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也是大忽悠 反改革实为骗官职编史书？

司马光不仅以《资治通鉴》而和司马迁一起屹立于史学之巅，还因鲠直敢言，清正廉洁而为一代名臣;又由于他和王安石在变法上泾渭分明的立场，针尖对麦芒的争论，恢复相位后对新法毫不留情的完全废除，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孰是孰非、至今也还莫衷一是的争论。

我们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介绍司马光幼时砸缸的文章，这就使得这位史学史上的巨人、北宋名臣成了中国读书人最早认识的历史名人之一。自然，一年级学生的认识是肤浅的。但是，当你到浩瀚的史料中去游历一遍之后，就会发现，他不仅以《资治通鉴》而和司马迁一起屹立于史学之巅，还因鲠直敢言，清正廉洁而为一代名臣;又由于他和王安石在变法上泾渭分明的立场，针尖对麦芒的争论，恢复相位后对新法毫不留情的完全废除，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孰是孰非、至今也还莫衷一是的争论。因此，要想深刻地认识司马光，尤其是正确地认识司马光，又何尝是一件易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敢于像他那样拍着胸口对人说：我司马光平生所做之事，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心胸如此坦荡，行为如此磊落，历史上能出其右者，是绝不会多的。

一

司马光，字君实，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出生于陕州夏县(今陕西夏县)。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任光州光县县令，大约是为了纪念吧，便给司马光取了光这一名字。司马光自小就聪慧过人。还是幼儿时，他和一群小伙伴在庭院中玩耍。古时出于防火的需要，庭院中都要放一些大水缸，时时装满水，一旦发生火险时好用。有一个小伙伴太过顽皮，爬到了一口水缸上去，一不小心，掉进去了。这种水缸，一般都有一米二、三高，腹大口小，内外都十分光滑，即便是会游泳的小孩，一旦掉下去，要想从里面爬出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其他的小伙伴们一看见有人掉进缸里去了，都吓得大哭着跑了。只有幼小的司马光极其冷静，搬来一块石头奋力朝缸砸去，将缸砸破，把小伙伴救了出来。司马光砸缸救人的事传了出去，有人即以此画为图画在京城和洛阳广为宣传，立即引起轰动，家喻户晓，于是，司马光从幼儿时起，就成了一个大名人了。

司马光少年老成，六七岁时，就凛然如大人一样了。听到人家讲《左氏春秋》，十分喜爱。听人讲完，回到家来给家里人复述，居然是八九不离十。自此，小小年纪便常手不释卷，无论早晚寒暑，都如饥似渴地读书。由于年纪小，睡着了不易醒来，司马光特地用一根圆木头来做枕头。圆木头做的枕头容易滚动，故而谓之“警枕”。警枕一滚动，司马光就惊醒了，他醒了即起床读书。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勤奋，他说：我先天不如人。别人读一遍就能记住的，我要读几遍才能记住。不知这是否是他有意的谦虚之语。即便事实如此，他这种勤奋的精神，仍值得后来者们学习。大量地阅读，为他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岁时，司马光写出来的文章，就被当时的人们称赞为“文辞纯浑，有西汉风”。以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名动天下的大文豪范仲淹到他家做客，就有意要考一考年幼的司马光，要他背诵《左传·周郑交质》中的一段，并加以解释。司马光背完，解释时说：两国交往，以信义为本。信义若不是发自内心，交换了人质也不起作用;如果互相宽容并待之以礼，就是没有人质，也无人能离间两国间的关系。时居相位的范仲淹听后，赞叹不已。

司马光也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宋仁宗天圣九年，时司马光12岁，随父亲到四川广元上任。途经一栈道时，遇一条巨蟒盘在栈道上。走在前面的人都吓得止步不前。司马光得知，即持剑上前，一剑刺中蟒尾，巨蟒负痛跌入深涧。

当然，小时的司马光也决不是十全十美的神童或完童。他5岁时，见有青胡桃便想吃，请姐姐帮他剥皮。姐姐不知剥皮之法，剥了一阵没剥开，有事便放下走了。一女仆看见，走过来拿起青胡桃往开水中烫了一下，就很容易地将皮剥开了。姐姐回来见青胡桃皮已剥开，很诧异，便问是谁剥开的。年幼的司马光大约是出于虚荣之故，随口答说是自己剥开的。像这样撒个小谎，在今天看来实在算不了件事，然司马光的父亲就不以为这是小事，得知实情后大怒，责问司马光道：“小子何得漫语？”正是有了这样严格的家教，自小就培养了司马光正直诚实的性格。自剥青胡桃皮事件之后，司马光不再说一句谎话，以至到了老年时，别人问他律己以何为重？他回答说：诚。再问从何做起？他回答说：从不说假话做起。他后来在总结自己一生之为人时说，我可以拍着胸口说，我司马光一生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

二

司马光入仕极早，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20岁的司马光就中了进士，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司马光步入仕途后，他坚持理想、清正廉洁、鲠直敢言、表里如一等可贵的性格，就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司马光认为，人才、礼治、仁政、信义是治国安邦之本，在守成期间，应通过对纲常伦理的整顿，以利于把人们的思想制约在现有的制度之内。他也并不认为现有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但他认为，治理天下就像对待我们所住的房子那样，哪儿坏了就加以修理，哪儿漏了就要补好，但不到快要倒塌的地步，就千万不要重新修造，因为重新修造房子，没有天才的工匠和上好的建筑材料是重修不成的。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认为天才的工匠和上好的建筑材料这两者都没有。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硬要重新建房，就只能对住在房内的人带来危害。基于这个政治理念，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认为王安石变法，就像条件不具备而硬要重新建房一样，只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绝无后来的政治家们擅长的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那一套，始终是表里如一的。尽管他和王安石的私交原本不错，而且也极推崇王安石的学识。如他在《辞修起居注第四状》中就说：“为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王安石相去甚远……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在变法问题上他和王安石分道扬镳后，谈到王安石时，他仍是称赞有加，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的变法，客观上确实有利也有弊，特别是一些基层官员趁机中饱私囊，让变法走了样。司马光是从根本上反对变法，态度激烈而且坚决。反对不成，辞官而去;重掌大权，第一件事就是要废除所有新法。当青苗法和免役法一时还不能废去，就耿耿不已，直到此二法最终废除，新法一样不剩，才安心离开这人世。不管后人在变法的问题上如何评价他，但他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的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性格，仍是值得称道的。

他敢于言人之不敢言。宋仁宗无后，因而直到47岁时还未立下太子。朝廷无储君，这是一大隐患，朝野上下为此都十分担心。但担心归担心，皇帝无后，皇帝自己就十分恼火了，谁还敢跟皇帝玩哪壶水不开就揭哪壶的把戏呢？因此，一时无人敢对仁宗谈立储的事。后来，还是有一位叫范缜的冒死上疏请立太子，范缜身为谏官，这样做还可以说是他份内的事。时司马光跟随举荐过他的庞籍作助手远在山东郓州，其他京官还未表态，他这小小的地方官更可以装聋作哑的。但他一听说范缜上疏，便马上也上了一道《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劝告宋仁宗“若失时不断，悔之无及”。这次上疏，宋仁宗根本不理。后来，司马光当了谏官，又一再恳请立储。宋仁宗在自己确实无后的情况下，不得已立堂兄濮安懿王赵永让的13子赵曙为皇太子。立储两年后，宋仁宗即去世。假若没有像司马光这样敢言的一些人一再上疏请求立储，在无储君的情况下皇帝一旦去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有了功劳大家争，出了问题大家推，这种不良的官场风气由来已久。司马光并不这样，而是勇于承担责任。庞籍迁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随之改任并州通判。此地与西夏相接，时西夏虽也经常蚕食宋地，但宋和西夏基本上处于休战期。司马光认为不能放松警惕，十分关心边防。并州有个人叫刘邕，写了十卷《边议》。司马光认为有见地而大力推荐。刘在书中提出与西夏断绝贸易往来，并修建堡垒，司马光照办了。这种主动断绝往来又修筑堡垒的做法，显然是不利于两国继续休战的。这时，一个名叫郭恩的武将酒后带兵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杀了。朝廷御使审理此案，庞籍独自承担了责任，结果被解除节度使职，贬为知青州事。司马光回到京师后，连上三道奏本，将事情经过前后全盘托出，说明庞籍本意是为了巩固国防，但“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并请求“独罪臣，以至典刑”。表现出了敢作敢当，勇于承担责任的正直品格。

司马光当官，绝不沽名钓誉，而是量力而为。当提升他为修起居注时，他以才能不如王安石而婉拒，婉拒不成才勉强赴任。不久，迁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同知谏院，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干部，但比搞纪检的管得宽。凡朝政得失，任非其人，各衙门事有违失，“皆得谏正”，是个得罪人的差事，一般人都不愿意干的。但司马光却欣然赴任。在同知谏院任上5年时间里，共上疏一百七十余，可谓恪尽职守。他上疏阐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谓仁：即“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即“知道义，识安危，别愚贤，辨是非”;所谓武，即“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后来，提升他为知制诰。知制诰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令，常随侍于皇帝左右，是一个极荣耀的差事，一般人削尖了脑袋也想干的。可司马光又不愿意干了，理由是自己不擅长于文辞。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高就龙图阁学士，但仍留任谏职。这时他当谏官已经5年了，想辞职了。他的辞职毫无任何的大道理，毫无一点虚饰，就是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说，他当谏官当了5年了，而自本朝以来，还没有谁像他当谏官当得这么久的。他说自己资质愚憨，只知道报效国家，凡事公事公办，结果得罪了不少人。他担心他树敌过多，自己和子孙将来可能无立足之地。因此，他一直盼望着早点儿解除他担任的谏官职务。像这样面对最高统治者将内心忧虑全盘托出，毫无掩饰的辞职报告，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司马光后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之他年老，皇帝特准他“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但司马光不愿接受这种优惠待遇。他说“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足见他为官之小心谨慎。由于司马光正直、敢言，行为处事全出于公心，因而不仅在国内声誉极高，就是在国外，也极具影响。时辽、夏使臣至，一定要了解司马光的身体状况。辽、夏又一再告诫他们的边关将士：中国只要是司马光当宰相，就千万不要生事，挑起边界纠纷。

三

司马光虽然不愧一代名臣，但若评价他一生的最高成就，可能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史学上。也就是说，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成就远远高于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而把司马光推向史学巅峰的，他的政敌王安石可谓帮了一个大忙。王安石变法，朝中重臣反对者极多。熙宁三年，在老臣韩琦又一次上疏反对变法之后，王安石不得已只好称病在家并请求辞职。这时，宋神宗欲拜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主持朝政。司马光当即提出条件，必须废除所有新法他才上任。宋神宗是个想有作为的年轻皇帝，没有答应司马光的要求，并重新起用王安石。司马光看到变法一时难以阻挡，只好请求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使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正是在洛阳这15年中，司马光最终完成了鸿篇巨制《资治通鉴》，从而得和司马迁一道屹立于中国史学的最高峰上。

当然，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成而退居洛阳修史，不等于说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纯属偶然。司马光虽然一再自谦说自己先天不如人，其实，他是一个天才，而且博学。音乐、律历、天文、术数，他无所不通，而且都达到了精妙的程度。他对于史籍阅读极广，而且有随读随作札记的习惯。26岁那一年，仅读史札记就写了30来篇。司马光决定修史的目的很明确，主要就是为皇帝服务。他说，现有史籍，浩如烟海，就算是一般老百姓空闲时间很多，但也极少有人能将这些史书读完。皇帝日理万机，更不可能有时间来读完这些史书了。因此他决定从战国的周威烈王时开始，到后周的显德六年止，“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隹次为编年一书。”由此可见，“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是他修史给皇帝看的目的，是他修史的宗旨。

司马光能完成《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是和皇帝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宋英宗时，他从周威烈王始，至秦二世止，写成《周纪》5卷，《秦纪》3卷，取名《通志》呈送宋英宗，受到宋英宗赞赏，由此正式任命他修史。宋英宗在位时间不长。宋英宗死后，继位的宋神宗也极爱历史。宋神宗认为修史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将司马光将要编写的史书正式命名为《资治通鉴》。

只司马光一人编写《资治通鉴》这样的皇皇巨著，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因此，皇帝特许他找几名年富力强学识渊博的学者作助手，成立书局专事编写。照皇帝的意思，这些助手当从馆阁的精英中去挑选，但司马光看重的不是名声，而是实际的才学。因此，他挑中的第一个人，并非出自馆阁，而是时任和川县(今西安泽县)县令的刘恕。刘恕也是一个才子，13岁时就通览了汉、唐两朝的典籍，18岁中进士，司马光挑中他时，他年35岁。第二名刘棻，也不是出自馆阁，而是长期担任州县官，司马光挑中他时，他正任国子监直讲。第三名叫范祖禹，此人虽然也是进士，但长期追随司马光修书而无意仕途。第四名就是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这些人，不仅年富力强，更是当时文史界的精英。司马光虽然找到了这么些极有本事的助手，但主要的工作仍然是他自己做的。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篇，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巨著，上起于周威烈王三十三年，止于周世宗显德六年，这部巨著主要就是记述了这前后共1362年间政治、军事“治乱兴衰”的历史。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此书说：“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瞻，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

司马光为了这部巨著，可谓付出了毕生心血。若从宋仁宗嘉祐年间他和刘恕酝酿时算起，至成书费时近30年;若从批准成立书局时算起，至成书费时19年;若从司马光退居洛阳专事著书时算起，亦费时15年。写这部书，搜罗史料之广，令人叹为观止，光是原稿就堆了两大间房子。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66岁，这部巨著终于完成。这时，司马光已是瘦得皮包骨头，双目近视，牙齿差不多全都落完了。他在将书呈送宋神宗时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果然，三年之后，他与世长辞。

四

司马光写史，秉笔直书;他的为人，则光明磊落。他虽出身世宦之家，本人又一直身居高位，但一生清正廉洁，一直为后人称道。

司马光在洛阳任职时，在洛阳买了一块地修了一处居所，司马光名之曰：独乐园。司马光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就是在这独乐园里最后完成的。司马光退居洛阳专心修史后，宋神宗仍经常就一些国事问题派人来请教他。皇上的使臣来到独乐园，见到这独乐园房子低矮，间隔简陋，以为是司马光小气，并不相信他真的如此贫寒。后来，司马光夫人不幸逝世，司马光竟一时拿不出埋葬妻子的钱来。他儿子司马康和他的一些亲戚劝他找朝中有钱的同事先借一点钱，司马光拒绝了，最后是典当了一块地，才勉强将妻子安埋。人们知道后，无不感慨。于是，“典地葬妻”一事不胫而走，皇帝的使臣这才相信独乐园的简陋绝非虚饰。

司马光日常生活也十分简朴，即便是从宰相位子上退下来了，也还是受皇帝之命负责修史的官员，更何况皇帝还经常就重大的国事问题派人来请教他，而当时的不少人也还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宰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人，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自己的儿子也这样做。他在信中教导儿子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果腹。经商做买卖的人收藏的是金银，读书人收藏的是书。今天那些为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无底之欲，为保儿孙世代富贵而不惜以身试法的大小官员们，若能从司马光的身上学取一二分正气，也不至于会走到绝路上去的。

司马光对自己很严，对人则十分诚实。居洛阳时，他要卖一匹马。俗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司马光就不这样，而是反复叮嘱去卖马的人说，这马一到夏天就要发病，你务必给人家买马的人讲清楚！放在今天，能找得到像司马光这样诚实得可爱可敬的商人来吗？

由于司马光强硬地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在我们习惯于只从斗争角度考虑问题的日子里，司马光被我们后代人追封成了所谓大地主阶级的大代表之类，但当时的老百姓并不这么看。司马光逝世的噩耗传出，“京师之民，罢市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像，饭食必祝。”而“京师民画其像，刻印粥之，四方皆遣购。画工有致富者。”

古往今来，有几个人的逝世，能撼动如此众多的老百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