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最大的汉奸秦桧 苟安也比战败好？

国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杀，致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这样，那么国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

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的时代，也是汉民族走向衰落的开始。程朱的理学，民间水浒梁山式的义气，史家欧阳修的节操说教，似乎都无济于事。复国主义的仇恨与亡国危机的忧思，贯穿了南宋的150年。对金朝是战是和，成了忠臣与汉奸的试金石。这样，就出了一种新的汉奸类型，即主和类汉奸，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秦桧。

说起秦桧，人们必然想起岳飞，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大民族英雄。他的故事妇孺皆知：文武全才，起兵抗金，精忠报国，大破兀术的拐子马阵，名震中原，引起秦桧的忌恨及宋高宗的不安，连发10道金牌将他从前线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来平反，封为鄂王，建庙于杭州，受后人祭拜。秦桧是岳飞故事中一个永远的反派角色，一个阴险的陪衬，死后也未能逃过，被铸成铁人跪像置于岳墓前。本文因专门讨论汉奸，所以主要说秦桧，而以岳飞的故事作为陪衬。

秦桧是主和的权相，岳飞是主战的名将，将相失和，主要是失在对金这一最重要的国策上。无论如何，秦桧诬杀岳飞，是一桩令人痛恨的政治阴谋，其恶毒不可饶恕。不仅使原本国力虚弱的南宋痛失一位统帅级的军事人才，而且首开以“莫须有”罪名迫害异己的恶例。他之所以被称为汉奸，在很大程度上即因为此，因为他干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人们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内奸？是不是金人派回来破坏抗战的间谍？从他自述的“逃生历险记”来看，可谓是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种种疑点，经无数民间传说、唱词、小说、戏曲的演绎，渐渐形成了比正史还要令人确信不疑的事实。以他生前的恶行，这种指控不是没有道理，也的确解恨。但历史毕竟应该求实，不能以“莫须有”之道，还治“莫须有”发明者其身。

以中国人对秦桧普遍的痛恨，他死后不久即遭道义上的鞭尸，果有充当金人内奸、间谍的铁证，一定早被载入史册。《宋史》是元朝所修，元先灭金而后灭宋，不存在要为金人讳及为金人间谍讳的理由。我们从信史上，实在找不到秦桧充当间谍和内奸的证据。秦桧主和，无论是迎合上意还是出于私心，总还是一种政治主张，不能以此作为定罪的根据。诬杀岳飞固然可恨，但也只能说明其人阴险、专横，不能说就是通敌。

他是把岳飞作为主战派政敌，而非作为抗金英雄来杀的。否则，他为什么只杀岳飞，而没有杀同样战功卓著的其他名将如韩世忠等人？历史上，杀功臣名将的事比比皆是。即如前面提到的李陵的祖父李广，为卫青所逼杀;李陵的叔父李敢，则被霍去病暗杀。而卫青、霍去病也都是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

南宋重相权。作为一名主政达19年的宰相，评价秦桧一生功过，当然不能单以岳飞事件而论。他的对金主和政策，不是没有道理。事实证明，南宋是打不过金的。历史学家大都觉得，当时金军横扫中国如秋风席卷落叶，打得宋高宗一逃再逃，直逃到海上才幸免被俘，居然没有最后灭掉南宋，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岳飞等将领在抗金战争中，虽然打了几场胜仗，稍敛金人的嚣张气焰，其实对于整个被动的情势并无重大影响，未能扭转战局。如果我们从金人而非宋人的角度来看，就更清楚了：实际上，金人最大的失策便是与宋议和。假如它坚持要打，一鼓作气灭南宋而征服、统一全中国，胜算几乎是一定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就将完全改写，金朝就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大朝代，而不是与另一个偏安于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并列在中国的史卷中。正是由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和了，造成南宋的命脉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也恨了它一个半世纪，在更北方的蒙古人崛起之时，重蹈辽朝腹背受敌而终至灭亡的覆辙。

宋代的军力衰弱，偏又好意气用事，老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前与金人联手灭辽，辽军虽大败于金，宋军也大败于辽，一副趁火打劫却碰了个硬钉子的猥琐相。及至残辽西迁，宋又暗中与之相通，并收纳金人叛将，破坏与金的盟约，导致自身的灭国之灾。说到底，“靖康耻”是它自己不讲理、投机取巧引来的祸端，怪不得别人。

后蒙古人伐金，又来找南宋寻求联手，宋人只顾雪一百多年前的耻，却忘了前次的教训。金亡之后，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就守不住了。蒙古大军南下，宋人节节抵抗，前赴后继，仍无力回天，无数抗战志士也只能如文天祥，徒发“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悲喟而已。

辽是宋的世敌，如果宋能不计前嫌，联辽抗金而不是联金灭辽，北宋也就不会轻易覆亡。辽再坏，毕竟只是屡犯边关，远不及金之陷京掳帝来得恶劣。金是南宋的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计前嫌，联金抗蒙古而不是联蒙古灭金，南宋也不会轻易覆亡。金再坏，毕竟还允许议和，留给你偏安的辽阔空间与长久时间，远不及蒙古人赶尽杀绝来得凶残。两宋在国家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重大失策，在于不懂得政治学的敌友定理，以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代替理性判断与抉择，因而一错再错，一亡而再亡。

有人会说，与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战。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听起来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准则，但套用在国家、民族上，却是毫无道理。国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杀，致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这样，那么国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秦桧与金人签订的“绍兴和议”，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南宋争取了20年的和平，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平心而论，秦桧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人才，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再现北宋时的繁荣景象，奠定了150年的国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