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芳子妹妹：没落皇族“十七格格”的传奇人生

年轻时的金默玉

1918年，流亡于旅顺、仍沉浸于恢复大清帝业的肃亲王善耆迎来了他的第38个孩子，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爱新觉罗·显琦——90年后，当“公民金默玉”回望当年身为肃王府的十七格格时，这位最后的格格，也完成了对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记忆和见证。

她像所有想摆脱出身阴影的人一样，试图用劳动来洗刷掉自己身上“十七格格”和“川岛芳子之妹”的烙印，以至于从此九节脊骨坏损，“天气稍一阴冷，浑身都难受”。1996年，78岁的金默玉在廊坊开发区创办了“爱心日语学校”，而后的“东方大学城”正是在这所学校基础上创办的。在廊坊的家里接受采访前，保姆先为老人递上毯子盖住双腿，很默契地送上香烟、打火机和烟灰缸。老人抽烟的频率很高，几乎一天一包。这也是秦城生活落下的习惯，在监狱里，每当腰疼得受不了时，她就靠香烟顶过煎熬。每一位见过金默玉的人，都会惊讶于她历尽沧桑后的达观和幽默。

末代肃亲王

1922年父亲去世时，我只有4岁，所以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我也是从书上知道他的许多事情的，比如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是父亲审的他。父亲见汪精卫谈吐不凡，很爱惜他，虽然两人在保皇与革命的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但父亲觉得汪精卫是个人才，所以汪精卫能免于一死，父亲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家是正宗的正黄旗，追根溯源，我们这一支的祖先、第一代肃亲王叫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他骁勇善战，后来成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皇太极去世后，他与多尔衮争皇位，多尔衮得势后，他很早就去世了。

父亲爱新觉罗·善耆，是第10代、也是末代肃亲王。如今很多史学家都认为他是位开明之士，当年他极力主张君主立宪，也曾向西太后谏言过，但西太后听后不悦，把他和恭王一起给轰下去了。父亲下去后大哭一场，觉得清朝完了。西太后每年过生日，那些王公大臣都要进贡，父亲想让她见识一下国外那些先进东西，告诉她“人家文明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大清朝别再妄自尊大了”。他处心积虑，让人从英国、法国运来了好多东西，比如沙发、摇椅、望远镜、留声机等等。但那些东西运回来后，有人说：肃王要篡位。他一生气，就把它们留在自己家了，我小时候还玩过。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八音盒，像钢琴那么大，16个人都抬不动，上面有很多小木人，启动后，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敲锣、有的在打鼓，特别好听，后来也不知道哪去了。

刚过40岁的父亲出任民政尚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在当时的清政府里已算非常年轻的“官员”了。他在全国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他接管“崇文门税务监督”后，给大家都涨了工资，告诉大家绝对不许收受贿赂，有点像今天“高薪养廉”的意思。后来有人跟西太后说：肃王管得挺好的。谁知道西太后说：“那肃王以后不干了，谁接管他？”意思是说没油水可捞，还谁愿意管这摊啊？由此可以想见，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溃烂成什么样子了。

父亲对清朝忠心耿耿，1912年，他痛哭流涕反对溥仪退位，是唯一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溥仪逊位后，他跟全家人说，国家都亡了，个人生活不能太奢侈，所以要家里人穿得简单些。母亲她们都有丝绸，也不能故意扔了，所以平时就在外面穿一布衣。我的三娘特胖，怕热，只有她平时可以穿一件纱衣。其他人上下都得是布的，不许穿丝的。所以父亲死后被溥仪“赐”谥号为“忠”，追封为“肃忠亲王”。

父亲在56岁那年暴病而死，有1位正夫人、4位侧夫人，生了38个孩子，我是最小一个，肃王府里的十七格格。我有21个哥哥，16个姐姐。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奇，问我能认全那么多哥哥姐姐吗？怎么认不全呢？男的跟男的排，女的跟女的排，最小的哥哥叫二十一哥或小哥哥。在王府里，我们管正夫人叫“奶奶”，管自己的母亲叫“娘”，我的生母是第四侧夫人，我对母亲印象不多，只记得她挺好强的，老是盘腿看书。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死的，据奶妈她们说，母亲是侍候父亲累死的。就这样，我4岁那年，一个月之内没了父亲和母亲。

旅顺岁月

1918年我在旅顺出生时，父亲已从北京流亡到旅顺6年了。当年父亲一心想利用日本人复辟清朝统治，策划“满蒙独立”。日本人就在旅顺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让父亲过来“共商大计”。

我们在旅顺的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当时那一片叫“新世界”，地址也是按日本人的习惯，叫“镇远町十番地”。我只记得小时候的旅顺有山有海，特干净，也安静极了，一辆汽车都没有，街道两旁都是洋槐，6月傍晚的时候，整个“新世界”都是香的。解放后我又去了一次旅顺，跟印象中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原来的房子还在，但经历了许多变迁，也被弄得乱七八糟的，一会儿住解放军，一会儿住苏联专家，后来还做过小学校。当年门口还立了一个牌子，说我父亲如何反动之类的，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父亲在世时，我和他的接触也不多，父亲是“王爷”，基本上都在王爷府里待着，不像咱们现在出入那么随便。我们这些孩子，各有各的屋子，各有各的奶妈和“看妈”，连母亲的屋子都不大随便进出。

父亲组织“宗社党”，复辟失败后流落到旅顺，让哥哥姐姐都上日本学校。他的意思是，必须得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就这一点我觉得他脑子好，并不是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思想。所以姐姐们都上旅顺女子学校，哥哥们上旅顺“工大”，我们小不点的上第二小学，同学们都是“满洲铁路”或者“关东厅”的后代。

虽然那时已经没了皇帝，但在家里，那些前清的礼仪还沿袭着。那时家里也没有沙发，坐得规规矩矩，只能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跟谁说话要慢慢把头扭过去，以耳朵上的坠子不能有任何摆动为标准。平时格格也没什么机会出门，只有姐姐嫁人、亲戚过生日时，才有机会出去。听姐姐们说，格格们出门时用幔帐遮着，直到上了轿子才放下，没几个人见得着。所以在老百姓的想象中，哪个王府的格格都是“美人”。

我很庆幸，出生得晚，没怎么受这些“洋罪”。我从小就讨厌这些繁文缛节，姐姐们称我为“革命儿”。那时候格格通常都嫁给蒙古王，我的五姑姑善坤就是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的福晋。我们这个圈里，也是互相联姻，比如我九哥的女儿嫁给李鸿章的孙子，我想如果朝代不发生变化、我不受新式教育的话，我也得认命、也得走姐姐们的老路。不过哪有那么多王公可嫁？可能最后我就成老姑娘了。

旅顺和大连当年也是清朝遗老遗少聚集的地方。父亲到了旅顺后，恭亲王溥伟也追随他到了大连。恭亲王溥伟特别崇拜我父亲，他也赞成父亲，认为不能锁国。恭亲王长得漂亮极了，真像个王爷的样子，不像我父亲是个小矮人。他小楷写得也漂亮，问他《红楼梦》哪一回写的什么，他随口就能说出来。父亲去世后，他特别疼我，认我为干女儿。我在恭王府行四，是“四格格”。恭亲王也是对清朝念念不忘，1931年跑到沈阳去拜祭清祖先陵，后来又跟着溥仪跑到长春“满洲国”，没几年就死了。现在大连还有恭亲王的房子，我几个哥哥也在大连买房子住，现在大连黑石礁一带还有一套，据说已经变成了饭店。

1931年溥仪从北京逃出来后，曾在旅顺躲了一段时间，溥仪在旅顺期间就住在我们家，在此期间他还以皇帝的身份祭祖，也接受罗振玉、郑孝胥这些清朝遗老遗少的朝拜。溥仪的行程当然是绝对保密的，我那时还小，只有12岁，白天还要去上学，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曾经来过，只记得让我们搬出来，单给他辟了一幢小楼来住。我后来才知道是溥仪来了，我也没见过婉容，不过三姐她们见到过，我大嫂还伺候过。

刚到旅顺时我们家还是一个大家族，都已破落成那地步了，还有两百多口子人呢！父亲是为了他的复辟梦而到旅顺的，但对那几位夫人来说，旅顺太小太闷了，哪能跟北京比呢？父亲在时她们不敢动，但我们家吃的、喝的、用的都从北京运。父亲一死，几位夫人很快回了北京，有几位哥哥去了大连，这个大家庭很快就散了。

没落皇族

父亲去世3周年时，被运回北京安葬。记得当时给准备了一辆火车，父亲的棺木在前头母亲在后头。几乎所有旅顺人都出来看，附近的农民头一天赶着马车来、晚上住在马车里就为了等着看热闹。据说现在有些老人还能记得当时的“盛况”。送葬的队伍很长，按照规定，抬灵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一共128人。队列的最前面是“金山”、“银山”、“马”、“车”;为了赶制这些供品，旅顺所有纸店里的存货都被抢购一空。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人，因为队伍太长，从旅顺家中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父亲被葬在“架松”，也就是现在的劲松一带。我们家的墓地有两处：十八里店有一处，在架松也有一处。因为墓地里有一棵数人合抱粗的松树，松枝用上百根木料支撑，所以才有“架松”之名，虽然这棵树已在40年代末枯死了，但地名沿用至今。父亲去世时，正在东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留学的三姐显珊也回来奔丧，之后她再也没回去，偌大的家后来就剩下三姐、十六姐——我喊她“小姐”和我3个人，加上十几个佣人。按照那时的规矩，王爷身边的女人如果没生男孩就不能被册封，像我母亲17岁生了我大哥，因为头胎就是男孩，所以她被册封得早。而三姐的母亲刚生下她就去世了，我父亲挺可怜她的，所以父亲在世时她在家里耀武扬威的，大家对这个三格格有点又恨又怕。父亲一去世，她没什么靠山，也没地方可去，就把我俩要过去，我俩分的家产都归了她——她如果不争取我们，她也没什么财产。三姐后来办了一所学校，还买了个农场，但她什么也不懂，她养的果树起初还结挺大个儿的苹果，到了后来却变成像海棠果那么大。三姐后来认识一个女传教士，每次来家里教我英文，在她影响下，三姐和十二姐、十五姐都信了基督教。三姐终身未嫁，最终死在教堂里。

我在旅顺待到13岁。我毕业那年，溥仪的“满洲国”也成立了，我去长春上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学。那时我几个哥哥在“满洲国”谋得了一官半职——同母的大哥金宪立任“齐齐哈尔市长”，后来他跟人闹别扭也不干了，要去日本，当时川岛芳子也在长春，哥哥们也怕我受她影响，就把我一起带到日本了。

我们到日本被安排读日本的贵族学校。一起去留学的都是满清后代，比如婉容的弟弟润麒，溥仪的妹妹、醇亲王府的三格格都是我们同学，他俩后来成了一对夫妇。润麒年轻时候特别淘气，一不高兴就掏出枪冲天上放两枪，不过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他的脾气也变了。前一段听说他还好好的，没想到出门摔了一跤，就死了。

1940年，溥仪作为“满洲国皇帝”到日本访问，还被裕仁天皇接见过，“大使馆”组织我们留学生去见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溥仪，他站在台阶上，我们站在底下看，但没有欢呼，也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敬礼。我见了溥仪也没激动，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是西式教育，对清朝那一套也比较淡漠。

我在日本上的是东京女子学习院英文系，每个月都有人从我们在大连的房地产公司那里寄钱给我，100块“小洋”，不够的话打电报让家里再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万块钱吧，我也花不完，一个学生哪用得了那么多钱？

那时我们家是被川岛浪速控制着的，川岛浪速是利用我们家起家的。父亲当年为了复辟找到他，父亲在世时，他“王爷长、王爷短”的，拍父亲马屁，他过去就是个三等翻译官，中国话也不怎么样。川岛浪速就怕我父亲一个人，他看透了我们家，哥哥们都无能，年纪大的几个哥哥都抽大烟，年纪小的还在上学，父亲一死，我们家也没什么人顶事，整个家就被川岛控制了。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川岛浪速，他到过旅顺。记得有一次吃饭时他突然把袜子脱了，往后一扔，那时候我不知为什么就对他有些反感，觉得他真下等。川岛浪速掌管我家很长时间，他对父亲的几位夫人不敢不恭，她们回北京后，川岛每个月定期给送生活费，那几位夫人什么也不懂，只要给生活费、生活不成问题就不过问了，还感恩戴德地喊他“川岛大人”。后来大奶奶、三娘、二娘等都相继去世，川岛浪速就一点点掌握了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在大连、天津都有不动产，最终都被他控制了。

从十四格格到川岛芳子

当年我因为川岛芳子而在秦城监狱关了15年，曾经下决心：这辈子再也不谈川岛芳子，但我发现她总是我这辈子绕不过的一个话题。好好一个肃王府因为一个川岛芳子而出了名，这多少让我很尴尬。我后来经常想，如果父亲活着，知道芳子后来走了那样一条路，他绝对会把芳子要回到自己身边。

我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显是长女，也是全家17个女孩的第14个，5岁左右被川岛浪速带到日本，成了他的养女，肃王府的十四格格从此成了“川岛芳子”。我有个七哥叫金璧东，“伪满洲国”时期任“黑龙江省省长”，川岛芳子顺着这位哥哥，把自己的中文名字改成金璧辉。川岛芳子没怎么念过书，但字写得不坏，人也聪明，虽然没学过俄文，在哈尔滨待了几个月后，俄文说得噼里啪啦的。

1927年，川岛芳子回旅顺准备结婚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比我大14岁的十四姐。

在我母亲生的3个女儿里，川岛芳子最漂亮，性格外向，挺明朗的。我见到她时，她一直梳男头，穿男装，不管西服也罢，和服也罢，还是军装，都是男性化打扮。听说她只是早期在天津“东兴楼”时期穿过女装，我有时也用日语喊她“兄长”。她也不怎么化妆，她年轻时漂亮，也用不着化妆。

跟川岛芳子结婚的人叫甘珠尔扎布，他是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二儿子。1916年，袁世凯暴亡后，父亲支持巴布扎布叛乱，希望搞“满蒙独立”。巴布扎布后来被张作霖的奉军打死，我父亲特别讲义气，把他们全家接到我们家里养着，也让他几个孩子念书。老大很有志气，后来回到了蒙古，老二和老三留在中国，老二甘珠尔扎布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特别喜欢芳子，一心想娶她为妻，甚至为她得了相思病。甘珠尔扎布的母亲就跟我三姐提亲，说来说去就成了。川岛芳子结婚那天挺热闹的，平时她总爱穿男人的衣服，但那一天她自己弄了身婚纱，挺漂亮的。全大连、旅顺的日本人都参加婚礼了。

川岛芳子不怎么喜欢甘珠尔扎布，再说她哪是在家待得住的人？婚后不久她就从旅顺搬到了大连，不到一年，又离开了大连。甘珠尔扎布的姐姐后来嫁给了我九哥，成了我九嫂。听我九嫂说芳子自己跑回日本了，甘珠尔扎布后来又找了一位夫人，长得挺漂亮的，生了5个孩子。奇怪的是，甘珠尔扎布结婚时，川岛芳子又跑来参加了。甘珠尔扎布一直不能忘记她，但驾驭不了她。

我和十六姐后来到长春读书时，川岛芳子也在那里，自己住在一幢房子里。平时我都住在学校的宿舍，偶尔去她那里玩。川岛芳子虽然没见过我几面，但特疼我，因为我最小。她有时还带着我去郊游、跳舞，还教我如何化妆和穿着打扮。我大哥知道后，特别反对我跟她来往。她那时总跟一些日本军人混在一起，名声也不好，大哥生怕我被她带坏了。

在我去日本留学的头一天，川岛芳子先离开了长春。我去车站送她，她喊我“小不点”，不知为什么，竟有点眼泪汪汪的。川岛芳子在日本的名气可大了，有一段时间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她的消息，“川岛芳子栏”天天登她的相片。我在日本上学时，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消息说她生病住院了，我就去看她，她见了我还挺高兴的。有时我想，可能她内心深处也挺孤独的。

1941年，我回国后，川岛芳子刚好也在北京，这时她的名气似乎更大了。她在东四九条那里住，我也不知道她哪来的房子，我只去过一次，我一看她身旁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还有很多有名的戏子都围着她，都怕她，喊她“金司令”——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司令。川岛芳子让我跟她住在一起，她可能觉得自己老了，得有个人帮她，但我不愿意。我受的教育比她强多了，怎么也能看出来她和周围的人都不对，于是尽量躲着她。有一次把她惹生气了，她闯进我家大发脾气，让我向她道歉。我也忍不住和她吵起来，她可能没想到我会和她顶嘴，气得到处砸，甚至用军刀猛抽打我，在大哥劝阻下，她才坐上车扬长而去。

小时候对家里的许多事不是特别明白，等我渐渐长大后，经常想，川岛浪速要是把川岛芳子教育好了的话，她绝对不会走这条路。她的漂亮也把她毁了，日本军人跟在她屁股后面，把她捧坏了。川岛浪速也利用芳子的漂亮做宣传，笼络那些军人，还用我们家的钱买什么矿山。据说那个川岛浪速让芳子站在山上，问她：你说我们买哪一块？她就随便那么一指，也不问价钱就给买下来了。日本长野县现在还有一个“黑姬山庄”，就是川岛浪速拿我家的钱在山上买的房子，成了芳子在日本的根据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川岛芳子。1945年，抗战结束后，川岛芳子被逮捕，1948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决。据说她临死前挺想见我的，但我没去。我想她自己不觉悟，周围的人又不放过她，那样一种结果，对她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了。

从格格到平民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被迫中断了两年的大学生活，从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长住，也是我记忆里最无聊的时期，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家里憋坏了，王府井一天能逛好几次。

我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也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而破灭。我曾经设想自己做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甚至去做歌唱演员，但长辈们觉得，身为一个王府里的格格，怎么能四处抛头露面呢？我喜欢骑马和打网球，为了玩起来方便，在19岁生日那天，我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了放在橱窗里，被我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他特别生气：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

从小我对钱没什么概念，从不接触钱，也不必拿钱，要什么有什么，大了以后也不用我管钱，哥哥们早给买好了。他们从几百样里挑几样好的，拿回来给我挑，哪用得着我花钱呢？到了民国时期，开始实行记账。去东安市场逛，大家都知道这几位常去的客人的身份，说这个小姐是什么府的，那个人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肃王府的小格格，我一去他们就说“您随便拿”，喜欢什么就说送回家里，也不用自己带回家。到了节假日、旧历年算账，家里的账单一叠，到时自有人算账，但谁给的钱我都不知道。

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1948年，哥哥成了众多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留给我的是100块钱、6个孩子，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既没结婚，也没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为了谋生，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3天1件，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在这种窘迫中迎来了一个新的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没有走，我觉得共产党不喜欢你也罢，国民党不要你也罢，你毕竟是中国人啊。后来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了一笔钱，我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饭馆“益康食堂”，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不久我与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

1956年，我考进北京编译社，被分配到日文组工作。就在我觉得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时，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宣告我被捕了。3个月后，我被押送到劳改队。6年后的一天，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金默玉，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从这一天起，我被带到著名的秦城监狱开始服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无法选择的出身，以及那个阴魂不散的胞姐川岛芳子。为了不连累马万里，我主动提出了离婚。

1973年，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我终于重获自由，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种地养鸭，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1979年，我是想有份工作。我想我干不了体力活了，但我还可以干脑力活。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我想，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

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当年在日本东京女子学习院的那些同学设法找到了我，分隔几十年，她们说我一点都没变，还嘻嘻哈哈的，甚至有人还不相信我坐过15年的牢。我拒绝了他们让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请，我还是那个想法，我毕竟是中国人。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这一辈，男的是“宪”，女的是“显”，下一代女的是“廉”、男的是“连”，现在这些后人有姓金，有姓连、廉，姓什么的都有。以前是皇上赐给8个字，可以用八代人，这8个字用完了再给8个，现在也没人给排了。我们家到“连”就没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