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为什么唐纵能够压制戴笠成为军统正局长
一个嗜血成性的杀人魔王？
一名狡诈阴险的特务头目？
一位和风细雨的谦谦君子？
一介温士尔雅的陈腐儒生？
这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具，然而这种矛盾在军统三巨头之一唐纵身上却极为和谐地共处并存。
唐纵，字乃健，湖南省酃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唐纵精心组建的湖南派特务组织深受蒋介石器重。他本人更如一条忠实的鹰犬为蒋氏天下呕心沥血且乐此不疲。
从外表上看，唐纵绝对是一介斯文之士，他常戴一副白金框架的精致眼镜，面孔白皙消瘦，谈吐彬彬有礼，而且总是面含微笑，使人如沐春风。若单单以貌取人，谁也无法相信此人竟是杀人如麻不闻声的魔鬼，谁也无法料到在他优雅的谈吐和飘逸的行文之后，会隐藏有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斑斑血痕！
唐纵从不直面置对手于死地，而是把明刀换为暗箭，在一派和气中让人死无葬身之地。很少有人能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众多问题时，他那种坚持己见的态度，定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才肯善罢甘休的劲头，无不令人感到他是个异常倔强的人。即使是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常常在唐纵的招数下败下阵来。唐纵因此不无得意地自诩为：“柔能克刚。”
唐纵饱读诗书，工于心计，善于千变万化，笑里藏刀，由于他把自己隐匿在重重外衣之下，有关他的谜团轻易不为人所知。在此撕去他儒雅的面具，披露秘闻，以飨读者。
留学镀金
唐纵曾经在德国潜心攻读纳粹“精华”，为什么唐放着特务处书记不做而迢迢辛苦奔波远至德国？这里有一段少被人知的隐情。
1932年下半年左右，戴笠因有事去河南，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一份密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召开秘密会议，请示唐纵该如何处理。唐于是按照戴笠过去的作法，让用秘密逮捕的方法来处理。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密捕以后，才发现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得知消息后，立即找蒋介石要人。据传闻汪曾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于是马上叫把被捕的人释放，而将主持此案的唐纵、赵世瑞扣押起来。戴笠闻风匆匆赶回南京后，一边极力安慰唐纵、赵世瑞，一边向蒋力请保释。赵在被扣期间十分委屈，满腹牢骚，怨天尤人，而唐纵则表现出儒家知识分子的修养，不但全无怨言，而且再三劝慰赵，叫他应该抱有代人受过、体谅长官苦心的精神，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戴笠闻之后对唐十分赞赏，蒋介石也因唐能“识大体”而非常满意。
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实施苦肉计，免去了唐纵的书记职务。事隔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鄷悌奉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即被任命为副武官，前去德国。去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国人民的统治办法。唐对此感激涕零，他出国前经过上海时表示，此去德国的任务很大，一定要竭尽全力学到一些东西，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并再三强调为报答蒋氏的恩惠，“一定不辱使命”。
唐纵在德国居留的岁月里果然潜心求索，经常有详细的报告给戴笠，极力建议效仿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他还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以便使中国的特务活动更上一层楼。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以后，对于这个机构应该如何发展，最初一派茫然，没有一套计划，也不知该从何处下手。自从唐纵去德国学习并写报告回来之后，戴如获至宝，亦步亦趋地仿效德国法西斯特务的那一套伎俩。后来戴笠推荐吴迺宪担任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入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德国法西斯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作法最初都是从唐纵那里贩卖过来的。戴笠曾不止一次对人提及：“唐先生对我们发展组织有过不少的贡献，在团体中不但是元老，也是有功之臣。”
“洋学”中用
唐纵在德国学得纳粹特务千般功夫满载而归，戴笠视之如明珠，坚决邀请他回特务处大显神通。而唐纵却希望转到行政方面以求发展，但由于戴笠一再向蒋介石请求，并亲自跑去找唐纵苦口婆心劝说，他才答应下来。戴笠之所以“三顾茅庐”，是因为另有想法。戴笠最初在特务处搞的那一套，曾经参照苏联政治保卫局的办法，但他自己感到并不满意。而唐纵学习回国之后，戴笠想按照唐学得的那一套办法来加强特务处的工作，把苏联与德国两个完全不同制度国家的东西合并起来。这个宏伟设想是难以离开唐纵的，由此戴笠想尽方法又把唐纵拉回特务处。唐这时的任务虽然和以前的没有两样，不过在官衔上多了一个“长”字。因为唐纵出国以后，特务处有一任书记是黄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笠为了表示对唐另眼相看，加了一个“长”字以示尊重。
1936年春夏间，唐纵在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讲演，戴笠和不少教职员工都去旁听。他不厌其烦地仔细介绍了许多德国特务如何效忠他们的元首希特勒的情况，这是过去许多到苏联留学的学生所没有涉及过的。当时在场的特务们对唐纵眉飞色舞的讲演感到很大兴趣，戴笠更是不住地点头称是，在唐纵每说完一段话的时候，戴笠便走上台去作补充讲话，要求在场的人员必须学习这种忠于领袖奋不顾身的精神。
以后唐纵对演讲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且几乎在每次集会演讲之中，他都谈到这一类的情况。他极力宣扬德国纳粹特务为了保护希特勒的生命安全而随时置生死于度外的所谓“忠诚”精神。他说，在德国，凡是一些值得怀疑的食品，特务们先自己品尝，以身试验是否有毒，然后再把绝对“完全可靠”的食品奉给希特勒享受。为了避免自己的对手谋杀希特勒，特务们除了仔仔细细反复检查元首准备亲临的地方，还冒着生命危险先去坐了准备坐的椅子，睡睡希特勒将用来休息的床铺。有一次果然发生了爆炸，几个以身效命的特务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而他们的主人希特勒却幸免于难、安然无恙。唐纵之所以如此不惜血本地反复强调，其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让特务们绝对效忠于中国纳粹头领蒋介石。
唐纵还介绍了德国特务如何网罗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员为他们充当助手，为虎作伥，从四面八方来监视反对希特勒的人士和德国人民的情况，以便及时反馈，及时镇压。唐纵把这些德国纳粹特务的工作经验带回中国，不知有多少优秀的灵魂含恨而去，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血洒平芜。当时非常使特务们感兴趣的另一些事，是德国如何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来为特务们服务的问题，如秘密照相机，检查书信的紫光灯、电器窃听装置以及不伤皮肉只刺激神经的电刑器具、先进的痕迹学、指纹学等等不胜枚举。这对于当时一贯用土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们，听了这些“珍闻秘诀”，莫不如获至宝，更视唐纵高人一等。
以后唐纵不断想方设法弄到这些东西，抗战之前只买到了秘密照相机、一架紫光灯;直到抗战期间，唐纵就任警察署长时由中美合作所的美帝提供了一些此类装备，满足了他的一部分愿望。那时他之所以接受毛人凤推荐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担任刑事警察处处长，主要还是看中了中美所特警班在重庆的一批刑事实验器材和上百只从美国空运来华的凶残异常的警犬。当时军统收下这批东西，不但没有派上多大用场，甚至连警犬的喂养也感到力不从心。于是郑介民和毛人凤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将这些唐纵垂涎已久的器材和狼犬一起送给了他。唐纵喜不自禁，这一批器材和警犬便成了他实现“健全警察制度，必须使警察现代化和科学化”宏愿的“宝贝”了。他不止一次地公开招待记者们去参观这些美国新式的科学设备，吹嘘这是远东惟一的现代化装置。在召开全国警政会议时，他也亲自陪同各地赴南京开会的代表去参观这些新式刑具的表演。中美所留下来的大批美式脚镣手铐，他也如获至宝般搜罗过来，分发到几个大城市的刑警处，用这些东西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为蒋家王朝继续春梦支好帷帐。
唐纵原来一向是对德国警制度崇拜得五体投地，抗战胜利后却又改为对美国顶礼膜拜。他曾经准备聘请美国一个“犯罪学专家”作为警察总署的顾问，以便更好地模仿移植美国的那一套作法。然而事与愿违，那位“专家”对唐所出的吝啬价钱十分不满，推辞不肯前来，令唐感到十分地失望，只好把这份心思埋在心底，暗自唏嘘嗟叹不已。
唐纵深为得意的是以众多“舶来”方法中摘取的两枚“硕果”：“心理分析法”和“苦肉计”。
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以后会不会叛变，这是唐纵和特务们很注意观察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遭受酷刑之后，进入牢房，一切泰然自若，连流着鲜血的伤口落满苍蝇都毫无知觉，只是两眼望牢房顶棚，目光仿佛穿透了棚顶，沉浸在深思之中，这样的人特务们认为是不容易对付的。而有的人受刑回到牢房后，立即忙着护理伤口，找到较为舒适的地方躺下，或者把铺的稻草等垫得稍厚一点等等，看到这些，特务们就要考虑：这些人关心受伤的地方，说明他还想活下去，那就让他受更厉害的刑，使他更加痛楚难耐，至于他想躺得更舒适一些，那就满足他的要求，软化他，或者让他的条件更恶劣来逼迫他屈服。总而言之，针对观察到的各种行为进行心理分析，然后想办法威胁利诱，迫使“犯人”就范。
为了骗取被捕后历经严刑拷打仍坚强不屈的革命人士的口供，唐纵还指使特务们用一种叫做“苦肉计”的方法。他挑选精干的特务，装扮成被捕的革命者，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遍体“鳞伤”，一副饱受折磨的样子。这种“犯人”往往在深更半夜一下被推入囚禁革命者的牢房，进去后倒地呻吟不已。难友们往往出于同情会马上照看这位新来的“同志”，可是他往往还故意装作不肯轻信的样子。等时隔数日后，才逐渐戒备，十分神秘地暗地告诉革命者一些所谓“革命的机密”，以显示他是案情严重的要犯，骗取革命者的信任。在这几天或者更长的时间内，牢房中的人如果不注意，在谈话中泄露了情况，或者被他观察到什么，便被这个“要犯”牢记在心头，在他被“提审”的时候向主人汇报。这种绝招比专靠严刑拷打更要狠毒，的确有一些“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坚强人士上当受骗。
唐纵远渡重洋去德国镀金，终于没有枉费蒋介石的“栽培”，把德国纳粹那套绝招搬运回国，又从美帝那里“拿来”血淋淋的经验，在中国炮制了多少死不瞑目的冤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