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帮主杜月笙的是与非 杜月笙的黑帮往事
上海滩青帮头目，杜月笙，何许人也？
一、权势熏天
杜月笙(1888-1951)，上海浦东人。上海青帮头目，为“中国第一帮主”。游刃于商界、军界与政界，触角伸向金融、工业、新闻报业、教育诸多领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25年，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形成全球网络。很多海洛因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市场。构成由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之阴暗交通网，此网即科西嘉人“黑手党”之网。全世界八包海洛因中，即有七包出自杜月笙之手。杜月笙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民国时期，上海风光年月，举国上下，何人不买杜先生之账？政界要人，军界魁首，商家巨子，学者名流，报界名记，更别说土匪、帮会，只消与杜月笙打过交道，大抵心悦诚服。
如果有谁对工人说杜先生不好，肯定会挨上一顿老拳，当年上海罢工，都是杜月笙支持。如果谁对叫花子如是说，那遭遇更惨，不仅挨揍，还会灌上一嘴大粪，因为上海滩每逢年节，施舍最勤最多的，是杜月笙。
有杜月笙一张条子，走遍中国，畅通无阻，无论你运的是黄金还是烟土。抗战期间，好多战前没有转移的企业家，就是凭着杜月笙的路条，在战火中，把机器从上海运到大后方。
二、儒雅行端
提起“帮会第一人”杜月笙，会联想流氓大亨青面獠牙，而真正见面，却是一个斯文之人。他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形象。
杜月笙重视文化，童年一个月学费只五角钱，可惜家里太穷，读到第五个月，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成名后，努力提高文化，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时时鞭策自己。他勤练书法，签名写得漂亮;注重仪表文明，不论天气多热，长衫最上颗纽扣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杜月笙广结名流，许多文化界大名鼎鼎人物，如章太炎、章士钊、杨度等，都是寻常座上食客，连同名震天下大教育家黄炎培，也是其好友。
他对子女教育重视，严格要求学业，其八子三女，都培养良好，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
杜月笙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在老家浦东耗资10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
杜月笙关系最密切之人，除帮中兄弟，就是梨园行之人。吃开口饭之人，每到一处，都得拜当地头面人物，多少有些不得已。但梨园行拜杜月笙，早已脱离拜码头原意，即使不拜，也断然不会担心杜门人来砸场子。拜门之意，既有讨好，也有交情，更多的是钦佩。
京剧界名头最响的梅兰芳，每次到上海，都来拜访杜月笙。京剧界最漂亮，活儿最好的两位坤伶姚玉兰和孟小冬，都先后下嫁杜月笙。这两人如果不嫁，绝不会有生命之忧，也不会影响市场，她们和杜月笙之间，绝对是你情我愿。
三、抗日之举
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党，杜月笙在上海助之。4月11日晚，设计活埋工人领袖汪寿华，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而抗日战争，杜月笙却功莫大焉。
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就筹集到救国捐款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前方抗战。他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劳军。八一三抗战后期，得知谢晋元团缺乏食品，仅用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20万个饼。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与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救国公债7500万元，占全部发行量1/6。
他还弄到军中急需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杜月笙还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其中三个支队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因帮会关系而参加。
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封锁长江计划。杜月笙率先指令自己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进攻。
四、失落晚年
1948年春，蒋介石为挽救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改革，要求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之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判六个月徒刑，杜月笙明白，自己大势已去。
1949年，杜月笙想去法国，希望蒋介石给他办护照。老蒋说，护照可以办，先交15万美元手续费，杜月笙仰天长叹。
1949年4月，蒋介石单独召见杜月笙，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台湾，而共产党也通过秘密渠道会见杜月笙，希望杜月笙能留在上海。纠结之后，杜月笙决定既不前往台湾，也不留在上海，而是前往香港。
杜月笙晚年，拿出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予以烧毁，并告戒后人不得追讨余债。其中光是王新衡，就欠杜月笙500根金条。杜月笙去世时，只留下10万现金，每个老婆各拿一万，儿子一万，未嫁的女儿六千，已经出嫁的四千。
杜月笙去世前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1951年8月16日，于香港病逝，终年6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