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控”李鸿章的喜好爱沾洋气儿
李鸿章爱好“科技产品”的故事一箩筐，如某年某月李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看呆了，李老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某年某月李老坐到刚发明的X光机上拍了张照片，成了中国第一个使用X光设备的人。
爱抽烟但不爱鸦片
李鸿章爱抽烟。有人说他爱抽水烟。但是从他在天津拍的照片来看，他茶几上放的是旱烟。有照为证。
李鸿章喜欢抽烟，痰就多。“地球人都知道”他的这个毛病。他每到一个国家，人家就为他特别准备一个痰盂。马关谈判时伊藤博文就想到了这个细节。有图为证。
他一直为“多痰”所困。仔细观察李鸿章的服饰，你会发现在他的腰部有一个小锦袋。那是锦囊妙计袋吗？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揭穿了这个秘密：(李鸿章的)“补褂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小袋，袋子里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都怪那时候科学不发达，我们的总督大人不知道“抽烟危害健康”。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在正式场合，特别是有女宾在场的情况下是不抽烟的。李鸿章不管，这个老烟枪到哪儿都爱吞云吐雾。精明的比利时国王讨厌他抽烟，但是为了“销售”比利时枪炮，人家灵机一动说：“李总督不在此列”。说的时候，国王脸不红心不跳。俄国人就没有这么好的修养，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看到李鸿章抽烟吐痰，当时不便发作，晚上回来全记了下来。后来，这个俄国的“中国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狠狠地“直笔”了一下李鸿章这个恶习：“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想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颇有点像马的嘶叫。两个中国人立刻从隔壁屋子里跑来，一个拿着一个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于是开始吸烟的仪式。李鸿章静坐着吞云吐雾，他的侍者们很肃敬地替他点烟，端着烟袋，从他的口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很显然，李鸿章是想拿这种种隆重的排场来使我对他的尊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我这方面，我也使他相信，我对于所有这些排场丝毫没有在意。”
李鸿章虽然抽烟，但是他对鸦片十分不感冒。据说咱们的翻译家严复不知道回避，他在北洋水师学堂教书的时候经常吸食鸦片，搞得这个文职军官萎靡不振，为此他经常受到李鸿章的痛斥。
于私于公，他都反对鸦片。《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李鸿章1894年8月27日会见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亚历山大时：“……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
除抽旱烟外，李鸿章还喜欢喝点红酒，特别在就餐时喜欢喝上两杯。1896年8月29日的《纽约时报》就三次讲到他的喝酒：晚上李“饮了少量的酒后，早早就歇息了。”接着在另外一段报道中写了记者的提问：“他喝什么呢？”(李的随从说)“他只在饭后饮一点葡萄酒，是产于法国的红葡萄酒。”然后又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提到：李的饮食中“还有一杯淡葡萄酒。”(瞧，《纽约时报》一天之内有如此多的李鸿章报道，都快成了“专刊”了。)“会吃的老寿星李总督”一下子享誉美国，于是有保健品商人便想到将李鸿章包装成自己商品的代言人。无意间，李鸿章这会儿又成了中国第一个商品代言人。
因为牙齿不好，年迈的李鸿章饮食多以“炖菜”为主。《纽约时报》报道中透露说：“李吃了燕窝、鱼翅、烤鸡、炒饭。”“当他被问及：‘你所称的适量饮食对一位清国的政治家意味着什么呢？’这位发言人说：‘是指鱼翅、燕窝、烤鸡和炒饭，这也是今晚总督所吃的。他每顿饭几乎都这么吃，他的生活极为简单。’”
爱好“新玩意”
除了饮食外，李鸿章的个人爱好是对“新玩意”极其感兴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科技迷”。哈佛大学学术泰斗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说：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待了三天，因而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一次战役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他迷“高新科技”可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穷其一生的爱好。如果有心之人对他的奏折稍加整理，那就是一篇科技论文。李鸿章曾写过一份中国最早的科普文章——“蒸汽动力运转奏折”：“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那个“科盲”时代，这样的“科普”奏折算是凤毛麟角了。
李鸿章的这个爱好，一定为他赢得不少“实利”。当时朝廷因为知道他“识货”、“懂行”，很多公务采购大单都让他经手办理。据说他在天津的住处周围就像一个喧闹的万国商会，各色人等都来推销：比国的枪、德国的炮、英国的船、美国的西洋参、意国的洋布、法国的圣经以及荷兰的船运等等。如果真像某些人说的，他的财产等于现在的10亿人民币，那么，这中间有不少应该来自于这些“交易中介费”。他不收有人也会代收，此事古难全。
李鸿章爱好“科技产品”的故事一箩筐，如某年某月李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看呆了，李老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某年某月李老坐到刚发明的X光机上拍了张照片，成了中国第一个使用X光设备的人。
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筹建，邀请李鸿章做“名誉赞助人”，李鸿章欣然接受并亲笔回信(信的内容载于1887年香港《德臣西报》)，清国第一篇“在职干部”医学博士论文诞生了：“我认为，医学同化学是姊妹科学，应给以同样的重视，不但应该了解它们的组合，而且必须明了该如何分析，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在诊断和治疗上发挥精确的作用。永远关注于科学原理以行诊断的收获，能够补救在解剖学及化学的理论上的不足，而其最终的结果，是将智识由黑暗变为光明。天津医学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们把先进的西方科学，运用到中国医学的实践里。”
这段话出自一个封闭的年代，出自于一个民智不开的社会里，真乃不可思议。西太后当时真该让他去管“中科院”或“社科院”，可惜那会儿还没有。
“科技迷”李鸿章还是个“克虏伯大炮迷”。1866年7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参观了克虏伯。李鸿章接到报告：“他(克虏伯的创始人阿尔费雷德·克虏伯)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
1871年，李鸿章一口气向克虏伯买下了328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布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首先稳固北京城的防务安全。
看他1874年的奏折，这个“克虏伯大炮迷”对克虏伯后膛炮相当精到：“后膛装药枪炮最为近时利器。查格林炮一宗不能及远，仅可为守营墙护大炮之用。惟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陆军炮队专用此种，所需子弹之价格与炮价相等。”对克虏伯大炮的偏爱，使李鸿章在1877年率先于淮军中装备了19个炮营，共有克虏伯大炮114门。每营有正勇144名，有克虏伯四磅后膛钢炮6门、马150匹、车19辆。一不小心，李鸿章又成了中国炮兵的鼻祖。
1877年春，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同意了李鸿章的要求，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卞长胜、查连标等七人到德国埃森接受免费培训。
在克虏伯的暗示下，中国军事代表团与德国甫自德军舰厂家签了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济远”舰的建造合同。之所以选择这家军舰厂，主要原因是李鸿章认为该厂生产的军舰配有克虏伯的龙骨、护甲钢板厚度和舰面的30.5毫米的克虏伯双管巨炮。
1886年8月，“定远”、“镇远”、“济远”从德国千里迢迢远航归队威海卫。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在成立庆典上，李鸿章和前来祝贺的克虏伯特使一起走向战舰旁，指着“定一”、“定二”等鱼雷艇说：“结识克虏伯先生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十二年前他赠送我多个火车模型，今天，又是他帮我们的驻德公使(李凤苞)和留学生得到鱼雷德磷铜秘炼之法，使我北洋的军力大增啊！”克虏伯在1877年到1896年之间共得到了清政府约2000门大炮的订单。
1896年，李鸿章到了德国克虏伯炮厂。克虏伯人热情地接待了这个公司几十年的大主顾，还为他专门出了一套纪念册。第二天，克虏伯亲自陪着李鸿章去梅喷射击场看望中国留学生。李鸿章对留学生们说：“克虏伯新式大炮最为精奥，只要苦心研究，操练、演放、修整诸事赶紧苦学，必得其秘。中国沿海南至琼州，北至营口，具有建置御敌之炮台。我之老矣，不能效力国家，将来伐谋制敌、御侮保国之重任皆落诸位双肩！”
爱沾个洋气儿
李鸿章的这个“科技迷”特质又引出了他的另外一个特征：爱沾个洋气。
晚清时代，皇家贵族爱沾个仙气，大臣清流们爱沾个清气，李鸿章不！这人眼睛向外看，做事儿爱沾个洋气：人家让子女学八股文，他却在家里请来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毕德格在家教儿子习洋文：“公子伯行(李经方)从之习英文，”“季皋(李经迈)朝夕与游，亦从问学。”不但孩子学，他自己也学。《李鸿章家族》里说：(毕德格)“还为他(李鸿章)用中文朗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使李鸿章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再生疏。很难设想，当时中国还有哪一位高官像李鸿章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读了如此丰富的外国书籍！”这是大事儿，小事上，就连女儿孩子的喂奶问题，李鸿章也在信中这样吩咐：“乳姆既可，啜食一年后，照西法喂牛乳。”
最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办西医院：1878年的冬天，他的夫人突发病症，郎中说是中风，外邪入侵导致半身不遂。吃了不知多少服药，然病就是不见好。无奈之下，李鸿章让英国传教士马根济博士来府一试。六天中，马根济大夫采用了“手摇电机诊治法”，终于挽回了李夫人的性命。李鸿章从此开始相信西医，由兴趣竟引申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天津建一所西医医院？他开始做天津的官僚士绅工作，甚至安排了一场由马大夫操刀的“手术秀”。当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颈部肿瘤被马大夫顺利摘除时，官绅们都啧啧称奇。在李的积极倡导下，社会人士募集了六千银两，再加上他亲自捐赠的四千两，共计一万两银子。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一日，新建医院正式落成，即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天津通志》有这样的记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李鸿章在江南制造总局里办“翻译处”，送幼童进美国学校，在自己的身边安排数十位洋员，重用三个“海归派”：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聘用外国人作幕友，任用外国人作顾问、教习、海军军官、舰长、仓库管理员、制造局帮办、军事教习，甚至他的外交谈判代表。李鸿章的幕僚里有大量的洋员。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人：德国人德璀琳和美国人毕德格，德璀琳是工商企业中的外国人联络官。毕德格则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员并总管外国人。以地域和语言为基准，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分工：德璀琳支配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还有英国人。
李鸿章还爱交洋朋友，有时在家里和他们高谈阔论，晚了就留他们下来一同吃饭。何天爵说：“除了身为高官，李鸿章身上带有东方式的架子和仪容外，他非常容易接触。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通过他的幕僚，求见这位总督。许多人见过这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都从其身上得出了他知书达礼的印象。我们的一位前州长就受到过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当时这位州长和总督、翻译相距不远。州长事后告诉美国的朋友说：“好样的，我根本不认为这位总督是那种不开化的老顽固。”
不同于他的同僚“怕和洋人打交道”的自卑心理，李鸿章的天津北洋通商大臣衙门就像个小联合国，中外宾客日日盈门。何天爵自己就在1879年5月28日陪同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英雄格兰特陆军上将去天津见了李鸿章。他当时充当两人的翻译。这段李格神交的故事，让李鸿章彻底征服了美国读者的心。
据记载，格兰特卸任离职后，携妻子周游世界。1879年5月28日格兰特到达天津之日，李鸿章曾予接待，两人一见如故。李格此番会面并非寻常应酬，其时正好发生日本吞灭琉球、置为冲绳县的重大事件，中国力争不成，清政府与李鸿章于是希望格兰特劝说日本放弃前议。格兰特的调停自然毫无结果，琉球并入日本版图已是无可挽回。
据说李鸿章在会面时看到格兰特的名贵手杖后，反复赏玩，爱不释手。格兰特见此情此景，知道李鸿章的心意，就说：“中堂既然喜欢这根手杖，我本当奉送。但这根手杖是我卸任时，全国工商界赠给我的，这代表着国民的公意，我不便私自转赠。等我回国，征得大家同意后，才奉寄致赠。”李鸿章立即致谢道：“不必不必，我不过随便玩玩而已。”
1896年，李鸿章在纽约访问时，格兰特过世已经十年了。他特地探望了格兰特的遗孀朱莉娅。朱莉娅设宴款待李鸿章。朱莉娅即把丈夫的手杖立于台上，向出席者讲述了丈夫与李鸿章的交往和友谊，也和盘托出这根手杖的故事。然后，朱莉娅面向大家说：“今天适逢李先生来访，故特恳问大家：诸位是否同意把这根手杖转赠给李先生？”她说罢，满堂的出席者一致鼓掌赞同。于是，朱莉娅当众双手举杖，奉赠给李鸿章。李鸿章深受感动，回国后，视同至宝，须臾不离身。
关于手杖相赠的事，对李鸿章来访事无巨细都报道的《纽约时报》上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却在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的照片中，看到了一根李鸿章拿在手里的手杖。
而《纽约时报》描述是，拜谒陵后，李鸿章才第一次见到格兰特夫人，相见时才相互赠送礼物。《纽约时报》说：“当尊贵的清国宾客进入将军安息地时，场面非常感人。……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17年前与将军亲切会晤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
“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结束这天的国务活动后，这位清国使臣造访了格兰特的寓所，在那里他见到了这位卓越将军的遗孀，这是他到美后第一次带有社交性质的活动。”
“专程从乔治湖赶来的格兰特夫人见到李总督非常高兴。他向她充分表达了问候之情。离别时留下了纪念品，并接受了夫人回赠的珍贵礼物。”
“这是李总督访问纽约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天，有50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