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两次跨海攻打日本的中国皇帝是谁？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这五个朝代里又有四个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掌权的，所以许多古老的地名都起得粗犷而大气——即使当初的那些命名者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性格依然通过永恒的景物获得延续：一座山、一条河、一架桥抑或一块人类的聚居地……譬如北京的湖泊，动不动就以海相称，仿佛大得没边了。这在中国的其他古都，是少见的现象。杭州的西子湖够大够美够富贵了吧(被比喻为西施的化身)，还是老老实实地叫作西湖。扬州也有座西湖，为了区别，只敢加了个“瘦”字：瘦西湖——显得更文弱更谦逊了。南方的湖泊，怎么从名字上看，也跟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

老北京的皇城两边，各有三海。内三海指南海、中海、北海。外三海指前海、后海、西海——又合称为什刹海。至于郊外的海就更多了。永定门外的南海子(包括头海子、二海子、三海子、小海子等多处)，是元、明、清三代著名的皇家苑囿，即南苑。元大都西北角的积水潭，当时叫做海子或西海子，《元史·河渠志》称其“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若海，都人因名焉”。还有柳林海子呀什么的。甚至大名鼎鼎的海淀，原始的词义应为“像海一样的湖泊”——根据明万历年间蒋一葵《长安客话》的说法：“水所聚曰淀。高梁桥西北十里，平地有泉，彪洒四出，汨汨草木之间，潴为小溪，凡数十处。北为北海淀，南为南海淀。”

“海子”之名最早产生在唐朝。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逐草而行、傍水而居;视水源为生命，跋涉很远的路才能遇见——人畜皆喜，”凡水之积者辄目为海”(见《咏归录》)，也就有了把湖泊称为海的语言习惯。在蒙古语里，一向称湖为海子——恐怕从成吉思汗开始就这么叫了。他的子孙占领北京之后，自然也习惯这样命名——在湖畔歇歇脚，松开盔甲，并且饮马，是这些来自草原的骑士的最大梦想。

这些从未见过海的内陆牧民，在沙漠或枯草季的荒野驰骋久了，灵魂有着先天性的渴意，见到了波光潋滟的湖泊自然无比满足，以为寻找到了海的替身。要知道，真正的海对于他们来说，是祖祖辈辈流传的神话，是仅仅靠马鞭无法抵达的幻境，但同时又是一种致命的诱惑。难道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这异域的湖泊就是海了？不，不是这样的。把湖泊称为海子，不过是止渴的一种方式而已。蒙古人藉此而获得征服更大的水域的野心与勇气：相信海洋也能像划归版图的这些湖泊一样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恐怕正因为这种天性中的豪放(连给湖泊命名都如此夸张)，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才缔造了空前绝后的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而元朝，才做了别的朝代没敢做甚至没敢想的事情：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跨海东征日本。尤其第二次，分别从朝鲜和舟山群岛出发，总兵力达十四万人，船只共4400艘，被称为“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这两次跨海作战都以失败而告终，更像是理想主义的行军：草原的骑士渴望成为大海的水手——并且不计代价地这么干了。这种豪赌(并且连续赌了两次)，是别的民族无法想像也无力承担的。虽败犹荣的蒙古人啊，曾经是海上的堂吉诃德——把大海当作敌对的巨人了。

这两次渡海东征的最高指挥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占据北京，摒弃了金亡后的中都城，另起炉灶，于1266年开始营造以北海琼华岛为中心的新大都，历时十九年竣工。北海、中南海乃至什刹海，顿时都成为这位雄视天下的霸主私人的金鱼池。元大都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称作“汗八里”(汗王之城的意思)：“大汗平时住在都城，在每年三月离开此地，向东北方前进，一直瞳到距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的。”

从这段叙述里，能管窥出忽必烈对大海的向往与好奇——不知他一生中是否亲眼目睹过真正的海？对于他来说，恐怕只有征服才是最刺激的游戏——他一直很认真地玩着。他在北海的湖心琼华岛(又称万岁山)指点江山，挥霍一生，不仅命令麾下乘胜攻取了南宋小朝廷苟且偷生的杭州西湖，而且孕育了更为膨胀的欲望：向真正的大海进发，向日出的地方进发，抢渡日本列岛——这是天之骄子对海之骄子的挑战。北海的波光与涛声哟，曾经为他心游万仞的豪情伴奏。北海中的琼华岛，是根据“蓬莱仙岛”的传说设计的，忽必烈最喜欢住在山顶的广寒殿——这是他的月宫。一位住在月亮上的帝王，连梦想都是那么缥缈，清高乃至浪漫。

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袭了元故都的规模与格局。把中南海、北海包括在皇城之内——爱称为太液池(“太液秋风”是燕京八景之一)。又把皇城之外的什刹海尊称为玄武池——因为什刹海彼岸有一座供奉玄武神的火神庙，系唐代遗留的古建筑。到底是汉人的皇帝，连结湖泊起的名字都引经据典，别有涵义，好像有多大学问似的，而且多多少少带一点实用主义——太液池和玄武池的命名，都有防火除灾的寓意。其实，防不胜防。

我还注意到这样的落差：蒙古人把湖称为海，豪迈中不无夸张——如同他们面对世界的那份主人般的狂放;汉人则把湖比喻为池塘了(是养鱼池呢还是游泳？)象征着人在神面前的谦虚乃至自我贬低。前者是天地的主人，后者是神的奴隶。据说每逢火神诞辰或皇宫发生火灾时，明朝的皇帝必定特派大臣去玄武池畔的火神庙叩头朝拜，祈祷神灵多加关照。所以即使在给事物的命名方面，这个民族也不敢夸大其辞，文雅有余而野性不足。果然，明朝是最热衷于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是最小的。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由一个太监而不是由一个将军担任船长)的伟迹，外交和外贸的色彩较浓，大相迳庭于蒙古人远征日本的那种赌徒式的悲壮。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文明的进步。但对于历史而言，一次失败的赌博或许比一桩成功的贸易更荡气回肠，更令后人嗟叹。我想，明朝正是因为骨子里的保守与懦弱而亡国的。

在明朝，那些曾经生怕沦为忽必烈汗阶下囚的日本人变得强大了，反而渡海来大陆劫掠——倭寇，是很让明朝皇帝们头疼的事。这甚至遗传给了清朝——清朝对大海简直充满恐惧，所以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大清帝国的劲敌，大都来自海上——以其坚船利炮，羞辱着生病的东方狮子。慈禧太后挪用了二千四百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她在昆明湖上泛舟，却输掉了那场著名的海战——大清帝国首先是在海上被打垮的，它甚至保卫不住自己漫长的海岸线。更何况地平线呢。于是它成为地平线上最惨痛、最耻辱的一次落日：版图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彻底葬送了忽必烈汗时代的尊严与遗产。

那些把湖泊称为海，有着广阔的胸怀和超人的视野的英雄，都哪儿去了？那些逐水草而居、弯弓射大雕的游牧者，那些快马加鞭、风雨兼程的夸父式的骑手，都哪儿去了？那些缚龙的长缨，驭风的神驹、势如破竹的宝剑，都哪儿去了？那些气吞万里如虎的悲歌慷慨之士，都哪儿去了？太液池和玄武池，饮了八国联军的马。防火的寓意也成了莫大的嘲讽：称为“万园之园”的皇家林圆明园，首先被焚之一炬。固若金汤的长城，没挡住敌寇的铁蹄……

直到若干年后，北京的海子才恢复了壮志雄心，才恢复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作为其代表，中南海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脏。这里住进了一个伟人，他甚至敢于责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南海这个名称，无疑已带有政治的意义：从中南海怀世堂里传出的，是新中国的声音。中南海，终于真正地像海了——甚至比海洋还要辽阔、还要豪放。一个民族充满了在大海上航行的感觉。一个民族在寻找着自己的舵手。哪怕这又是一次理想主义的远征——但终究是积极的、伟大的，标志着这个饱受凌辱的民族并没有沉沦，而是在不断地调整航向、谋求发展。在航行中，它学会了规避漩涡、暗礁;在航行中它永不言败，并且最终战胜了风浪——挂满的风帆就像新长出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