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三次力图收回香港为什么都失败了?
抗战期间及日寇投降时,蒋介石趁着中国在反法西斯阵线中地位增强的机会,先后三次提出收回香港,然因中国是大国而非强国,或遭英国无理拒绝,或美、英狼狈为奸施加压力,使公理难敌强权,香港回归梦未圆。
废除旧约签订新约谈判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不过半月,日军从英国人手中夺取了香港。
美、英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发布《宣战训令》,公开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并宣布:所有一切条约、约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近代以来,东西方列强强加给了中国多个不平等条约,一代接一代的中国人企盼将此类条约早日废除,还我领土与主权完整。而今国民政府公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得到各界一致拥护,在全国掀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热潮。
1942年三四月间,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和宋美龄,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希望尽早废除先前强加于中国的旧约,另签平等互利的新约。其时的中国,已与美、英建立了反法西斯的盟国关系,又是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国之一,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又因为坚持抗日六个年头的中国军民,紧紧拖住了百万日军,显示了无尽伟力。
罗斯福把美国政府的意向通报给了英国,英国首相丘吉尔声称只能部分废除。保留的部分,就包括了香港。
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同时通知中国,准备马上就废约问题与中国谈判。次日下午,蒋介石在双十纪念大会上公布了这一喜讯,内有语云:“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至此可以根除。”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心中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
中国与美、英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谈判展开,无论在朝在野都以为,随着中英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只等打败日本,香港可以回归祖国怀抱了。事与愿违,虽然与美国的谈判颇为顺利,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在香港问题上陷入困境。
英国首席代表、驻华大使薛穆,根据首相丘吉尔与外交大臣艾登的指令,在向中国政府递交的《备忘录》中,对于归还香港只字未提,且公开宣称: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决不会发生丝毫动摇与妥协。
英国首相丘吉尔更说:“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非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土地。”
蒋介石虑及英国的态度,从维护盟国友谊以利反法西斯大局出发,作出了让步,只要求废止1898年订立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即归还九龙租借地,至于被割占的香港本岛及尖沙嘴一线,且待以后另行谈判收回。九龙租借地又称新界。1898年4月,英国趁着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以法国占据广州湾对香港构成威胁为托词,照会清政府提出扩界要求。谈判中,已成惊弓之鸟的清廷有求必应,答应从深圳湾至大鹏湾画一直线,直线以南所有地区全部租给英国。这就是新界,较之割让的港岛与尖沙嘴一线扩大了近11倍,水面扩大了近50倍。1898年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上签字,规定自当年7月1日起,英国开始使用新界,租期以99年为限,即至1997年6月30日为止。
英国连新界也不愿归还,远东司司长克拉克申述其所谓理由:“租借地的大部分地区在对香港的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中国的这一建议,毫无疑问,中国的计划是要把我们一步一步地挤出香港。”
11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指示薛穆:“中英之间要讨论的条约,与包括九龙租借地在内的香港任何部分毫无关系。”
中国政府针锋相对,外交部处长吴国桢批驳说:“租借地与租界本属同一范畴,既然中英新约将取消在华租界,理所当然应在谈判之列。”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也曾一再强调收回新界的要求。蒋介石甚至表示,如果中英新约内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
但英方也抱强硬态度,在12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决议:坚持此前方针,现在不可能考虑领土调整问题。23、24日,艾登一连两次电令薛穆告诉中国方面:新界问题不在此次谈判范围之内。他甚至扬言,即使因此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
蒋介石再作让步,放弃在新约中载入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条文,但要求英方声明,承诺在战争结束后归还新界。
英国政府又拒绝了,内阁会议决议同意丘吉尔与艾登的主张:不能接受中国要英国作出战后承诺的要求。艾登指示薛穆:英国不准备再作任何让步,如果中国坚持,我们只好不签订条约。
12月30日,薛穆将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通知了宋子文。
由于英国的顽固执守,中英间的谈判进入了死胡同。
要么谈判告吹,要么签约而不提收回新界,左右为难的蒋介石最终听从了宋子文与驻英大使顾维钧、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的建议:新约是英国人送上门来的厚礼,先收下了再说,不能错过,中国政府在签订新约的同时,公开声明要求英国在战后归还香港。
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在重庆正式签订。签约典礼上,宋子文向英国代表薛穆递交了一份照会,单方面声明对新界问题保留日后讨论之权。蒋介石的日记本里,记载了此事:“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以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持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余暂忍之。待我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租借地问题仍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
美、中、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
1943年夏秋季节,反法西斯阵线在欧洲、太平洋与中国战场节节胜利,9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盟军开始向德国首都柏林进击,败绩接踵的日军则退守“绝对国防圈”。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显现,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下,11月22日起,美、中、英三国首脑聚集开罗会议,商讨战后重建世界秩序事。蒋介石视此次会议,是再一次争取英国归还香港的良机,于是行动在先,一到开罗,赶紧与夫人宋美龄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求美国的支持。罗斯福作了令人鼓舞的表态:英国是不应再在香港享有帝国主义的特权了,战后可由中国先行收回香港,然后宣布香港为全世界的自由港。蒋介石作进一步的要求,希望罗斯福出面斡旋,劝说英国首相丘吉尔同意战后归还香港。罗斯福也答应了。
罗斯福言行一致,真的向丘吉尔提出了香港问题,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他说:“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又十分靠近中国的广州,应该还给中国。”
但丘吉尔拒绝与罗斯福讨论香港问题:“只要我还在首相任上,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
开罗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时,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向参谋长、美籍将军史迪威提出,由中美联军收复广州、香港等中国沿海地区。丘吉尔极力反对,主张应有英军参与,并振振有词说:“香港是大英帝国的领土,英国军队必须参加广州湾登陆作战,从日本人手中夺回香港。”
蒋介石反驳道:“香港原本是中国领土,被英国强加不平等条约所割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被日军从香港赶走,而今,中国正在为独立自由而战,正在以鲜血和生命为收复香港而战,所以香港必须归还中国。”
应蒋介石夫妇一再请求,罗斯福再次劝说丘吉尔:“香港远离英国,而与中国很近,理应交还中国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可考虑变香港为国际上的自由港。”
丘吉尔口气强硬地拒绝:“英国不想获得新的领土,但只想保持自己已有的领土,除非通过战争,否则别想从英国夺取任何东西。英国曾与清政0府签有《江宁条约》,香港是英国领土的一部分。”
见丘吉尔如此的蛮横无理,蒋介石气愤之至:“《江宁条约》本就是英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香港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是被你们强占去的,理应归还。”
丘吉尔恼羞成怒:“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
谈判不欢而散,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收回香港的努力,又是以丘吉尔的霸道而失败。
抗战胜利香港日军投降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统帅部公布了各盟国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香港被规定在中国受降区内。这样,理所当然由中国接受香港的日军投降了,蒋介石决定乘此机会,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
但英国一心重占香港。8月16日,英国政府公告:“香港不应被包括在中国境内,英国在香港拥有主权。”同时,命令其太平洋舰队司令哈克尔少将,率所部从驻地菲律宾赶驶香港。其用意是捷足先登接收并占领之,造成既成事实。也在这一天,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项照会,告知英国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军队,去重新占领香港,恢复香港行政。国民政府外交部处长吴国桢,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复照薛穆:英国的要求与盟军统帅部关于受降的命令不符,英国政府及任何国家不得在中国战区擅自接收。
18日,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受降主官,接受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的日军投降。张发奎命令第13军集结于宝安,待命进入香港执行受降接收任务。
19日,薛穆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自说其道:盟军统帅部规定蒋委员长将接受中国境内之日军投降,此不能解释为包括香港。英国当初被迫弃守香港,而今由英军接受日军投降,事关英国的荣誉。围绕由谁接收香港的问题,中英两国针锋相对,且都已指派了接收部队。蒋介石又寄希望于美国,挽请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国出面斡旋,阻止英国重占香港。
又是一厢情愿,“山姆大叔”已变卦了。
其时,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原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病逝,由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违背了美国政府的原有立场,接受了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的请求,让英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并重新管理之。原因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西方矛盾上升,在未来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他确信英国这个盟友较之中国重要且有用得多。
对于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蒋介石失望、不满又无奈,在致杜鲁门的电报中改变了收回香港的初衷,仅要求由中国受降:“如果美国确已同意英军在香港受降,中国政府可稍为调整既定之方针,即先让日军向中国投降,然后再由中国政府授权英国重新管理香港。”
蒋介石的让步是够大的了,连收回香港也不再坚持了。但杜鲁门认为没有达到英国的要求,他支持英国、牺牲中国的主意已定,复电蒋介石,坚持香港日军只能向英国投降:英国在香港的主权并无疑问,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亦属合理。
蒋介石虽然气恼怨恨,但不敢不听其“忠告”,他有他的难处。那是因为,中央军的主力还都在大后方,一时来不及赶去东北、华北、东南沦陷区“摘桃子”,须借助美国的飞机、兵舰抢运部队;以后还须依靠美援,达最终消灭中共而一统天下。权衡利害,“剿灭”共产党事大,香港主权事小,于是不无惋惜地彻底放弃了在香港受降、恢复香港主权的原定方针。
可是完全按英国的要求操作,不只颜面丧尽,更恐激起各界声讨。为了挽回面子,减轻舆论压力,蒋介石提出了“授权受降”法:即由他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授予英国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
又是大失所望,英国首相艾德礼并不领情,通过驻华大使薛穆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授权受降’,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只在英国。”英国人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令蒋介石难堪之余,大为光火,他强硬地说:“余委托英国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特委任英国哈克尔将军代表余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请大使先生转达英国政府,如其不接受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
他还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通报了这一决定: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余均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任命哈克尔为余之受降代表。
这时,第13军已奉蒋介石之命,浩浩荡荡开进了九龙。蒋介石如此强硬,为英、美所始料不及。
美国总统杜鲁门眼看中、英双方的军队都已接近香港,极有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打起来,会让苏联集团坐收渔利,于是急电艾德礼晓以得失,要求他适可而止。
艾德礼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经反复推敲,提出了一个有所退步的折中方案“双重身份受降”。就是同意蒋介石的委托方式受降,但哈克尔少将不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而且代表英国政府。
蒋介石认为终于迫使英国接受了自己的“授权受降”方案,总算有了一点面子。于是复电艾德礼,对英国“双重授权受降”表示准允。他在日记中颇为得意地自我安慰云:英国对余委派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指令,最后仍承认接受,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证明。
不日,蒋介石指派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达香港,与哈克尔商量接受日军投降典礼事宜。
9月16日,香港日军投降仪式举行,日本守备司令冈田梅吉及华南舰队司令藤田平太郎在降书上签字,哈克尔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及英国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接受了日军投降。国民政府代表罗卓英出席了受降典礼。
“米”字旗重又在香港升起,英国再度霸占了香港。
蒋介石战后收回香港又未能如愿。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四年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肩上。1997年,香港终于实现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