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重围 汉武帝刘彻的困境和武功

因为电视剧《汉武大帝》，我重新审读了汉武帝及其时代，对汉武帝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前，因为受《史记》及诸多学者的影响，对这个“内多欲而外行仁义”的汉武帝没多少好感;但在重读之后，才发现任何谩骂与讥嘲，都不足以掩饰汉武帝的伟大。

因为汉武帝的雄才伟略，使得汉朝赢得了空前的尊荣，也使得“汉”成为整个民族的称号。最难得的是，汉武帝是在重重围困之下，拔剑而起，突出重围，这才取得辉煌的成就。那么，汉武帝遇到的围困有哪些呢？汉武帝又是如何突出重围，创造辉煌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巩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三国演义》的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较多的时间保持大一统，离不开两位帝王的功劳。其一是秦始皇，结束了七国争雄的局面，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使得中华民族有了在文化符号上达到了统一;其二是汉武帝，收复失地、抵御匈奴、联合西域，开创了中华帝国万国来潮的局面;又在文化上设立五经博士、推行今文经学，统一了思想。

汉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罢传记博士，又为《易》和《礼》增置博士，与文、景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以今文经学主导学术。(按：汉宣帝时增置博士为十二类：《易》为施、孟、梁丘;《书》为欧阳，大、小夏侯;《诗》为齐、鲁、韩;《礼》为后氏;《春秋》为公羊、谷梁。)西汉的儒学博士，对经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厂重要作用。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并非如后人理解的，是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支持，而是对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大易，著春秋”这一文化壮举的响应。五经(或“六艺”)虽然是由孔子整理的，但他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典，而是诸子百家共尊的经典。

汉武帝通过他的文治武功，将“大一统”的思想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以致于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间，天下虽然分分合合，但“统一”永远是民心所向。汉末三国鼎立，但魏、蜀、吴三国，任何一方都不想偏安一隅;刘裕等君王，也因其偏安，而被后世诟病。

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成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传承，这是汉武帝的一大功劳。

二、打破了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

从战国以来，匈奴一直是北方的大患，赵武灵王被迫胡服骑射就是为了抵御匈奴，北方列国修建长城也是为了抵御匈奴，秦始皇绝世武功也未能在有生之年平定匈奴之患。汉代初年，汉高祖与匈奴交战，身陷白登之围，最后以很不光彩的方式脱困——这一事件给汉朝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阴影，那就是在汉朝看来，匈奴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

之后，汉、匈双方，每当出现冲突，汉朝方面如果有人主战，立即会有人重提“白登之围”。在汉朝“以孝治天下”的大背景下，这几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既然匈奴不可战胜，就只能委曲求全，和亲也成了汉朝稳定匈奴的长期国策。但匈奴真的能够免除祸患吗？实际上并非如此。太监中行说帮助匈奴对抗汉朝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当时匈奴著名的冒顿单于病死，其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汉文帝鉴于国内不稳，各路诸侯对帝位虎视眈眈，且国力尚未恢复，无力与强大的匈奴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只好继续与匈奴和亲，文帝下令送宗室女去匈奴，并让太监燕地人中行说作为陪同侍臣一起去。中行说不肯去，被汉廷强行派遣。怨恨之下，他对汉文帝说：“我如果到了匈奴就肯定会威胁汉国。”文帝只当他在说气话，也不以为意。没想到中行说一到了匈奴，果然就立刻归降，并深受老上单于欢喜、宠信。中行说竭力劝说匈奴不要太看中汉朝衣服食物的精美，增加匈奴对自己食物、器械、风俗的自信心，还教给匈奴人记数方法，从此这些蛮族才知道算数。在中行说的鼓动下，老上单于在给文帝回书中口气傲慢，对汉朝使臣也威逼利诱，动不动就索要钱物金银，不给就威胁秋熟后大发兵马入汉境中践踏。

中行说叛逃匈奴后极力破坏汉匈和亲，不断为匈奴出谋划策，策动袭击汉朝边郡和发起战争等，因此被称作历史上第一个汉奸。武帝14年匈奴入侵以后，匈奴屡犯汉境，但中行说却生病死了。在死之前中行说建议匈奴对汉军搞细菌战。因为他发现一些池塘有病死的马，羊之后，而这些池塘里的水就开始有“毒”。士兵食用之后，会中“毒”，轻则拉肚子，重则死亡。所以他建议匈奴军队，把一些病死的牲畜在经过匈奴巫师诅咒后，埋到汉军进军路线的一些水源上游，汉军食用后，确实有许多人出象中毒症状。后来汉军识破了匈奴人的奸计，对中行说发动的细菌战有所防备;但若干年后，汉武帝时期的爱将霍去病，据说就是食用了这种水源里的水，生病死了。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细菌战。

汉武帝攻打匈奴，不但敢打，更会打。这需要超人的勇气，也需要超人的才略。正是因为汉武帝，才有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铿锵有力的宣言。

三、打破了攘夷必先安内的成见

汉武帝建立武功遇到的另一个巨大的阻力是：除了他，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攘夷必先安内”，但安内无止境，攘外也一直无从说起。最可悲的是，当汉、匈对决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朝廷上下又急不可耐地想着妥协让步。

“攘夷必先安内”这句话是汉景帝年间，大夫晁错提出来的，他认为诸侯势力太大，力主削藩，其结果是激化了中央与诸侯的矛盾，引发了“七王之乱”。民国时期，蒋公也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以致于日本人打进来也坚决不抵抗。

“攘夷必先安内”有混淆敌我矛盾之嫌，如果整天拿他做口号，邻国一定不高兴，因为你安内的目的是攘夷;内部同志也一定不高兴，因为说不定哪一天，我就被你安了。两头不讨好，何必呢？

汉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在与匈奴的交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在卫青、霍去病亡故后，将帅后继无人，朝廷上下又觉得匈奴已经臣服，不必乘胜追击，甚至主张恢复和亲。“攘夷必先安内”的说法再次抬头，就连太子刘据也觉得没必要再打击匈奴了。那么，匈奴之患是不是真的平息了呢？我们看看汉宣帝的武功就知道了。

汉宣大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大汉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

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第二年冬(前71)，匈奴羞愤，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也。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这次胜利是武帝以来，坚决执行联乌击匈政策结出的硕果。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大汉，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日逐王后被封为归德侯。这掀开了汉匈史新的一页。

汉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纵横万里的游牧风暴――匈奴帝国，全盛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与汉缠斗140余年，终于低下高昂之头。

所以说，匈奴之患直到汉宣帝时才彻底根除。汉武帝的对匈政策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可惜的是，汉武帝的这一战略因为汉武帝以及卫青、霍去病的逝去而被迫中止，知道汉宣帝的时代才得以完成。

四、沟通西域，抵御霸权

“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拆除的时候，我曾经故意将之读作“学大汉，武立国”。虽然汉朝的文治武功都有建树，但因为汉武帝的原因，汉朝的武功是非常鲜明的特色。汉朝以武立国不是欺凌弱小，而是团结西域各国，共同对抗蛮横的匈奴，其结果并非称霸一方，而是万国来朝。

回想建国之初，毛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周总理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紧紧团结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亚非拉的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如果没有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联合亚非拉就是汉武帝沟通西域精神的体现，对抗美苏霸权也是汉武帝抵御匈奴的现代版：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都是联合弱小，对抗霸权。所以当时的世界格局是，美苏虽强，却免不了忌惮中国;而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周围。这一形势，和汉武帝时期非常相似。

但是好景不长，自从中国人对越发动了所谓的“自卫反击战”。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对中国产生了忌惮，“中国威胁论”也随之而生。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国的谋士就知道“远交近攻”的道理，对邻居动武，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团结西域，就能制衡匈奴;欺负弱小，就只能向匈奴献媚。汉武帝选择了前者，这不光是君王的尊严，也是整个民族的尊严。

中国原子弹爆炸之前，在美国的华裔和其他有色人种一样，上公交车也不能坐前面的位置，只能到后面站着。有一天，一个华裔如往常一样，上了公交车就径直往后走。但是司机叫住了他，司机说：“你不用站后面去了，前面有位置，你尽管坐。中国已经爆炸了原子弹，中国是个伟大的民族。”这位华裔平生第一次在美国的公交车上坐下，到站后，他很快下了车，然后一个人躲起来痛哭了一场。

也许有些人会说：国家富强和我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或许这个问题不容易正面回答，但我可以这么说：我知道有两个民族没了国家，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吉普赛人。

五、打击豪强，建设国家

汉武帝另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敢于打击豪强。一般而言，“劫富济贫”的事只有罗宾汉这样的侠盗才会干，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只会做“劫贫济富”的事。所谓“劫贫济富”，就是《让子弹飞》里说的“赚穷人的钱”。但是汉武帝偏偏是优先打击豪强。迁茂陵，迁朔方，都是优先迁豪强。有人说茂陵当时的富人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寝，汉武帝将豪强迁入茂陵完全是为了瓦解豪强的势力。迁朔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尽快建设一个重镇。

迁茂陵，迁朔方就好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将一群平时养尊处优的人赶到穷困之地去建设。所不同的事，因为汉武帝活得够久，所以迁茂陵，迁朔方都得以严格执行，没有遗留什么“孽债”，也不会对不起“小芳”。如果汉武帝的继承者，也让迁茂陵，迁朔方的人统统回城，这些人一定会恨死汉武帝，并且比司马迁更狠毒地咒骂汉武帝。

当然，汉武帝在执行迁茂陵，迁朔方的时候，不是没遇到阻力，在迁茂陵过程中，出了一个大事件——郭解事件。《史记》《汉书》都为郭解立传，可见这位“游侠”不一般。

郭解家里贫穷，没有达到应该迁居茂陵的豪强标准，但负责此事的杨县掾也想趁此机会将郭解这个令县吏们头疼的不安定因素送出轵县，郭解于是也被列入了迁移名单。郭解纵使不是豪强，但车骑将军卫青竟然亲自为此向汉武帝求情，说郭解家贫，不符合搬迁的条件，这不能不引起汉武帝的警惕。汉武帝反诘：“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卫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并不贫穷。”实际上，汉武帝此时已经不关心郭解家中是否富裕，而关注郭解背后的势力。郭解事件还刚刚开始，当他终于被迁到茂陵，为他送行的豪客们送给他的礼金就达一千余万，超过了迁移标准的好几倍。这就像现在网络上热炒的许多事件一样，郭解一下子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些送他礼金的豪客，未必真心敬重郭解，只是想用赞助郭解的方式来发泄都迁居茂陵这一国策的不满，而郭解也被这帮“支持者”推向了风口浪尖。

事有不巧，正在豪强们争相与郭解结交之时，杨县掾和他的父亲杨季主先后被人刺杀，杨家告状的人又被杀死在宫门之下，这一系列血案最终促使汉武帝亲自下令拘捕郭解，郭解将老母安置在夏阳后，孤身来到临晋，然后逃亡到太原。轵县有一位儒生招待查办郭解的使者时，客人在席间赞扬郭解，儒生便说：“郭解专门干违法乱纪的事情，怎么能算是贤人？”郭解的手下随后便杀掉了此人，并将他的舌头割下。官府追究此事，郭解并不知道杀手的事，杀手也从没查出来。御史大夫公孙弘得知后说：“郭解作为平民，玩弄权诈之术，仅凭他的眼色就能置人于死地，他虽然对案件并不知情，但此罪比他亲自杀人都严重！应以大逆不道论处。”遂下令将郭解满门抄斩。

公孙弘的判词有没有道理？有！正如电视剧《刀锋1973》中，庞德对郑树森说的：“当时成名之后，就会有人帮你杀人。”郭解在这两个命案中，虽然没有亲自动手，但这比他亲自动手更为可怕。郭解或许不是豪强，但毫无疑问，郭解代表了豪强的利益。豪强试图将郭解作为话题，希望在舆论上否定汉武帝打击豪强的合理性;虽然他们看起来是站在郭解一边，实际上是将郭解推上了不归路。

综合而言，汉武帝能做到这五点，真的非常不容易。完全当得起“千古一帝”的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