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朝开国名相房玄龄三起三落的背后玄机

说起大唐开国名相，人们就会想起房玄龄。房玄龄，名乔，齐州临淄人。唐初著名政治家。太宗贞观年间十八学士之一。在他任宰相期间，对于唐朝初年“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房玄龄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善写文章，十八岁进士极地，授羽骑尉。他不仅博学多才，且自幼便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觉，早在隋王朝尚在兴旺时期，就预见到隋灭亡的命运。据《旧唐书》本传记载，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即公元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隋隰城尉的房玄龄毅然脱离隋王朝，“杖策谒于军门”，投奔了李世民。李世民立即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并以他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每次战役胜利以后，将领们都争抢珍玩宝物，唯独房玄龄只考虑怎样为秦府收揽文武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最后成为股肱之臣的。此外，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和亡隋的图籍文书，以备将来治国之用，这些都表现出房玄龄过人的谋略与远见。

隋炀帝大业十四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是为唐高祖，年号武德，封李世民为秦王，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随着唐王朝的逐渐安定，李唐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了起来，主要表现为皇位之争。身为李渊次子的李世民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这使太子李建成对李世民产生了极大的疑忌，认为李世民会威胁他的地位，便与四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这样太子与秦王的直接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重要谋士的角色。当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立即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此事，建议李世民“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宗社”，意思就是让李世民效法周公锄掉管、蔡来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这样才可外安华夏，内保唐王室的统治。这个想法与长孙无忌乃至李世民本人都一拍即合。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等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武德六年，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率领秦府兵将在玄武门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渊便自动退位，让位于李世民，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贞观三年，即629年，房玄龄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此后近二十年，便是贞观盛世的二十年，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他与另一位宰相杜如晦同心协力，共掌朝政。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互相配合，同为良相，时人有“房谋杜断”之赞。房玄龄忠心耿耿，为贞观之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受到当时君臣上下的一致推重。唐太宗对他的评价是：“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珪，曾在唐太宗面前将自己与房玄龄比较，认为“孜孜为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这是对房玄龄做为政治家生涯的最为恰当评价。

贞观之治的成功，房玄龄功不可没，但是，这位贞观名相却曾经三起三落的宦海沉浮。那么，像房玄龄这样一位大唐的开国名臣，贞观名相，为何有如此的三起三落的宦海沉浮呢？其中的奥妙，大可玩味。北宋名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记录了房玄龄在贞观年间的三次停职的故事。第一次在贞观十年，即公元636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病故时，综述长孙氏品德事迹时，《资治通鉴》提到有一次房玄龄因为受到批评停职回家。长孙皇后知道了，对李世民说：“玄龄事奉陛下已经很久，严谨小心;朝廷机密，从未泄露。所以，没有特殊的原因，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

另一次在贞观二十年，即公元646年，房玄龄因为小错被勒令停职回家反省。为此禇遂良上书劝谏说：“房玄龄从隋朝末年李家太原起兵就跟随陛下，特别是武德末年玄武门政变时参与决策，贞观初年选用贤能建立贞观政治格局，若论臣下勤勉，房玄龄应推第一。这样的人才，如果不是他有谋反等重罪，是不应该遗弃的。就算他年老体衰，也只能劝说他退休养老，按礼请退;不能因为些许小过失，就屏弃元勋老臣。”李世民看到上书后，就立即召房玄龄入宫议事。不久，房玄龄再次犯错“避位”回家，这一回还是没有记载是什么错，但进程很微妙。史书上只说，过了一阵，皇上驾幸芙蓉园，房玄龄得到消息，立即命令子弟洒扫门庭，因为他知道皇上会驾临房家。果然，皇上李世民给自己找一台阶，“顺路”来到房府，然后“顺便”带着房玄龄一起回到宫中。

据有关史书记载，房玄龄实在是一极小心谨慎之人。儿子房遗爱娶了皇帝的女儿高阳公主，女儿嫁给了李世民的弟弟韩王，他深深懂得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皇帝授予“太子少师”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推出权力中枢，不仅得不到皇帝的批准，而且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请求不已，没有办法他只好接受任命。作为宰相兼任太子的老师，声望的意义多于实际的意义，但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还是没有敢前去接受这样的礼遇，他返回了。因此，房玄龄受到当时舆论的赞扬，认为他有谦让的美德。在君主政治时代，李世民的举动合乎君人南面之术，是君主操控臣下的基本艺术，是常用手段，恩威并施，现代人称“胡萝卜加大棒”。皇帝必须随时感觉到自己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随时显示皇权的权威。臣下则必须知道皇帝的底线，适可而止，激流勇退。政治第一，友谊第二。

贞观十九年，即公元645年，李世民御驾亲征辽东，命令皇太子在定州监国，房玄龄在长安留守，得以便宜行事，不须奏请。有人前往留守办公室，声称要告密。房玄龄问你要告谁？得到的回答是：“告您。”房玄龄马上把此人送到前线给李世民处理。李世民听到报告说有留台送来告发有人谋反的事，令人持刀列队，押上告密人，问他要告谁，回答：“房玄龄。”李世民早已料到这是怎么回事，立即大喊一声令将此人腰斩，然后下玺书批评房玄龄不能当机立断。这是贞观君臣博弈又一个极有意思的范例，双方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规则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到位演绎成教科书式的经典。李世民要给房玄龄充分的信任充分的权力，房玄龄要对得起皇上的信任;皇上要展示的是胸怀，臣下要表现的是忠诚和适度的谦卑。如果君臣都遵守这样游戏规则，那么，不仅君臣会和睦相处，患难与共，而国家也会少了一些折腾。贞观之治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折腾才出现的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