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弱的载沣如何为爱新觉罗家族创造善终奇迹？

站在1909年的朗朗晴天下，大清国的掌舵人爱新觉罗·载沣被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他的身后拖出了长长的阴影。

这位“嘴上没毛”(照片为证)的“80后”(生于1883年)，同乃兄光绪皇帝一样，“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美国医生记载)。

能在接班人的内部“海选”中脱颖而出，能被掌国四十多年的老佛爷钦定为接班人，“小沣哥”无疑是有几把刷子的。但吊诡的是，在亲朋、敌手乃至后世史家们眼中，这位年轻的摄政王却被公认为“优柔寡断”、“懦弱无能”。

人们其实都忽视了，正是在这个窝囊王爷手中，“下岗”了的满清皇族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全身而退，创造了帝王这个行业中的奇迹。古今中外，皇帝这个金领职业莫不伴随着巨大风险，而下岗皇帝的命运一般只有一个默认选项：斩草除根。在高喊进步、自由的共和狂飙中，包括法兰西、英格兰等国的君主，其曾经高贵的头颅都被以人民的名义切下;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则更是被灭门焚尸。

“最恨生在帝王家”的感慨，超越了种族和国界。而爱新觉罗家族成了一个例外。

史家一般认为，载沣的“出线”凭借的是裙带关系：他虽是庶出，却自幼被嫡母叶赫那拉氏(即光绪生母、慈禧亲妹)所抚养，进而和老佛爷走得很近;而其婚姻，也由慈禧太后亲自指婚，老丈人就是太后亲信、手握枪杆子的荣禄荣中堂。

但载沣的脱颖而出，其实是他自己挣出来的。十八岁这年(1901年)，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他头上：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

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十八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年龄完全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他甚至还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及香港等地官方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十八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开眼“戒”：在日后掌舵后，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

作为年轻官员，载沣得到了迅猛的提拔：二十岁，升任随扈大臣;二十三岁，执掌首都警卫部队“健锐营”，同年还升任正红旗满族都统，成为一品大员;二十四岁，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在一个变革的年代里，大清国什么最可宝贵？人才，尤其是这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自己人”。

载沣并没有辜负老佛爷对他的培养和教育。

其实，他最为人诟病的所谓“软弱”，恰恰是其宽容、开明的表现。在党争严峻、派系林立的大清朝廷中，“软弱”的载沣最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即使面对着政治上的死敌，载沣也用自己的宽容为国家减少了一点戾气，为皇族留下了一点退路。

1909年，在处理袁世凯这样的权臣时，他相当技巧地给老袁和自己留下了转圜的余地。三年后，如果没有老袁这道宏伟的拦洪坝，爱新觉罗家甚至连和革命党讨价还价的砝码都不够。

一年后，载沣在另一件关系其自身安危的大事中，再度展现了宽广的政治胸襟。一位名叫汪兆铭的革命党人，和载沣同龄，使用炸弹谋刺他，因事机不密而被捕。这可是满门抄斩的不赦大罪，传奇的是，专案组组长、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即川岛芳子的老爸)，却对这位用“精卫”之名在报纸上激烈抨击政府、在行动上采用恐怖主义的年轻人大加欣赏。最后，这位日后以汪精卫而著称的“恐怖分子”，因“误解朝廷政策”，只被判了无期徒刑，并在狱中享受到了相当的优待。

小汪逃得性命，固然与肃亲王有关，但如果没有作为一把手兼受害人的摄政王点头，汪精卫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狱诗，就只能当做烈士诗抄而流传了。

如此谋逆大罪，不杀一人，载沣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胸怀，也是其韬略及手腕：杀了一个汪精卫，会有更多的后来人，莫如示人以宽。这即使只是手段，没有胸怀也难以付诸行动。

这段故事，在充满阴谋和血腥的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洋溢着古典浪漫情调的佳话。而载沣的宽容，在此前此后的执政者当中，更是绝无仅有的另类。

如果载沣不是这么“软弱”，这么温情，而是对待敌人像严冬般冷酷，那清王朝莫非还真能再度雄起并不至覆灭吗？这位年轻的王爷，绝不比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逊色，他们都是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区别在于：李鸿章轰轰烈烈，载沣却不动声色;李鸿章在尽力维持着屋子不倒下来，载沣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考虑：不得不倒下来的时候，如何减少断瓦残砖造成的巨大伤害？

历史已经证明，选择载沣，实在是当国半世纪的慈禧太后的远见。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锐意改革数年而终不成后，他毕竟为整个皇族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体面而又安全的集体“转制”。

民国年间，孙中山曾拜访载沣。一个是表面风光、其实内心相当失意的革命元勋，一个是内心惶恐、却努力在表面上显得知足常乐的旧朝王爷。正史野史都说两人相谈甚欢，孙送给载沣的签名照，被载沣敬奉到终，这被人一相情愿地解释成其对革命元勋的景仰，其实，这更像是他在新时代请的一张护身符。载沣“下岗”后自号“书痞”，撰联道：“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刘阿斗当年也告诉过司马昭：“此间乐，不思蜀”。然则，果真不思蜀哉？

载沣的胞弟载涛曾如此评价乃兄：“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此话绝不可当真，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甚至是哥儿俩串好了在新时代装傻自保的烟幕弹。

1906年~1911年6年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1909年~1911年的三年宣统新政，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能发现：如果不是载沣的柔软身段，宪政改革将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将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价得以建立;被革命者当做异族政权的满清王朝，将不可能获得如此宁静的“安乐死”;同样被革命者当做“靼虏”要予以“驱除”的爱新觉罗家族，将更不可能赢得“软着陆”的善终奇遇！载沣的个性，或许正是解读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的密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