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赢得赤壁之战的关键之处 借到了荆州

赤壁之战之后，孙刘两家开始了暗中的较量，最终以刘备谋夺荆州而告终，在整个过程中，各方又进行了哪些博弈？孙权为何答应给刘备荆州呢？

赤壁之战期间，孙、刘联军以弱胜强，大败曹军水师于长江中游地区，迫使本已控制南郡的曹操势力不得不放弃南下及东进之战略意图，据守襄阳。当曹操北归之后，围绕着当时荆州南郡所在地江陵城的归属问题，孙刘两家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由此使得刘备关于向孙权“借荆州”的举措，成为这一阶段直接影响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焦点所在。所以，在曹操自北面虎视耽耽地注视着这一纷争走势新动向的条件下，孙、刘两家依此而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所进行的博弈，实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着极为敏感且关乎全局的重大作用。

赤壁之战结束后，曹操率大军北归，留在南郡的部属仅有三支人马，即分别为守江陵的行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屯当阳的行奋威将军满宠，屯襄阳的折冲将军乐进等;另外，还有江夏太守文聘在当地行使其地方政权的职能。

刘备和周瑜追到到南郡，二人巡视完战场态势，刘备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周瑜听从了他的这个建议，便以二千兵马随着刘备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的通道。(《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刘备建议中所提到的夏水，其古河道位于江陵城东南面(今荆州市沙市区)，经豫章口注入长江，再东北行连通汉水。期间，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蜀书》)事实上，他这种向东汉朝廷呈表建言、说是请求由刘琦出任荆州刺史的做法，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走一走过场罢了。试想，在那种群雄逐鹿、刀兵相向之际，这类由谁来做刺史之事，根本就勿须让朝廷批准，再说这个朝廷还正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也用不着谁来批准。显而易见，刘备这个所谓的“表”，也就是据此而昭告天下，为其仗着前荆州牧刘表长子刘琦的名义，南征原归荆州所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而获取合法权。

刘备耍了一招金蝉脱壳之计，“南征”去了，可南郡还在曹仁与徐晃手中呀！这时，东吴方面派出的联军前敌总指挥周瑜正率领三万精兵，在南郡的郡治江陵与曹仁隔江相对呢。所以此番真正领兵北上，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曹军后勤补给通道的是关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於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李通传》)应当说，曹军此间留在南郡境内的兵力依然不弱，要不周瑜与其副手程普怎么也不会跟他们针锋相对将近一年，居然还不能攻下江陵呢？正是有了这个空档，才给刘备留下了可乘之机。

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周瑜派遣东吴大将甘宁前往攻打夷陵(今宜昌)。曹仁也是曹操帐前一位能征惯战的主将，他见夷陵告警，当即分出一支骑兵西出江陵，抢在面前去围攻甘宁。甘宁势弱，招架不住，向周瑜求援。周瑜用吕蒙之计，留淩统在江陵与曹仁对峙，自己亲自领兵前往援救甘宁。在战斗中，周瑜的右胸为流矢所伤，伤势严重，于是不得不仓皇退兵。坐镇江陵的曹仁听说周瑜受伤卧床不起，赶紧领兵出城，麾军布阵，要来攻打东吴营垒。周瑜见军情危急，只好带伤忍痛披挂齐整，在手下一班将领的护卫下巡行军营，以激扬士气……后来，由于关羽率领的部队出没于襄阳至江陵区间的汉水流域一带，给曹军的后勤补给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曹仁见当面之敌无机可乘，而自己一方又穷于应付，无计可施，最后只有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弃守江陵，退据襄阳。

到此，赤壁之战总算取得了一个圆满的成果。这一仗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首先应当归功于周瑜的正确指挥，以及东吴全军上下的同仇敌忾，力战退敌。尤其是到了后期，周瑜带伤临阵，表现出临危不俱的大将风度，故战后孙权以取南郡之功，“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同时，孙权又以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金口)，于是基本上算是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地区，为此使江东政权的西部屏障更加巩固。

鉴于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金旋、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南)太守韩玄、桂阳(治今湖南郴县)太守赵范、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太守刘度等原先便归属于刘表，而此间的刘表长子、荆州刺史刘琦正归附于刘备，所以这四个人只需向刘琦表示归顺之后，那么武陵、长沙、赵范、零陵四郡，便在名义上臣服于了刘备。换句话说，刘备的所谓“南征四郡”，实际上只是依靠着重兵压境，并没有费多大的力，兵不血刃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四郡之地，算得上捡了个大便宜。

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大半生颠沛流离、苦于没有立足之所的刘备，那一阵猛地变成一个政治暴发户，这可真是叫人喜出望外了！

江南四郡平定之后，刘备占有了赖以立足、发展的根据地，于是便自说自话地以荆州牧的名义，论功行赏，封拜元勋，在公安组建了荆州牧名副其实的行政机构。他以关羽为襄阳太守，张飞为宜都太守，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而督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的这种布置格局实可谓用心良苦：此间，襄阳尚在曹操的掌控之中，刘备让关羽为襄阳太守，其任职形式看是形同虚设，但由于关羽实际控制区域也在襄阳至江陵的汉水流域一带，所以也算与襄阳沾上边了。与此同时，刘备再分割控制于自己手中南郡以西的数县之地，另置宜都郡，定治所夷陵(今宜昌)，派张飞为宜都太守，于是从南郡地面上又生生地切下一块来，让自己与东吴驻军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

宜都郡的设置，充分体现出刘备悉心保障荆州将来作为攻取益州之战后方基地的战略眼光。换句话说，即使是当刘备取得益州之地后，位于南郡西侧的宜都便成为他横跨荆、益的机枢要地，一旦荆州有何风吹草动，他马上就得火速率主力沿长江顺流而下，以确保自己据以立足的根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此间正式意义上的南郡太守，便是东吴大将周瑜--如此一来，这位仅仅只“屯据江陵”的东吴军统帅一下子便被置之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之中：南面受制于公安的刘备，西面受制于宜都的张飞，北面受制于荆襄之间的关羽……三面受扼的艰危处境，使得周瑜驻扎在江陵周围的全部人马，就只留下东边的一条通道了。

成了个大赢家的刘备，当然知道江陵地位和作用。对于这一点，《三国志·魏书·贾诩传》早就通过曹操的谋臣贾诩之口，对其作了充分的描述。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打算顺江东下，一举荡平东吴政权。贾诩劝谏说：“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着，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士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依照贾诩的说法，曹操根本就勿须对东吴用兵，只需利用江陵这一带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一门心思地搞好地方政权，就是以使孙权“稽服”了。可惜，曹操听不进贾诩的这番话，一味地企图炫耀武力，结果弄得赤壁一战大败而归。反过来，这也证实了江陵在当时对东吴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刘备占了上风，基本上具有了与东吴孙权平起平坐地盘和实力的，由此就难免再生得陇望蜀之心。孙、刘两家的关系，已经完全因赤壁之战后各自势力范围出现的新动向，而再度变得朴朔迷离起来。

之后事情就发展到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老套剧情了，在整个事件中，刘备虽然成为了最大赢家，但是却丧失了和东吴能够再度结盟的机会。虽拥有了领土又能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