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圣人康有为为做帝王师叛变革命不择手段

中国的悲剧也许就出在文人涉政上？文人容易上天入地，说好听是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说不好听是巫婆神棍作法，自己都不知道要干啥。光绪遇到康有为这样一个半路杀出来的半吊子帝师，不知道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反正这帝师看不到他的帝无有实权，看不到宫廷里的运作套路，缺少基本的政治常识。结果人仰马翻，自己流窜了，光绪囚禁了，帝国搁浅了，战友没命了。

流窜海外时，除了口舌之能，宣传鼓动，康有为也曾想过起兵勤王来着。1900年初，设总局，制订了“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的战略计划。他以自己的门生为骨干，内以财源茂盛招诱会党入伙，外以勤王军威动员华侨捐款。两边来回吹，直吹得国内的会党以为华侨就不差钱，国外的华侨以为胜利就在眼前。会党狮子大开口，满心想着捞大钱，至于忠君爱国，根本不在他们头脑意识之内。华侨以为光绪马上就能复出，强国富民为时不远了。搞得两边都很亢奋。说实话，中山先生的大炮精神，康有为也不是没有。而且这种大炮作风，连他的高徒梁启超都看不惯了，称其师“常作大言”。虽然看不惯，但他自己也难躲此路数，跟同仁交待说，捐款聚众两事，不妨往大里说。但是等同仁们给他汇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他自己首先往打折里估算：“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所以梁启超担心：“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

康有为自己倒是没有这等不安。圣人做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何况救皇上事小，他还想救天下苍生呢。

康有为最宏大的理想，是大同。不过宏大得他自己都害怕，一直秘而不宣，以致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弄不清他这思想的起始与渊源。当然，大略地说，其名称来自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内容除了《礼记》之大同精神，还有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他的大同社会里，国都不存在了，全世界在一个公政府统治下，没有贵贱，没有贫富，没有家庭，没有夫妇(男女同居一年就得换人)，没有坏蛋，没有司狱，没有私产私企，没有污吏专制，没有外交，没有军备，没有危险，没有战争……总之，人类所能想到的好事，他都想到了。而人类所能做到的坏事，却不在他考虑范围。

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事实上，这种寻找很具有历史的吊诡。严复寻找到了真正的真理。但是英伦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当年与伊藤博文一道毕业，毕业成绩，严复全班第一，伊全班第二。伊成了日本名相，明治维新的元勋。严复则啥也不是，只能做些翻译工作，把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一古脑地翻译出来供奉给国人，好歹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启蒙大师。但是这位大师在义和团时代，则成了义和团名单上的特大汉奸，必欲杀之而后快。最后在大刀王五的掩护下跑到租界，才算保住了小命。启蒙大师成为启蒙对象眼里的特大汉奸，也只有近代中国这样神奇的土地才能出产此类荒诞故事。

民国时期，严复搞起了孔教会。不过，严复历来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他认为，一日民智未开则一日民主共和不可行。老实说，君主立宪对当时中国那样一个人多民傻的老大难国家来讲，当然是一种历史的飞跃，跃上，站稳，就是巨大的成功。可惜晚清没弄成，袁世凯想弄，却被喜欢一夜跑进共和的激进国人认作不要脸从而彻底翻盘。严复给袁世凯做过宪法起草员，做过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对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表示不满。社会经验挺丰富。有人说，严复晚年消极了，保守了。要我说，搞孔教，可算是保守;支持君主立宪在当时绝对不能算保守，即使消极保守，那也是被逼的。人多民傻，自己玩了一辈子都玩不转他们，不消极不保守行吗？我一直认为，激进从来就不是好东西。简单来讲，英美之路是保守而稳健的，法国之路是激进而飞跃的。如果想了解激进的丑恶，可以看看法国大革命，雨果的《九三年》是这方面最好的著作，看了之后我保你比严复还消极！

孙中山本是走的英美之路，武昌起义后他明确向国人宣布：“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把他的英美共和给轰走了，原先说的话也忘了，一头扑向了俄国那边。洪秀全寻找到了上帝，弄出的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其族弟洪仁玕鼓捣出一个《资政新篇》，与洪秀全政府的实际运作风马牛不相及。就连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半吊子东西。理论上是均贫富等贵贱，实际上却是分贫富划贵贱;表面上是反封建主义，实质上比他要推翻的王朝还要封建。

因为康有为也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所以他的救天下苍生，站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祸害苍生了。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之时，梁启超并不希望公开明办，因为他怕清廷迫害会员在内地的亲属，康有为的答复是：“非如此，不大不固”。也许，清廷越迫害会员家属，康圣人越兴奋——你看看，我说慈禧太后不是东西，果真不是东西吧？至于同党内部，不听他话的，不愿意拿出大量家财供党和他个人使用的，他也会想些绝招甚至暗杀的手段去对付他们！手段不正义，结果如何正义？用惯了不正义的手段，上台后可能比前任还要不正义！

民国建立，针对康有为人头10万的通缉令自然失效，于是他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国内，定居上海，以大清忠臣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保皇事业，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忠孔复辟，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忠于大清也就罢了，政治上的这种坚贞也值得我们尊敬。但是拜托不要忘记自己原本是干啥吃的，本是打着孔子的小旗出来忽悠维新的，可是忽悠来忽悠去，先把自己忽悠了，走火入魔，把小旗本身当作了目标，开始维旧了。帝制都被推翻了，他还倡议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呢。搞孔教也就罢了，大启蒙家严复也搞上了，信仰自由，只是入宪就有些过了。西方近代化标志之一，首先是政教分家。最让人生气的是，他对共和以来免除跪拜大礼极表不满，说：免除跪拜大礼，不敬天，不敬教主，则中国人“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看康圣人的意思，中国人装孙子的时间还不够长，大家还得继续装下去。中国人的膝盖，天生就是用来下跪了。不跪，留着嘛用？做圣人做到这种程度，真是天生一个大贱人！康贱人的大同没法在全球实现，倒是在其家里先试验上了。相对于他的高徒梁启超的娶一而终，我们的康圣人则是人贱人爱，娶妻纳妾，忙得不亦悦乎：年轻时娶元配夫人张云珠;不惑时纳18岁的广东姑娘梁阿觉;半百时在美国纳17岁的华侨姑娘何旃理;知天命后先纳18岁的日本姑娘鹤子，后纳廖定征;耳顺后纳西湖一船女阿翠，大名张光芳。

晚年的康有为，在青岛购房居住，又迷上了中国的垃圾文化：风水占卜，要给自己和康家找风水宝地。最后选中的地方叫凤凰山，又叫象耳山、枣棘山。他将自己的墓地选在了“凤凰”头部“凤穴”的最佳位置。他切算，这象耳山因西边的山峰很像大象的耳朵而得名。自己是一粒“糠”，墓穴必须躲进天下无敌的大象耳朵里才能安宁。

康有为没有想到，躲到谁的耳朵里也不安宁。1966年，红卫兵开始了“破四旧”，作为保皇党的康有为自然躲不过，康墓遭毁，康圣人的头骨被“红卫兵”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圣人泉下有知，何感？皇帝靠不住，立宪稳不住，复辟搞不住。绕树三匝，无枝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