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曾错将纳谏 当成剪除异己的工具

历史上一些封建皇帝，为了巩固政权，提升形象，常祭起“纳谏”的大旗，表示自己“虚怀若谷”，鼓励臣下献计献策，多提意见。不过嘉庆皇帝为了自己的私欲竟然将广开言路的工具当成了剪除异己的开路石

嘉庆登基，正处于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启承转接时期。前朝留下的权臣当道、言路堵塞、内创累累的颓败局面，给他的施政带来很大阻力。在此情况下，他便想到开门纳谏，“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然而有“太上皇”乾隆当道，他的“抱负”难以施展。

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嘉庆四年(1799)，一直握有实权的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几天之后，他便下诏求言，号召臣僚建言进谏，帮助自己改进工作。

嘉庆的诏书一发，立即得到响应。不久，御史广兴和给事中广泰、王念孙等便相继上疏，弹劾权倾一时的大贪官和珅。嘉庆顺水推舟，立即进行查办，趁机扳倒了心腹之患和珅，为己除一政敌，为国家除一大害。对此，臣僚弹冠相庆，朝野拍手称快。

为了进一步表明广开言路的“诚意”，嘉庆又平反了乾隆时因直言获罪的曹锡宝案和尹壮图案，在社会上引起更大反响。这样一来，在嘉庆亲政的一段时间里，沉寂多年的言路忽然大开，上自言官重臣，下至地方官吏，皆能奉章上达，指陈朝政。嘉庆的形象，也因此得以提升。

然而随着言路的开放，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涌了上来，很快便动摇了嘉庆纳谏的底线。因为嘉庆所需要的，只是那些合于己意的“正言”。而对那些批评自己的“逆耳之言”，他却十分反感。但为了表示自己“大度”，他还是忍而不究。毕竟这只是些无关宏旨的“妄言”，成不了大的气候，因此他鼓励官员继续大胆“鸣放”。

对嘉庆玩弄的“阳谋”，许多人都未能识破。尤其一些涉世不深的知识分子，误认为遇上了“从善如流”的救世明主，施展才能的机会到了，于是便毫不留情地臧否朝政，无所顾忌地批评皇帝。结果却误入了嘉庆设下的纳谏“陷阱”，毁了自己的一生。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洪亮吉一案。

洪亮吉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型官员，时任翰林院编修。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史，为人正直刚烈，尤喜谈论时政，对乾隆末年和嘉庆朝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有着清醒认识。尤其在《治平篇》《生计篇》等作品中，他对当时社会动荡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最早提出人口过快增长所带来社会隐患。

当嘉庆下诏求言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以身许国、大展宏图的雄心壮志，立即写下了煌煌六千言的进言书，托军机大臣成亲王、吏部尚书朱珪和吏部右侍郎刘权之转奏皇帝。在进言书中，他措辞激烈地指出：当今朝政，欲励精图治而尚未尽法，权臣当国而尚未尽改；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未通，吏治则欲肃未肃…

他还批评说：“盖人材至今日，销(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这还不算，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斥嘉庆“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这意思是说，你这当皇帝的上班拖拖拉拉，莫非是被身边的宠臣、戏子给迷住了吧！

尽管洪亮吉对朝政的批评多为切中时弊之言，于国于民，其情也深，其心也诚。但这却违背了嘉庆的“圣意”，大伤了他的“自尊”。他看后大为震怒，指斥洪亮吉“诽谤朝政”，“以小臣妄测高深，意存轩轾，狂谬已极”，(同上)下令将洪亮吉革职查办，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

刑部以大不敬律判处洪亮吉斩决。后因朱珪等大臣求情，洪亮吉才免于一死，改为充军伊犁。但就在洪亮吉充军百日后，天遇大旱，嘉庆求雨不成，认为这是自己做了错事得罪了上天，于是下令“清狱囚，释久戍”，洪亮吉也因此得到赦免，但仍令其返回原籍，接受监督改造。他那顶“罪犯”帽子，始终未能摘掉。

洪亮吉直言被黜，揭穿了嘉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虚伪面纱，也让人们认清了他的“纳谏”骗局。从此，刚刚开通的言路复又堵塞了，言官们都噤若寒蝉，很少有人再冒着风险去尽“讽谏劝诫，风宪纠举”之责，更没人敢再给皇帝提意见。

一些本该查办的大案，也无人出面去查。这种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显然很不利于嘉庆的统治，于是他又撰写了《谏臣诫》，劝诫言官们“效学朱云、魏征之劲节，立志公正，不畏权要，见坏法乱纪之事，直进弹章”，“洗心涤虑，长存以言事君之诚，尽摒取巧谋利之伪，做天子之耳目，为朝廷之腹心。”

然而，官员们早已被他出尔反尔的“阳谋”整怕了，谁还肯再相信这些骗人的鬼话？嘉庆自挖陷阱，最终还是自食其恶果。

嘉庆的虚伪纳谏，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坏的影响。在当代发生的“引蛇出洞”的政治运动中，从数十万知识分子因直言而遭受迫害的悲惨命运里，我们似乎仍能看到嘉庆幽灵的闪现和他的故技的传承。历史，虽有不同的人在导演，有时结局却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