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末的秦淮八艳 中国古代名妓们的最后辉煌
中国历史我最感兴趣的，是明末清初那一段，那个时代牛人最多，故事讲不完。煌煌两千多年的娼妓史中，只有那一段是最神秘、最引人、也最值得挖掘的。那是个“名士与名妓齐飞，才学共操守一色”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风日渐奢靡，衣着日渐华贵，歌舞日渐升平，人们大可鄙视以往儒家的那些清规戒律。名士阶层中治游成风，并以此为风雅之事。社会有了经济基础和一定的宽容度，使得明朝末年的青楼业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辉煌。同样，名妓的水平也是前无古人的，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个时期的名妓，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高级妓女，她们的所做作为，精神境界，都早已超出了名妓的范畴。由此，我想重新给他们一个概念，来定义他们的身份。
给名妓起个新名词的想法，除了以上的原因，再有就是将名士与名妓相提并论有些不妥。名士不是有名的才子，而是有身份地位，有突出贡献，能影响时代的士大夫，有才有名仅仅是他的万千之一。名妓是有名的妓女。古代娼妓一词中，娼和妓，最初只是指一定技术和才能的女子。她们在高等的妓院中出了名气，都可以称作名妓。这类高等妓院，在八大胡同叫清吟小班，在《海上花列传》叫书寓。名妓相对的是“才子”、“文人”，而不是“士大夫”。
古往今来的妓女中，李师师被皇帝宠幸，赛金花传奇性多了点，小凤仙跟对了人。唐代四大女诗人李治、薛涛、鱼玄机、刘采春中，李治和鱼玄机死得委屈，也差了点火候，她们还都停留在名妓的阶段。那么，再上升一个阶段用什么词来形容？也就是用什么词来和“士大夫”相配？用什么词来指代柳如是、顾横波、马湘兰、陈圆圆、寇白门、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用“名妓”是不够身份的，她们要比名妓高，也比前朝的李师师，后来的赛金花、小凤仙要高。因为没有妓女能够像王微、梁小玉那样写出十几本著作，能像薛素素那样有“兰、书、诗、骑马、射弹、琴、弈、箫”十项全能之说。同样，十二金钗若只是妓女，这个模式也不会被搬入《红楼梦》;陈寅恪那样的史学大师，更不会单单在失明后为一位普通妓女做传。经过思考，我决定用“八艳”来代称，这个词不仅指那八位，也指到了与她们相当级别的女子。这个词的外延，包括了一切过寄生生活的侠女和名媛。
一、八艳是女中的士大夫，天下兴亡，八艳有责。我们读顾湄的词，李香君的诗，柳如是的尺牍，不像妓女所为，倒真有李清照、朱淑真、甚至后世顾太清的感觉。她们“超世俗，轻生死”，热心政治与时事。民国“五四”年间，上海有“青楼救国团”，妓女们停业上街，散发传单，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晚明的八艳也是如此。如此说来，一旦妓女问了政就不再是妓女，就像秦淮四美、秦淮八艳、十二金钗们不是妓女，而是八艳。一个妓女问政的时代总是积极向上的。明代的叶绍袁说：“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名妓也可以有才与色，但她们没有八艳的德。正因为有了德，八艳才“几昭昭乎鼎千古矣”。从这个角度看，八艳多少还会兼有一些女公知的作用。比起唐代的薛涛和宋代的李师师，她们更有思想，动荡的时代给了她们发言和选择的机会。不过，说八艳是明代的女公知是不合适的，等于把她们看扁了。女公知远没有那个文化水平。
八艳的生活与名妓是完全不同的。她们就是明朝的陆小曼、陈白露。不论是买是租，八艳们都是住在自己的私寓中，过着独身才女的时尚生活，和现在的职业女作家、女画家万般无二。她们与文士之间的感觉，就是有情人在一起，男的对女的说“抽屉里有钱你自己花吧”的感觉，只不过情人多一点罢了。对于多妾制的古人来说，他们对公共情人和交际花都持开放宽容的态度，毕竟那时梅毒还没传入中国并流行开来。
明代北京的八艳寓所，位于前门西河沿、草场院和西瓦厂墙根下。崇祯年间，北京消减教坊乐户，这些乐户很多都流落到扬州去了，才使得扬州在明末清初成为举世瞩目的风月场所。而南京的八艳号称“京帮”，在苏州、扬州一带鹤立鸡群。八艳和名士的生活环境差不多，书房里都是摆着天然的条案，条案上摆着花瓶，里面插着花，案几上摆着清供。书柜、多宝阁。多宝阁里放着几件古玩，墙上挂着名人的字画，书柜上收藏着几部古书，屋角还会有放衣物的大樟木箱子。——要知道这个时代，北京的土窑子，都是临街的倒座房里，在墙壁上凿个窟窿，妓女脱光了在里面往外招手，做出种种下流的动作，就像是现在的发廊。男子们路过看到了便进去，会发现面前能排列一大排供挑选，又像是东莞洗浴中的金鱼缸。这里面还有“风马燕雀，仙人跳”之类的骗局，这类骗局在《二拍》中讲过，民国时连阔如又在《江湖丛谈》里详细揭秘了一番。妓女与八艳，彻底不是一个概念。
八艳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古代社会特定的。那时候文化是世袭制的，“出身不好”的女子，不论是罪臣之后还是被拐卖，进入青楼是她们学文化的唯一途径，也是在艺术上能有所创造的途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出身于娼家，哪怕是从良后仍被称作妓女，不是个人命运可以掌控的。我们把八艳看做妓女，而古人把她们看做名士。看对方是名士的人本身就是名士，看对方是妓女的人本身就妓女。面前有妓，心中无妓，这个道理是成立的。
二、我们往往以为，古代只有风流才子或反派人物才每日狎妓作乐，实际上，不论古代忠贞的民族英雄、豪迈的沙场武将、正直的忠臣孝子，无不有狎妓作乐的八卦掌故，也无不有与妓女唱和赠予的香艳诗词，宋词几乎可以说是妓词，是写给妓女，并由妓女演唱的。这些是不必忌讳的，更说明了古人对此的认可，后人从来没有因此而批评过他们。而古人对于狎妓的批评和处罚，往往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丧服期间内狎妓;二是没有按照规定狎妓。在一个娶妻相对容易的时代，在欲望驱使下的士大夫们没有一心扎在家里，而是转向了高额消费的青楼，因为那里，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
在古代，一旦普通的青楼女成为交际明星后，会在她身边集结一大群士大夫，并形成一种政治力量。青楼在古代文化中所起到的传播作用是不可小瞧的，相当于欧洲贵妇的沙龙，八艳就相当于欧洲沙龙的女主人。有着相当的社会活动能力。当时有位有文化女子叫黄媛介，她的先生叫杨世功。杨世功不成材混不成名，要黄媛介去托柳如是帮忙找工作，每次出家门，都是他亲自出门送妻子。黄媛介结识了柳如是以后，还和很多女子一起诗文唱和，在女伴家里郊游，一住好几年。八艳地位的提升，是和名士分不开的。名士喜欢的女子不仅要才貌双全，还要由十足的性格和思想。即爱的不是八艳所具备的条件，而是爱她们独一无二的人。历史上很少有如此集中的士大夫娶八艳为妾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千年一遇的，因为时间已到了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的中国文人是最为浮躁、狂放、暴戾、不羁的，不论是降清还是做明的移民，不论是苟活者还是殉节者，他们都“行大事者不拘小节”，行为都变得极端而乖张。人们不会把目光都集中到他们的私德上，也不会过多指摘他们。好比民国抗战时期，人们是不会嫌弃大学生四处找不到工作的。而此时的士大夫和八艳，开始了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场狂欢。明末清初，大凡张溥、张岱、钱谦益、侯方域、冒辟疆、龚鼎孽、吴梅村……每一位名士都不可替代，他们爱的八艳也是不可替代。名士和八艳彼此都有心理需要，气味相投，他们的性格和曲折的生活阅历多少有些相似之处。如此门当户对，不成婚姻也难了。他们的婚姻多是以悲剧结局，自然感叹都是乱世儿女情，不是乱世也许不会相爱，是乱世就引发国破家亡，他们在政权、婚姻的选择时最终会产生分歧。八艳对婚姻期望值高，一旦名士发生动摇，或犯了错误绝不去原谅，她们宁可独身终老或出家，也不会随便找个人嫁了。
想当年，卞玉京倾心于吴梅村，吴梅村那种男人的忧郁、纠结、龌龊和小心眼稍微冒了个苗头时，卞玉京就死心了。待到几年后他们在钱谦益家重逢，吴梅村想再续前缘，卞玉京都不见他。对于名士吴梅村来说，他的选择面有很多，他对卞玉京的表白，本能的是犹豫和退缩，是三思而后行，是万不能赔上自己的一生仕途。他不会在乎卞玉京的出身，也不会觉得卞玉京不好，而是本能地自我保护——一旦娶了八艳，那会有怎样的将来？在感情面前男人没有女人坚决，最终的结局是吴梅村错过姻缘后，惨淡地给文学史上添上首好诗。
三、夏天的时候，我去商丘和常熟等地方瞎玩，在商丘城内看了侯方域的故居，是他们整个家族的宅院，修得挺新，也不确定侯方域住哪间屋;侯的墓不可考，只到郊区看了李香君可怜的小墓，是个很不起眼的普通坟头;而在常熟看钱谦益的墓时，已经没有什么遗存了，主要是三个土坟头，分别是钱谦益父亲、母亲和他的墓，最后还有一块钱谦益父亲的墓碑。周围一片郁郁葱葱。柳如是的墓离他不到一百米，但他们还是没葬在一起，也许柳如是的墓不可考，只是后人的附会罢了。
随后又到如皋去看了修整如新的水绘园，有一点建筑多少有些古意，料想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董小宛能在这里精研厨艺给冒辟疆吃，由此列为古代的女名厨。至于陈圆圆的故居就更不用寻找了，离我家隔不了几条胡同。一说是北京府学胡同的大宅，这一片一直到平安大街，在明代都是崇祯妃子田贵妃的老爸田弘遇家，闯王进京后被刘宗敏霸占，自然陈圆圆也被抢到这里;另一说是西单民族大世界的院子，那里曾经是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这两处都不可考。
如果八艳仅仅是名妓的话，她们的结局一定要好上很多。名妓是“来者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八艳和名士绑在了一起。名士倒霉，她们吃了瓜捞。又由于柳如是刚烈的反衬，顾横波的被骂更是冤枉，给个一品夫人，谁能不要？江山易主的时候，名士可以选择不做名士，而八艳却不会选择不做八艳，这才是她们悲剧的根源。
要真列个表，会发现八艳中，陈圆圆、李香君、卞玉京出家，柳如是自杀，顾横波成了一品夫人但糟了骂，寇白门落魄而死，马湘兰没有落魄，但心内也不会痛快。不论如何，八艳是中国古典妓女最后的辉煌时期，明代男风大盛，已经于妓女势均力敌。等到了清代以后，八艳就要完全让位给相公们了。想再次辉煌，那要到十九世纪开埠以后，或者干脆说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