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为何如此评价雍正帝 若无雍正 清恐早亡

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清圣祖康熙皇帝第四个儿子，大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三任统治者。雍正夹在功业显赫的康熙和乾隆之间，一般都认为他只是承先启后的过渡皇帝，但我个人认为其在康乾盛世中处于不可或缺的位置。历史选择了他，他也交给了历史一份满意的答卷。日本史学研究者佐伯治曾评价雍正皇帝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

雍正在位十三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耗羡银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立军机处，创立秘密建储制等。正是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这样一位励精图治、致力于富国强民的皇帝，应该担得上“好人”的评语。

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只得到一世恶名，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民间传说，最集中的是他“改诏夺位”、“骨肉相残”、“不得善终”三大恶名。从登上皇位，就传闻不断，说他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民间流传关于雍正的死因有很多，有说是被吕四娘(吕留良遗孤)谋刺死的;有说被宫女缢死的;有说服丹药中毒而死或中风而亡;更有甚者说其是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众说纷纭的死因，其实正反映出雍正登基后面临的现状。

可一个公认的事实却是：雍正是封建王朝中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在位13年国库从接手时的所剩无几到卸任时的国富民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雍正在位期间没有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极力整治吏治建立了健全的领导和监督体制。以后人的眼光来看，愚以为雍正的“恶名”正是来于自己的功绩。

雍正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欠，也因此得了贪财的恶名。

在康熙统治期间，解决了长达八年的吴三桂等三藩的分裂战争，收复了被郑经割据多年的台湾，驱逐了占据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势力，又出征蒙藏平定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分裂势力的动乱，这一通仗打下来得需要多少银子？清朝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一方面叛乱此起彼伏，剿而不灭，用去大部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朝廷内贪污成风，大小官员多以“借款”为由，私自动用国库银两竟高达上千万之巨！借了钱，又不还回来，这就造成了国库的“亏空”。国库里没有银子，就得增加赋税向老百姓要，要到后来康熙都觉得老百姓太苦了，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旨“永不加赋”。国库只存银七八百万两，而又不能“加赋”，这就是雍正接手时的财政现状。

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雍正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运转，把眼睛盯在了“亏空”上，要把官员们欠国家的钱收回来。雍正决定从整顿吏制开始，钱粮亏空主要出在官吏贪污上。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于是雍正下第一个法令，就是下达全面清查积空钱粮，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并责令所有亏空三年内全部补齐，不许派于民间。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便下令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其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事情之紧迫。

在清欠执行上，雍正的做法很值得称道。

雍正从中央直属机关内选派钦差大臣，同时又从各地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随行。这个人选搭配很有意思。首先钦差大臣与地方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而且就在皇帝身边，肯定对雍正清欠的决心和信心十分了解，即便是有些孝敬及往来，在这事关自己脑袋的问题上，他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给别人担事。而同时又有一批候选官员随行，对钦差大臣本身就是一种监督。要知道雍正给出的政策是：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些候补们，眼睛都望穿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么一个出头的机会，因此眼睛现在都泛着蓝光，死盯着钦差大臣和受查官员，谁“和稀泥”谁就是动了他的“顶戴”，这样就避免了官官相护。同时，在古代官场有一个循环：上一任亏空，继任者填补，离任的时候再亏空给下一任，所以亏空总是补不上。可这回继任者就是来查账的，还不趁机把前任的亏空账抹平？再者，如果他查不出亏空也就没有自己的继任。因此，从哪方面讲，去查账的人都会“光膀子卖力气”地彻查到底。

雍正这一出手，动静可真不小，雍正用两计“杀威棒”彻底粉碎了下面官员“走过场”的希望。首先查处主管财政的户部有亏空，而且亏空达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另外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做过内务府主管，结果内务府也有亏空。当时全国上下都看着这件事情，如果这笔钱追不回来，那清欠将就此不了了之。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雍正向这位十二弟下了手，最后为了还钱履郡王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虽然履郡王此举有给雍正难堪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把钱还了，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刻薄的恶名。

从履郡王的事件中，雍正看到了一个问题：官员亏空国库不是一时亏空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债一时还清有困难。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抄家。亏空官员一经查出，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

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亏空案而畏罪自杀。想一死了之？没那么容易！雍正指出：“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产子孙之计。”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与此相同，广东巡抚杨文乾、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等，雍正都对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最终“所有赃款着落追赔”。个中详情，《红楼梦》背景中的江宁织造曹家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这才有后来雍正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之说。在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专项整治中，亏空没了，国库也殷实了，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好杀的恶名。

在解决了“眼前这点事”的同时，雍正于1723年成立了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会考府”，这为后来的整治吏治、反腐惩奸做好了准备。同时暗中安插密探，四处巡访，即使是巷尾街头的民间琐事，他都能马上知道。满朝文武官员都担心祸及自身，为人处事都格外小心谨慎。另外雍正还建立密折专奏制度，奏折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这一下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并可直达圣听，官员们更是如履薄冰。吏治由此得以清明，但雍正因此落下个怀疑诛忠的恶名，甚至民间流传出雍正亲自设计的杀人工具--血滴子的传说。

在这之后雍正又实行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政策。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绅地主。耗羡归公，更是把以前各级官员的以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为由，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的“小金库”收归中央财政。动了这些官员的钱袋。

清欠一事可以讲“事关根本”，成功与否决定了清朝能否安定、安全，也正是因为如此雍正才大动干戈。但是由于他近乎“不近人情”的高压政策，深深得罪了各级官员。应该讲这件事情是影响到雍正整体评价的关键因素，他犯的非“民怨”而是“官怒”。

雍正不仅仅得罪了当官的，更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文字狱在雍正朝尤其严重，他因此落了个好谀任佞的恶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静案。雍正六年，儒生曾静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让他的徒弟张熙去找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劝岳反清，结果被岳钟琪给举报了，曾静因此入狱。

这种谋反的罪名，在当时凌迟或者灭九族都是有可能的。但雍正只是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在其中对民间不利于自己的谣言进行驳斥，起名为《大义觉迷录》。杀一个曾静对雍正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雍正要借这个机会重塑自己的形象。而曾静也很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曾静案实际上仍然是在给雍正泼脏水，在查抄出来的物品中，大部分都是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可见，此次不是真的要谋反，而是针对雍正个人。而且从曾静选择的策反对象来看，他根本就没期望会策反成功，岳钟琪击败准噶尔兵、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当时圣眷正隆，试想，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跟着曾静造反？曾静为什么偏偏就闭着眼找上了他？愚下认为，曾静就希望此事败露，造成轰动效应，以使得他的那些资料能够更广泛地宣传。虽然曾静策反没能成功，但他已经成功了，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而且更让雍正着实加了一条罪状，也使雍正得罪了天下读书人。这是一个倒枪刺，扎进去见红，出来时还得多加个血槽子。

雍正得罪的这两批人，官员和文人，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眼睛和舌头，他们“看到的”和“所说的”，很快就被老百姓复制、传播。因此，当有“政治目的”的人散播谣言的时候，这些做官的不会加以制止，甚至希望这些谣言传得越广越好，把雍正赶下台最好，甚至有些人还会主动地去编造谣言。很多事情，不是坏在最上面，也不是坏在最下面，而是坏在中间。雍正的丑恶形象在这些官员的“口诛笔伐”中，进入了老百姓的意识中。

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雍正即位的合法性。民间流传着雍正将康熙遗诏由原来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说遗诏至少有满汉两种文字，改了汉文改不了满文，无论传给谁总要写个人的名字，例如，传位于四子爱新觉罗o胤祯，“十字”能改，那名字怎么改？还有的说雍正是其母亲和年羹尧私生的，改“康熙遗诏”之事是年羹尧干的。这事情就更搞笑了，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中的进士进而走上仕途，而这年胤祯已经二十一岁了。与合法性相关的还有很多传说，例如，雍正逼康熙传位给自己，说雍正逼死了自己的母亲，残害自己的亲兄弟抚远大将军老十四爱新觉罗o胤禵。可以看出，雍正就是一个靶子，所有的脏水都在往他身上泼。

说实话，我并不关心雍正是否具有合法性，作为历史来看，我只关心他对历史有什么贡献。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封建社会，老百姓居然如此关心政治吗？封建中国江山易主不是什么新鲜事，老百姓管他谁当皇帝，谁当皇帝都是一样过日子。那么，为什么当时传闻这么多呢？

很显然，当时虽然雍正已经做了皇帝，但自己的位置并不稳当，尤其争夺皇位的人都还没有死心。仔细分析这些传闻都是有政治目的的。修改遗诏，只是为了宣传雍正不具有“合法性”;“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只是为了宣传雍正“非君子”，这样的人不配当皇帝。而且这些宫廷秘闻，老百姓就是想编都不可能说得跟真事似的，这只能说明这些事情不是始于民间。如果老百姓是听来的，而且是听雍正的政敌说来的，这事情可信吗？

雍正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而且批复都以红砂朱批，这说明不是找人代笔，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著名作家二月河曾如此评价雍正：“康熙、唐太宗，还有秦始皇这些勤政君主，没一个比得上他的。”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以天下计”的皇帝，无论是在位的时候，还是身后都留下了恶名。

雍正曾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了一段流传后世的君臣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实际上这对雍正又何尝不是呢？他一心想造福于民，却层层受阻，虽然取得了不少功绩，却免不了为当世和后世所恶。套用他自己的话讲，正所谓“做事易、成事难;成事易、守事难;得名易、保名难;保名易、全名难”。

雍正在位仅十三年，个人认为却是对整个大清王朝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位皇帝。但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一个一心为公的好皇帝，在位时以及身后若干年之内却备受争议，实在令人惋惜。但历史是公正的，近年随着关于其相关史料的逐步公开，大众逐渐开始接受了这位好皇帝，甚至开始为其“平反”，这很值得欣慰。

雍正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摒弃了人情的束缚。在封建官场，所谓的处世哲学，其实就是一部人情学。这类学问虽然让一部分人在复杂的斗争之中得以明哲保身，却让很多人失去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机会。以结果看行为，雍正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社稷，为了黎民百姓。虽然在世时已经背负骂名，虽然他知道自己无力将自己的形象在百姓的口中和文人的笔下更改，但他依然努力地工作着，依然奋力地为了天下而不断得罪那些不得不得罪的人。可喜的是，近些年对雍正的评价正在发生改变，人们正逐步开始转变对他的认识，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喜欢上他，例如我自己。雍正在后世所得到的认同向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为什么雍正一心为天下却不能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和理解？为什么最为勤恳的皇帝在民众的眼中是个不仁不孝的人？为什么雍正做了那么多实事、好事不被民众所铭，而那些“花花新闻”却总是让人津津乐道？原来，为了国家，雍正得罪了当时那个国家的大脑和口舌--官员和文人，正是他们能够决定雍正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雍正的好心没有好形象，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的形象取决于评价者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