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抗战功过解密 曾“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对于蒋介石的认识，在大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1980年代以前，蒋介石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研究的领域，对他的评价是政治性的。1980年代以后，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蒋介石的形象趋向于立体化与多面化，对他值得肯定的方面，如北伐和抗战时期的表现，开始不再吝惜笔墨，而给予如实的记述和评价。

不过，历史是复杂的，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也是复杂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为以往的中国历史所未有。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蒋介石，认识蒋介石，同样需要把握他的生涯中极其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特性，在弄清事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予以贴切的评价，而切忌以“翻案”或“颠覆”的心态看待严肃的历史研究，切忌单一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或者以新的单一化极端化取代旧的单一化极端化，两者貌似相异，实则殊途同归，都不利于我们对历史的深入认知。《中华民国史》对蒋介石的评价与多年来大陆学界对蒋介石研究所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即以事实为本，客观求实，而非主观臆断。

抗战中，蒋介石的功绩和可议之处同在

就以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而论，应该说，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能够得到最广泛认同的执政功绩，首推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以往我们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评价，不脱“消极”与“反共”的主轴，这当然是有偏颇的。至少，在决策抗战、坚持抗战方面，作为当时执政党的领袖，蒋介石确实起到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声明“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表示了发动抗战的态度。但即便是此时，国民党高层内部的意见仍然不一致，仍然有人对能否发动和坚持抗战抱有怀疑态度，包括胡适这样的知名人物，也主张忍痛求和。蒋介石通过各种方式，说服、调和、打通国民党内的不同意见，最后决策实行抗战，“义无反顾”。就这一点而言，蒋介石对于抗战的发动确实是有贡献的，而且他在抗战期间也始终坚持了抗战的立场，抵制了日伪的“诱和”及国民党内外的求和主张，也值得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是，如果就此说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就是“十全十美”，就是值得全盘肯定的“领袖”和“英雄”，又未必那么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以笔者个人的研究和观察，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为至少有三方面可议之处。

一是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军事督导不严，尤其是在抗战的中后期，国民党军队对于军事作战确实没有前期积极，以至在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都在反攻之时，中国的正面战场居然还出现了一退千里的军事溃败，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事。看看当时的舆论反应，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溃败在民众心目中对国民党留下了何等恶劣的印象。以至连蒋介石自己都承认，在河南，“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俄帝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部队里面军风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对于这样的溃败，作为国民党党政军一把抓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能不负有责任吗？所以，我们固然不能简单地说国民党消极抗日，但国民党军队在不同时期、不同战场上某种程度的消极表现，却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是对国民党政风政纪管束不严，听任国民党各级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蔓延，严重影响国民党政权在民众中的形象。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是孔祥熙贪污案。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身份，与下属合谋贪污1660万美元的大案，人证物证俱在，蒋介石也认为“此人无可理喻”，“贪劣不可救药”，“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不过，格于一损俱损之亲缘关系，蒋介石又下不了决心，动不了狠手，最终对孔祥熙的处理也就是撤职了事，毫无其他处分，而且“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的凝聚力和统治力在抗战时期的衰颓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是抗战中始终不忘遏制中共的发展，甚而多次动用武力，企图解决中共，严重影响到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大局。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为新四军事研究颇切，然决心甚坚，对此事正应彻底解决”;认为“制裁新四军问题，此为抗战成败最大之关键”。抗战成败的最大关键，应该在于如何发动人民群众，如何团结全国各党派力量，携手一致抗日，而非“制裁新四军”，这岂非南辕北辙之举！对这样亲痛仇快之事的发生，蒋介石能不负有责任吗？

要使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能经得起检验，应当实事求是，肯定其当肯定，否定其当否定

综合而论，全面、客观、深入、正确地认识蒋介石，包括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也包括其他时期的蒋介石，我们应该注意到他心态与表现的复杂性，注意到他言与行之间的一致与不一致，从史料出发，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其决策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变化，方才可以得出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其当肯定，否定其当否定，使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中华民国史》和近些年来客观求实的民国史研究学者都是这么做的。而追求非黑即白、截然二分的简单判断，乃至追求“翻案”、“颠覆”的“眼球效应”，因所谓时势或风向的变化而跟风轻变，恰恰脱离了科学研究的本意，无助于我们对于复杂历史以及在历史中活动的人物全面而深入的认知，也就没有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