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带棺材出访 欧洲惊恐 黄祸来了！

纽约的“炮台公园”(Battery Park)，如今是个宁静的所在，除了停靠一些短途渡船之外，很少有船只。曼哈顿的主干道之一“西街”(WestStreet)，在这里钻入了地下，一点噪声也没有留下。

紧邻公园的，除了两座小小的博物馆外，主要就是一个高档住宅区“炮台公园城”(Battery Park City)，我在纽约的寓所，就选在了这里。

选择这里的理由有很多。一是靠近金融区，能够近距离感觉美国资本的律动;二是紧邻哈德逊河(HudsonRiver)，又有公园，且抬头就能看见不远处的自由女神，风光极好;而第三个理由就是：当年李鸿章从这里踏上了美利坚的国土。

1896年8月28日，这里曾经人山人海，几乎所有能看见紧邻炮台公园的美国航运公司码头的建筑物上，都站满了人，当然，“西街”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手持星条旗和黄龙旗，欢迎73岁的中国特使李鸿章到访美国，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李鸿章的到来，在全美掀起了一股浓烈的“中国热”，各大主流媒体不惜篇幅进行报道，一时之间，李鸿章成为全美最耀眼的“明星”。

而对于李鸿章来说，这次历时190天(1896年3月18日~10月3日)的环球旅行，遍历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等8个国家，横跨三大洋，行程9万多里，并非游山玩水，而是肩负着沉重的使命——这是大清国全球外交的重要布局。

老翁出访

甲午战争后，在远东有切身利益的俄国，联络德国和法国，出面逼迫日本归还辽东。俄国迅速被中国朝野视为可靠的“老大哥”，中俄亲善俨然已经成为“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了。李鸿章出访的首要目的，就是“联俄”。

甲午战争正酣之际，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病逝，其子尼古拉二世(即后来被列宁下令处决的末代沙皇)即位。中国派遣了正在京述职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以头品顶戴作为唁贺专使被派出使俄罗斯。

登基后的尼古拉二世确定将于1896年5月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于1895年12月28日决定再派王之春出席。但俄国公使喀西尼立即提出，王之春品级太低，希望改派宗室王公或大学士出使俄国。

1月4日，光绪皇帝与翁同龢商量出使人选。御史胡孚辰上奏，称王之春资望太轻，似宜派李鸿章前往。2月10日，已经是腊月廿七，朝廷以慈禧太后懿旨的名义，宣布改派李鸿章为正使，邵友濂为副使。

李鸿章出访欧美之前，正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春节一过，2月14日(正月初二)，李鸿章上《吁辞使俄折》，一方面称“现在中外大臣，通知洋情，娴习仪节，堪膺专对者，尚不乏人”;另一方面则乞怜说：“微臣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有余之海路，时逾数月，地隔三洲。凡风涛寒暑之交侵，实疾病颠连之莫保……即使凭杖威灵，长途无恙，亦岂能以残躯暮齿，从事于樽俎之间。倘陨越于礼仪，殊有伤于国体”。因此，他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别简贤员”。忧谗畏讥之心，溢于言表。

第二天，圣旨下：“李鸿章耆年远涉，本深眷念，惟赴俄致贺，应派威望重臣，方能胜任。该大学士当体仰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驰驱，以副委任，无得固辞。”

如此严命，李鸿章只好领旨，便上了一份《使俄谢恩折》表态说：“俄国本通聘最早之邦，而加冕又异俗至崇之礼，但有益于交邻之道，何敢惮乎越国之行？”

同日，朝廷命张荫桓接替李鸿章与日本谈判通商条约的事宜，李鸿章总算甩开了又一个“奉旨卖国”的苦差。

2月20日，光绪皇帝再次下旨，命李鸿章同时访问德法英美等国。次日，还加恩给李鸿章儿子李经述赏带三品衔，随同出访，以便照顾李鸿章生活起居。随后，又根据总理衙门的奏请，命李鸿章与出访各国商量提高关税的事宜，为支付给日本的巨额战争赔款开源。

李鸿章立即开始出访准备。在他2月25日上奏的《随带人员折》，附了两道片奏，一是《洋员参赞片》，请皇帝批准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所奏，带外籍税务司柯乐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维德(美)等五人随行。

另一道片奏则是《李经方随往片》，从这份附片很能体察李鸿章当时的心境。当时，朝中有人攻击他带长子李经方随行，他对此进行了反驳。李鸿章说，李经述向未学习洋务，此次随同出访只能“在起居动履方面尽心侍奉”，而李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于各国风土、人物、往来、道里，均所熟谙……若得李经方同行，则程途之照料，宾客之酬应，均可分劳。”

李鸿章坦率地道出了心结：“马关之役，势处万难，所有办理各事，皆臣相机酌夺，请旨遵行，实非李经方所能为力。”朝廷将“卖国”的使命尽交李家父子，这是李鸿章最耿耿于怀的，而上年甚至还指定李经方负责向日本交割台湾，李鸿章极力推辞，遭到光绪皇帝痛斥。李鸿章力争李经方随行，很有些分谤的考虑在内。

2月28日，正月十六，花灯正闹的时节，慈禧太后接见了李鸿章，密谈数小时。一般认为，他们谈的焦点就是与俄结盟的重大外交战略。

合纵连横

联俄之外，李鸿章此次出访还有一个使命：提高关税。在列强武力压迫下，当时的中国关税仅为“值百抽五”(即5%)，几乎成为自由港，但对日巨额赔款，却不得不再打关税主意。这又是一桩不容易见效的苦差使。

而在促成李鸿章出访的各种因素中，各方研究者恰恰忽略了最为关键的一点：“黄祸”。

甲午战争后，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黄祸论，担心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克纳科弗斯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黄祸图》的画面上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天使手执闪光宝剑，正告诫着欧洲列强的各保护神：“黄祸”已经降临！悬崖对面，象征“黄祸”的佛祖(指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正向欧洲逼近。天空乌云密布，城市在燃烧，一场浩劫正在发生。威廉二世还在画上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在这样的人种危机感中，在停战后的中日之间进行分化瓦解，是一种很正常的心态。根据美国《芝加哥先驱报》1896年6月21日报道，德国媒体和民众对李鸿章的访问表现了热烈的兴趣，而同时访德的日本名将、著名政治家山县友朋，却受到了冷遇。虽然德国在野党认为这是大错误，但德国政府照样“亲华反日”。在这些背后，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合纵连横”的影子。

棺材话题

各国的报纸报道说，李鸿章为这次出访带了一口华丽的棺材，以免万一客死他乡。

日本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感慨道，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后，“寻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尽管《纽约时报》在随后采访李鸿章的发言人时，证明“这是一个编造的故事”(1896年8月29日)，但在四年后，《纽约时报》却再度报道说李鸿章出访时所带的棺材将在法国马赛进行拍卖(1900年6月10日)。

至于李鸿章是否真的携带了棺材出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老大帝国的外交关系与国际运筹，不得不依靠一个随时可能谢世的七旬老翁去远涉重洋，这棺材、或者说棺材话题本身，就预示着大清的命运？

从李鸿章接受这一特殊使命开始，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媒体，都开始密切关注这位古稀老人的环球之行——与首次出访的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将不仅仅影响到自己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还将进而影响到国际政治的格局。

各国政府开始进行周密的接待准备，更开始重新梳理自己的对华政策。尤其在美国，在经历了一波激烈的反华热潮后，“亲华”的热潮开始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