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曹操二十年的干臣荀彧究竟为何要自杀？
可见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所以范哗认为他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裴松之外，裴特别强调了是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
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即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为奋斗目标，其后又力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
可见，荀彧出仕割据群雄，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绝非是其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汉末乱世时士大夫的普遍动向相一致的。正如范哗所言：“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最终是要“归成于正”的。
一、关于荀彧之死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彧离世。关于他的死，袁宏《后汉纪》卷三十、陈寿《三国志》本传称其“以忧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则记为“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范晔《后汉书·荀彧传》所载与《魏氏春秋》略同。尽管诸史对荀彧之死的记载不一，然而不论是认为他死于“忧”抑彧是认为他死于“药”，均是将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的必然后果。荀彧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背弃袁绍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间为曹操统一天下不遗余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与曹操结为儿女亲家，可以说是曹操的核心成员，且深知曹操之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将走上人生顶峰、踌躇满志之时坚决反对，从而自陷于死地呢？
袁晔《献帝春秋》记载了荀彧死讯在吴、蜀的流传，从中可见时人对荀彧之死的看法。兹引于下：
“(荀)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荀)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孙)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袁晔为孙吴名士袁迪之孙。据《三国志·陆瑁传》，袁迪与孙吴丞相陆逊之弟陆瑁相游处。故可推知，袁晔所载荀彧死讯流传吴、蜀之事必有所本，应非杜撰。《献帝春秋》一书亦见于《隋书·经籍志二》，与信史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等同列。从上引可知，寿春逃亡者误传了荀彧死因，可见其并非曹方高层。但非高层者关注荀彧、并将荀彧之死当作忠于汉室(不肯杀献帝皇后伏后)，可见荀彧在曹操统治区具有一种忠于汉室的形象。误传的消息无疑为孙权方所接受，才会继而“露布于蜀”。刘备之语亦表明他认可荀彧对汉室的忠心。寿春逃亡者、孙权、刘备分别代表了割据的三方。荀彧虽为曹操谋主，其忠心汉室的形象却得到三方的一致认同，并被认为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我们还可从荀彧死后汉献帝的表现来佐证这种看法。据《后汉书·荀彧传》载：“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讜乐，谥曰敬侯”。祖日为祭祖神之日，应有識乐，然而汉献帝因荀彧之死而在最具神圣性的祭祀仪式上“废譙乐”，足见其对荀彧“哀惜”之情。而且无论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均在荀彧死后表述“明年，(曹)操遂为魏公云”，意在凸现荀彧给曹操晋爵魏公所带来的阻力。只有荀彧死去，曹操才能如愿晋爵魏公。
后世关于荀彧之死的论议，也大多承认荀彧忠心于汉室。然而，令论者难解的是，荀彧既忠心于汉，又何必辅佐曹操，这岂非自相矛盾吗？这引发了历代论者长时间的讨论。
《三国志·荀彧传》裴注中记载了所谓“世论”：“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世之论者”对荀彧之死持以“讥”的态度，认为荀彧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魏倾汉，其晚年改节忠汉，盖出于愧疚之心。
裴松之为晋宋之际人，距荀彧之死已近二百年，所谓“世之论者”当指这一时期的议论者。魏晋南朝士族一脉相承，祖宗人物之论与家族地位甚为相关，尤其是在门第升降之时更是如此。颇疑此“世论”与晋宋之际的特殊政局有关。当时门阀政治的条件消失，旧有的家族格局处于变动之中，荀彧后裔荀伯子，多次上表追讼魏晋封爵排位旧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彧延及祖祢”，还“常自衿荫籍之美”，对琅邪王弘说：“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宣明”即时为执政的陈郡谢晦。对于荀伯子的做法，“世人以此非之”。对荀彧之“讥”，彧许便是时人对荀伯子“深相谤毁、彧延及祖祢”的报复。
至唐代，杜牧《题荀文若传后》云：“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杜牧对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邀名”是荀彧立晚节的动机。司马光反驳此说不合人情：“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天良未泯”的角度来解释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锡、晋爵魏公的行为。他说：“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侧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孙明君认为荀彧死于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现实出发，认识到汉不可为，于是拥护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与旧王朝藕断丝连，所以荀彧死于困惑与矛盾。此论从个人心态出发，对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较古人责以君臣之义，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观点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延续。
以上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对乱世时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无论是对“苍生”还是对“汉室”，均为一种相对有利的选择。与第一类看法相比，第二类看法带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显深刻。其实，无论是前一类看法，还是后一类看法，讨论的视线均聚焦于荀彧个人的心境、志向、谋略上，如此讨论，只会将荀彧之死的意义局限在他个体生命的意义上。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在当时、乃至后世所引发如此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就说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时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征。因而，对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须放在汉末士大夫之整体动向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隐喻的时代意义。
二、汉末士大夫的匡复之志
东汉朝廷在经历了黄巾起义与董卓之乱后已名存实亡，然人心仍维系于此。袁宏说：
“汉自桓、灵，君失其柄，陵迟不振，乱殄海内，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刘氏之泽未尽，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汉，拜爵赏者称帝，名器之重，未尝一日非汉。”
虽然袁宏以“虐不及民”解释人心归汉尚待商榷，但他敏锐地看到了士大夫阶层仍旧希望在汉朝的名义下恢复统治秩序的心态。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阎忠曾劝执掌大权的皇甫嵩行不臣之事，皇甫嵩以“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而严加拒绝。董卓乱政后，袁绍等关东诸将因不知献帝存否而推刘虞为主，刘虞亦以“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加以斥责。
即使是到了群雄并起时代，欲代汉者均遭强有力的反对，而且反对声往往来自其亲友彧僚属。如袁术在给旧友陈珪信中显不臣之意，陈珪即答：“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也，……以为足下当勸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待到袁术欲称帝，其僚属“众莫敢对”，以消极的态度表明反对的立场，主簿阎象更直接言明“汉室虽微，未至殷纣之敝”，进行劝阻。时为袁术下属的孙策，已据有江东，亦写信劝谏袁术忠心于汉室：
“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子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
袁术称帝后欲联姻吕布，陈珪以“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来恐吓吕布，于是吕布便械送袁术使者至许都。再如袁绍并有四州之地后也想代汉自立，借主簿耿包之言试探军府僚属，然“议者以(耿)包妖妄宜诛”，袁绍知“众情未同”，“不得已乃杀(耿)包以弭其跡”。
汝南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东汉门生故吏与师长故主的关系有如君臣，即使如此。袁术、袁绍代汉自立之意却屡遭僚属广泛而坚决的反对。若将荀彧劝阻曹操晋爵魏公之事与上述诸事作一比较，便会发现其间的相似性：一方面作为僚属，能够忠心于府主，如荀彧为曹操僚属，屡次挽救曹操集团，用曹操的话说是“以亡为存，以祸致福”，另一方面，当府主显露不臣之心时，又坚决反对，荀彧甚至是不惜生命。这种相似性表明荀彧之所作所为实乃当日士大夫之普遍选择，绝非立异之举。
我们还可以比较他们在劝阻府主时的言辞。荀彧所言为：
“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者，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此语将曹操所获之权力的合法性限定在“匡振汉朝”上，再责以“忠贞之节”，其逻辑正与陈珪从反面警告袁术不要“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孙策从正面奉劝袁术要“效忠守节、以报王室”相同。“匡振汉朝”在当时语境中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曹操在用荀彧计奉迎汉献帝之后，曹操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袁绍要南攻曹操，沮授认为“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而当曹操将征袁氏所据之冀州，张承却认为“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可见“汉朝”在时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诚如袁宏所言，“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
三、“择所归附，待时而动”——士大夫实现匡复之志的途径
摆在士大夫眼前的问题是。东汉政权已然瓦解，“匡复之志”并不能依靠皇权自身的力量来实现。他们所习惯的、适应于统一政权的政治观念失去了依托之所，如果没有认识到时局的变化，坚持以传统的方式维护汉天子的权威，往往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董卓乱政，忌惮握有兵权且甚有威望的皇甫嵩，于是以汉帝的名义征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实为解除其武装。皇甫嵩忠于皇命，不顾现实而应征，遂使关中、陇右皆成董卓的势力范围，反而助长了董卓的气焰，使朝廷局面更加不堪。董卓死后，汉献帝在关中被李催所控制。陶谦等关东诸将推朱倘为太师讨李催迎天子，李催亦以朝廷名义征召朱俏。朱儁认为“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不从陶谦而赴长安。与此同时，司徒王允在朝廷与李催相周旋，命宋翼、王宏分别出任左冯翊、右扶风，为朝廷外援。李催欲杀王允而先征宋翼、王宏入朝。王宏认为“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但宋翼坚持“王命所不得避”而应征，于是二人人朝旋即被杀，客观上纵容了李催等为乱关中。
可见，当朝廷之名为权臣所窃，迂腐地尽忠实则是遂权臣之意、陷朝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因而欲行匡复之事，首先便要直面乱世，在当时的政局中，依托割据群雄、借助他们的力量，就成为那些试图中兴汉朝的士大夫的唯一选择。
董卓乱政时，张承“欲合徒众与天下共诛卓”，张昭劝他说：“今欲诛卓，众寡不敌，且起一朝之谋，战阡陌之民，士不素抚，兵不练习，难以成功。卓阻兵而无义，固不能久;不若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张昭看到了自身力量单薄“难以成功”，所以主张“择所归附”。然而“归附”的目的在于“待时而动”，最终要“如志”即实现匡复之志，
荀彧出仕曹操亦当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后汉书·荀彧传》说他“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乃去绍从操”。荀彧洞察时局，“择所归附”是择强而仕，其目的在于实现“匡佐之义”。可见，荀彧与曹操的结合，绝非建立简单的府主与僚属关系，彧者私人依附关系，其间隐含着政治合作的意图。故而，范哗论曰：“察其定举措，立言策，祟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范哗将荀彧出仕曹操看作是一种策略。并肯定这种策略的正义性。
观荀彧生平所为，“崇明王略，以急国艰”最典型地表现在他力劝曹操迎汉献帝一事上。荀彧言辞间虽以晋文公纳周襄王、刘邦为义帝缟素作比，有笼络人心之嫌，但观其本心，实为颠沛流离的汉献帝考虑：
“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
可见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所以范哗认为他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裴松之外，裴特别强调了是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
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即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为奋斗目标，其后又力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
可见，荀彧出仕割据群雄，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绝非是其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汉末乱世时士大夫的普遍动向相一致的。正如范哗所言：“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最终是要“归成于正”的。
四、士大夫的两难处境与荀彧之死的必然性
虽然士大夫“择所归附”，想要“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但是割据群雄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未必会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同心同德，这是士大夫在“以谋济”的过程中所无法控制的。诚如范哗在《后汉书·臧洪传论》中所言：“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利势所在而已。”豪雄以“利势”为依归实与士大夫以“守义之心”、力行“匡佐之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在袁绍统一河北的战争中，臧洪以孤城力抗袁绍。他在回复陈琳的劝降信中指责袁绍“实且欲一统山东……故抑废王命以崇承制”，他对比自己和依附袁绍的陈琳：“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受命于君亲，吾予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则更标明袁绍之自立不臣，与士大夫忠于汉室、义存君父的立场绝不相容。除了政治立场的根本对立，更关键的是，士大夫无法车导割据势力的发展方向。袁宏、范哗、裴松之都看到了此时士大夫的两难境地。袁宏说，“荀生之谋，谋适则勋隆，勋隆则移汉”;范哗说，“方时运之屯遭，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
不仅如此，依附于割据群雄的士大夫甚至连人身权利上也无法得到保障。在曹操集团中，据《三国志·何夔传》记载，“太祖(曹操)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豪雄控制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随时能以一己之意诛杀士人。如名士崔琰受冤被罚为徒隶，曹操使人视之，崔琰“辞色不挠”，曹操就下令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借口崔琰心怀怨恨而处死了他。此事使毛蚧“内不悦”，曹操大怒，又把毛蚧收入狱中。后来陈群在与崔林论冀州人士时，以“智不存身”来贬低崔琰，崔林辩解说“大丈夫为有邂逅耳”。崔林的辩辞透露出对自身命运无从把握的无奈。
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之事“遂寝”，而曹操“由是心不能平”，那么荀彧之死便是必然的了。
对于荀彧之死的意义，范哗认为“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认为是对个体道德的忠实履行。裴松之则特别看重荀彧之死在“志行义立”问题上对当世与后世的教育意义：“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於当年，布诚心於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全大正於当年”显然是将荀彧之死看作是并世士人的道德宣示，“布诚心於百代”则是从道德宣教的角度赞扬荀彧之死的历史意义。
范晔、裴松之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对荀彧之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从事功的角度来看，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复之志确实还处于“任重道远”的阶段。荀彧之死象征着士大夫阶层未能实现匡复之志，他们恢复汉朝的政治活动宣告失败。荀彧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匡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也是汉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面对“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局面，荀彧试图借助曹操的力量、曲折地实现政治抱负。荀彧所走的这条道路也是汉末怀抱匡复之志的士大夫一般所选择的道路。当割据群雄企图代汉自立时，士大夫即便身为僚屑、与豪雄有君臣之义，但仍旧会坚决地阻止、以期延续汉祚。当曹操试图晋爵魏公、加九锡、刘氏之宗社将沦的危急关头，荀彧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使其事“遂寝二，便是汉末此类诸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荀彧以其生命绘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