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身背43年“汉奸”罪名的红色女间谍是谁

1982年12月5日，关露服用大量安眠药，静静地躺在床上。在她的似乎梦境里又回到了那个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那年关露七十五岁。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传奇的人生之路。第二年，潘汉年案件正式平反，他所牵连的有关人士全都落实了政策，然而关露却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人们也许不认识关露，但人们大都知道《春天里来百花香》这首歌，“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这首歌曾因电影《十字街头》放映而传唱于街头巷尾，以至于家喻户晓。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才女关露。

关露，河北宣化人，1907年出生在山西右玉县，本名胡寿楣。从小父母双亡，18岁时只身闯荡大上海。1932年春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与夏衍、丁玲等共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她曾接替丁玲所负责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关露是左联时期的优秀诗人和作家，又是一个执着的革命活动家。她不仅积极参加各种救亡活动，在各种集会上进行讲演，同时在上海的各个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及翻译作品。三十年代她已是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

然而，关露这样一个伟大女性的名字，又是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没有纪念大会，没有追悼文章，一如当年她的去世，悄无声息。在关露的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漫长的一生。

从知名才女到日伪“汉奸”

1939年的上海滩，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已沦为“孤岛”，这个外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到处都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此时的关露，与丁玲、张爱玲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

关露平日除了各种创作之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现在已广为人们熟悉的优秀作品，而那首流露着健康豁达情怀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更为她赢得了社会广大民众的喜爱。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疯狂入侵，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伟大称号。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受到广大民众喜爱的女作家，却在这一年的年底突然在上海滩销声匿迹了。而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是什么原因导致关露发生那么可怕可悲的变化呢？这个谜底一直到1943年之后才彻底揭开。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作家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她接受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打入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这么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女作家关露呢？

一切为了抗战，历史选择了关露

原来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投到了胡家的门下，而胡绣枫热情地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因为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便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去完成这项重大任务。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带来的中共南方局叶剑英给关露的密电。密电的内容是：速去香港找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

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就是廖承志，另一个人则是潘汉年。那是一次绝密的谈话，直到若干年后，有的材料里才第一次提到它。潘汉年所带来的任务，竟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最后潘汉年是如何说服关露的，人们已无法知晓，但通过史料能查到的是，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立即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辩护。”

只身打入魔窟，倍感寂寞孤独

回到上海后，关露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就在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上海的敌特空前猖獗。这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就在这个用人之际，左联负责人找到了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告诉他，今后不要让关露参加他们的活动。此后，上海的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无不对她侧目而视，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

蒋锡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关露，聊了一会儿，她跟锡金握手告别时说，“我没去过你的家，你的家在什么地址我全忘了”。就这样，关露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有意疏远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据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倍感寂寞孤独，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一个人就找到胡绣枫，随后胡绣枫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忍辱负重了两年后，付出终于有了收获。

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有迹可寻的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合作？”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一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的手中。后来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迎来了她新的任务。

恢复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是从国土到文化加紧对华侵略。日本军部在华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招来了一个新的编辑，这是一个穿着时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国女人，她就是关露。

经过前两年的磨练，如今的关露更为成熟。在以后的日子里，她行使编辑的权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如果经过这次的亮相，关露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就在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期间，关露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两个消息：其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其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共产党接到密报，关露已经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于是立刻安排她来到了苏北解放区。这时候关露非常高兴，她觉得“汉奸”之名终于可以得到彻底洗刷了！

抗战胜利了，却要接受严格的审查

经过六年的敌营煎熬生活，关露终于回到自己人的身边，然而单纯天真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经受的煎熬生活还远没有结束。

初到解放区，关露认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她甚至又萌发了写作热情。可她却发现署名“关露”的文章都得不到发表。此时的解放区的整风运动正进入审干阶段，任何一个来自白区的人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没有多久，关露成为严格审查的对象。

抗战胜利却仍然要忍受误解，作为一个女人，关露的精神已近崩溃边缘。这时，有人给关露送来一封信，当她看到寄信人名字的时候，她整个人在一瞬间振奋了起来。

关露一直有一个恋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感情十分深厚。抗战时期关露在敌人的营垒里始终是以汉奸文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的恋人则以爱国分子身份在国际友人之间活动，身份的差别导致两个人聚少离多。关露以为到了解放区，他们就可以结合了。但是关露绝对想不到的是，这封珍贵的来信竟然是一封绝交信。原来，关露的那位恋人当时正陪同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考虑到关露当时已是一个公认的“汉奸”，所以，他就给关露写了那封绝交信。

“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过了一段时间，潘汉年等人为关露送来了证明材料，关露渐渐地康复了。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指控而被捕入狱。由于受到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竟然是关了8年。

1982年3月，中组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关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时年76岁。

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候发现，陪伴关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而她的身边还一直保存着一张那个恋人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有关露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关露在狱中曾留下了十一首诗，其中最著名的是《秋夜》中的两句诗，“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1982年12月5日，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许多细心人发现，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但是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他的沉郁，他的沉默，也许说明他的内心正处于无限愧疚和无穷悔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