建了高大的国王纪念塔，企图动用现代国家机器的力量赢得与毛拉们的意识形态战争。
1978年，伊朗社会对沙阿的不满已到达顶点，毛拉们反对他，左翼知识分子反对他，中产阶级反对他，底层民众反对他。忠于他的只有军队。年底，伊朗局势已经失控，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而沙阿也失去了民主党卡特政府对他的支持。最终，满怀雄心壮志却优柔寡断缺乏铁腕的沙阿未作任何抵抗就携皇室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也许是他天资禀赋难以扮演居鲁士大帝的角色，伟大不属于他。也许是因为他当时身患癌症，已经无力抗争。巴列维王朝覆灭之后，沙阿父子的毕生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好在上苍并没有让他或者看到这一切。巴列维王朝，本质上是波斯民族精英试图摆脱伊斯兰桎梏，结束政教合一，构建近现代民族国家的一次努力。1964年，什叶派伊斯兰宗教领袖霍梅尼因为反对改革抨击沙阿而被驱逐出境，15年后，他凯旋德黑兰，就如同当年列宁回到彼得堡一样。居鲁士败给了穆罕默德，大帝败给了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