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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本是德才兼备明君 亡国是只因宽容贪腐

2017-06-21 10:08:18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剑桥中国隋唐史》如此评价隋炀帝:“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

《剑桥中国隋唐史》如此评价隋炀帝:“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历史上的杨广确实被极端妖魔化了,不仅弑父篡位,夺嫡杀兄,奸母诛弟,甚至“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事实上,杨广不仅“美姿仪”,“少敏慧”,而且颇具军事才能和政治铁腕。他的父亲杨坚是隋朝开国皇帝,母亲独孤皇后则是北周名将孤独信的女儿,堪称血统高贵。开皇年间,年仅13岁的杨广受封晋王,统帅并州兵马。公元589年,20岁的杨广拜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驰马援弓风驰电掣,率50万大军,突破长江天堑,一举灭陈,统一中国。他对南朝百姓“秋毫无犯”,“天下皆称广以为贤”。《隋书》更称赞杨广“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

这位皇帝还是个天才诗人,其名作《饮马长城窟》:“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今天读来还辉煌壮丽、气吞山河。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睿智的杨广还曾首创科举。《唐摭言》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级行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其实,隋炀帝才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首创者。大业三年,炀帝下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应该说,这“十种”人才的选拔标准,比后世的八股取士高明许多。

然而,颇具才干的杨广却在执政14年后亡国,使隋朝成为著名的短命王朝。后代学者往往将隋亡归因于征高丽、修运河,甚至归咎于杨广本人锦帆珠翠、大修宫苑的高消费。其实,百姓对封建天子的消费水平,本身就有相当容忍度。乾隆下江南,奢华消费只能更甚,却不曾引起民变蜂起国家动荡。历史学家的分析,也许都是隋亡的理由,但还有一个幽暗的历史角落需要照亮,那就是隋炀帝对官场贪腐近乎过度的包容宽纵。这种对腐败的宽容,令朝廷贪腐肆无忌惮、嚣张霸道,成为人神共愤、恶性扩张的社会毒瘤。

杨广最信任的宇文化及,就是个奢靡贪腐的“官二代”。他“不循法度,好乘肥挟弹,驰骛道中,长安谓之轻薄公子”。尽管贪污受贿被多次举报揭发,都靠杨广保护从轻发落。坚信自己“有后台”、“根子硬”的宇文化及,从此更加贪婪,见民间美女珍玩便强行抢夺。隋大业初年,刚刚即位的隋炀帝驾临北方边境榆林,陪驾的宇文化及竟违背禁令与敌国突厥经商,谋取暴利。这种“跨国”贪腐,终于激怒了杨广,判宇文化及死刑。但这位贪官已被剥衣解发押赴刑场时,杨广又心软了,再次赦免宇文化及,将他“捞”了出来。

杨广为何对贪官如此心慈手软呢?也许由于长期与兄长杨勇夺嫡,他太过看重官场力量,认为只要得到百官拥戴,满足朝中官员的要求,让他们心花怒放,就能收天下于股掌之上。他明白,宇文家族官场人脉极广,宽容宇文化及,就等于打通了官场的任督二脉;而皇帝亲自赦免的贪官,也会从此结草衔环感念圣恩,成为忠心不二的嫡系;再者,连宇文化及这样的大贪官都能免罪,朝中贪腐官员自可放心大胆,一心一意地效忠于自己。这样一举三得,是何等高明的权谋之道驾驭之术!于是,宇文化及不仅咸鱼翻生、绝地逢生,而且被再度起用为重臣。

聪明的杨广什么都考虑到了,却唯独没有考虑到普通百姓的感受,没有意识到:对贪官的容忍,就是对百姓的残忍!也许,杨广“并不比其他皇帝更暴虐”,但纵容贪腐的结果,却使得民怨沸腾。征高丽、修运河的徭役征伐,成为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说在扬州行宫的杨广,有一天顾影自怜、对镜中俊美英武的自己高声慨叹:“如此大好头颅,不知将被何人取走?”吓得后宫妃嫔花颜失色。然而杨广万万没有想到,取走他大好头颅之人,既不是饥馑难熬的天下百姓,也不是问鼎中原的各路反王,更不是他用科举收买的读书人;而恰是他多次力保、宽容恩宠,从刑场上赦免、从死牢里“捞”出的贪官宇文化及。

其实,贪官的贪欲绝不仅限于金银财富、声色犬马。既然凭借贪腐能攫取财货珠宝,既然能用金钱买来高官爵禄;那么,当贪官手中积聚了足够多的巨额财富,足以养活一支军队发动一次叛乱时,他为何不能觊觎皇权、贪图最高权力呢?宇文化及最后说了实话:“人生故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这是他心中贪欲最鲜明的表白。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在扬州发动政变,弑杀隋炀帝,霸占萧皇后。他建国号“许”,自立为帝,终于过足了一把皇帝瘾。但不久即兵败被擒,被窦建德所杀。至此,宇文家族近乎疯狂的贪欲表演才最终落幕。

杨广虽然天资英纵,但治国之才谋国之深,却远不及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更比不上当过乞丐、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刘邦对贪腐重臣绝不姑息:汉朝开国丞相萧何,仅因一次“收取商贾贿金”的贪腐行为,就被刘邦当朝逮捕,廷械下狱。试想:曾上演过“萧何月下追韩信”千古佳话,在楚汉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大汉元勋萧何,一涉贪腐都立即严办,天下谁人敢贪?而明太祖朱元璋对官吏贪腐,更是近乎冷酷的“零容忍”———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纹银者,立杀;而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就可直接捆绑送京治罪,沿途官府不得阻拦。也许,这两位草根出身的开国皇帝都有切肤体会:贪官的一分奢华,就是百姓的千万滴血;容忍了一个贪官,就是害苦了无数百姓。民不堪其苦,何谈天下太平?

如果隋炀帝即位之初,就能整肃法纪、严查吏治,对“腐败零容忍”,对家族式特权膨胀和贪腐利益集团予以铁腕打击,使天下百姓共享富裕,历史将会改写。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很可能成为杨广的“大业之治”;而天纵聪明、英武俊美的隋炀帝,也不会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历史波涛汹涌千回百转,令人唏嘘,更令人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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