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被抹黑 “弑父淫母”为无稽之谈

杨广“弑父淫母”，千百年来史学界颇具争议。指控杨广“弑父淫母”的始作俑者是祖君彦。大业十三年(617年)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列举了杨广十大罪状，以弑父为首，淫母次之。此后，一些史籍相继沿袭或附会，野史中更是夸大其词、众说纷纭。值此隋炀帝陵在扬州蜀冈曹庄的发现及隋炀帝陵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之时，对隋炀帝杨广的历史评价和功过是非再次引起海内外华人的热议，让我们驱散笼罩在杨广身上的阵阵阴霾，还他一个公道。

檄文之骂

隋末农民起义瓦岗军的后期领袖李密(582-619)，字法主，京兆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南)，父为隋柱国、蒲山郡公。李密袭父爵，为侍从官。大业初年，称病自免官，闭户读书。大业九年(613年)参与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起兵反隋。玄感败，李密逃亡。十二年(616年)，投入翟让的瓦岗军。在李密攻打荥阳之时，魏征为其写过一篇檄文，题目是《为李密檄荥阳太守郇王庆书》，这位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而闻名天下的魏征，是这样抨击隋炀帝的：

“自昏狂嗣位，多历岁年，剥削生民，涂炭天下。璇室瑶台之丽，未极骄奢;糟丘酒池之荒，非为淫乱……王之昏主，心若豺狼，仇忿同胞，有逾沉、阏，惟勇及谅，咸磬甸师，况及族类为非，何能自保……”

文中所指沉、阏即实沉与阏伯，相传为帝喾的两个儿子。实沉与其兄阏伯不和，时动干戈。此外，甸师为天官之一，同姓王罪当刑者，由甸师断狱。公族有死罪，由甸人施磬，“磬”，即悬缢杀之。通篇并未有弑父淫母之说。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官至东平郡书佐郡陷于翟让，为李密所得。李密敬重他，军书羽檄，皆出他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作于李密攻取洛口仓后进军洛州(现洛阳市东北)的前夕。檄文如是说：

“……隋氏往因周末，预奉缀衣，狐媚而图圣宝，胠箧以取神器。及缵承负扆，狼虎其心，始曀明两之晖，终干少阳之位。先皇大渐，侍疾禁中，遂为枭獍，便行鸩毒。祸深于莒仆，衅酷于商臣，天地难容，人神嗟愤……其罪一。禽兽之行，在于聚麀，人伦之体，别于内外。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谁谓敤首之贤，翻见齐襄之耻。逮于先皇嫔御，并进银环;诸王子女，咸贮金屋……爵赏之出，女谒遂成，公卿宣淫，无复纲纪。其罪二也。”

人们可以从魏征与祖君彦两篇同为李密所写的檄文中看出差异。魏征抨击隋炀帝，以事实为依据，不信口雌黄：如“剥削生民，涂炭天下”、“心若豺狼，仇忿同胞，有逾沉、阏”等。而祖君彦“先皇大渐，侍疾禁中，遂为枭獍，便行鸩毒”四句，后人解读为“弑父”。从语气上来看，是顺势而下，似乎“侍疾禁中”，便必定会产生“遂为枭獍，便行鸩毒”的结果。其中“枭獍”一词，枭为恶鸟，生而食母;獍为恶兽，生而食父。在这篇檄文中，祖君彦还说杨广弑父的手段是用鸩毒，也就是喝的毒酒。

这第二条罪状，且不说被史书中盛赞为“质迈寒松”的兰陵公主有多刚烈，说她以“逼幸告终”是多么可鄙，其“逮于先皇嫔御，并进银环;诸王子女，咸贮金屋。”则被后人渲染为“淫母”。

祖君彦如此诅咒、谩骂隋炀帝，有什么依据呢？纵观祖君彦的履历，他在隋朝只是一个九品书佐，代理过宿城县令，后又迁至山东东平郡，远离宫闱，说祖君彦是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杨广弑父淫母的事，是无稽之谈。那么，祖君彦为何诬陷杨广呢？一切还得从他的家世及个人经历谈起。

祖君彦(？-618年)，范阳人。容貌短小，博学强记，言辞讷涩。其父原北齐尚书左仆射祖珽，是一个权倾朝野却缺乏德行的人。祖珽在朝中狼狈为奸，陷害忠良。北周名将韦孝宽屡与斛律光交战皆不能获胜，知道后主高纬昏庸，又听说斛律光与祖珽等权臣有隙，便制造了斛律光篡位的谣言，编成儿歌，在北齐都城邺城歌唱，说“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叫人上奏给北齐后主高纬。高纬向祖珽问起这件事。祖珽便解释说：“百升，就是斛;明月是斛律光的小字;盲老公就是讲我(祖珽是双眼瞎);多嘴的老母，是指高纬的乳母、当时北齐宫中最有权势的女人陆令萱。斛律一家累世为大将，歌谣所说的，确实使人害怕。”武平三年(572年)六月，高纬假赏给斛律光骏马一匹，约其第二天游观东山，诱到宫中，将其杀害，时年58岁，并以谋反罪尽灭其族。高纬自毁栋梁，周武帝灭了北齐。

隋文帝杨坚当时是北周的大臣，十分清楚此事的内幕。在内史侍郎薛道衡向杨坚推荐祖君彦时，文帝便说：“是那个杀斛律明月的祖珽家的儿子吧？朕不用。”到了炀帝当政，尤忌名士，遂将祖君彦调至山东东平书佐，祖君彦自以为怀才不遇，常愤愤不平、胡思乱想。

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攻取洛口仓，炀帝特诏王世充发兵以拒李密。及李密败，王世充见到祖君彦，当面责问：“你为李密骂朝廷骂够了吧！今日被擒，还有何颜面？”君彦回答：“并非出自于本意，只是各为其主，并不惭愧！”王世充见祖君彦嘴硬，将祖君彦一顿暴打，祖君彦筋疲力倦昏倒于树下，此时的王世充已有叛隋之心，见祖君彦的如此惨状，顿生一丝悔意，命手下医官许惠照看一下，待其苏醒。不料，郎将王拔柱抢先一步说：“这种摇笔杆的书生，死有余辜！”说着用脚“蹴”(踢、踏)其心，祖君彦当即死去。过后又将尸体拖到西近洛阳的偃师，以示羞辱。

弑父之疑

隋文帝杨坚是否被弑，其弥留之际的情况至关重要，《隋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乙丑，诏赏赐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初十日)，上疾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十三日)，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遗诏曰：……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

七月初十，文帝的病日益加重，召百官入宫“诀别”，与百官“握手歔欷”。《隋书·何稠传》还记载了文帝临终前对何稠说：“以前，你曾安葬过独孤皇后，今我死，宜好安置。我讲此话，还有什么益处呢？只是经常想到独孤皇后，难以忘怀。倘若皇后魂灵有知，我与她当相见于地下。”说着说着，又招手让太子近前，搂着杨广的颈项说：“何稠用心，办好我所托付的后事，你要依据办事的情况，与何稠共同商量处理。”由此可见，杨坚得病、病重直到死亡的过程，特别是临终前的七月初十到十三的三天时间，史书都有明确记载。文帝的死是从容、安详的。这些细节流露出了这对皇家父子少见的真挚的情感。

还有一个小故事。文帝临崩时跟杨广说：“章仇太翼，非常人也。有先见之明，前言后事，未尝不中。当初吾欲临幸仁寿宫养病，太翼谏阻，吾不听。太翼再三奏曰：‘臣岂敢矫饰其词，但恐是此去，皇上銮驾将不得回返。’吾大怒，将其拿下，关押在长安狱，并言明若到返还之日当即处斩。如今，果然患病不起。你应当释放他了。”隋炀帝即位后，对章仇太翼更为器重。曾对其说：“卿姓章仇，四岳之胄，与卢同源。赐姓卢氏。”后世多称章仇太翼为卢太翼。

《隋书·炀帝本纪》中的记载更为简洁：“(仁寿)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八月，奉梓宫还京师。并州总管汉王谅举兵反，诏尚书左仆射杨素讨平之。”

矛盾之章

《隋书》纪传部分，由魏征主编，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隋书》的修史水平是较高的。主要是因为修史当时离亡隋时间较近，当时还存有数十卷《开皇起居注》等。参与撰写者均是当朝文章翘楚。据刘知几《史通》说，参与撰写《隋书》还有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由于各自的经历、学识以及观察问题的立场不同，对同一件事的表达方式、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也就出现了序论与列传说法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的章节。比如，《隋书·后妃列传》与《隋书·杨素传》中就出现了杨广“淫母弑父”的情节。杨广调戏宣华夫人是引发“弑父”的导火线。有以下几个疑点：

昔日杨广在藩，行夺宗之计，以宣华夫人为內助，且颇得力。炀帝与宣华夫人关系密切、感情也深。宣华夫人死后，炀帝曾作《神伤赋》。既然如此，宣华夫人就不可能在此关键时刻，到一个行将就木的隋文帝面前告杨广的状。这是一。其次，宣华夫人起身更衣，当有宫女侍候。一向以“矫情饰貌”著称的杨广不会在此时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再次，杨广与宣华夫人、容华夫人的艳史在后人看来具有太多荒淫之处，但在当时却很平常。因为隋皇室的祖先是鲜卑化的汉人，多与鲜卑人通婚。鲜卑的婚姻制度大体上保留了及父兄死，后母与嫂从子弟配等风俗。隋唐皇室中多有行鲜卑人以继母为妻、以寡嫂为妻的婚俗事例。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隋唐文化本为一体，此说同样可以解释隋朝的诸多“乱伦”事件。

炀帝正说

檄文是一种军事文告，是出征前的战书。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中称：“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之者也。”所有文檄，皆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捉刀代笔。在构思和遣词造句上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笔调为主，不像志书以事实准确为前提，说一些以偏既全、捕风捉影的事也在所难免。所有这些均与执笔者的品格与修养相关。祖君彦可以罔顾事实，编造杨广弒父淫母的罪状，生活在同样兵荒马乱环境中的魏征却做不到，魏征不说妄话。

再比照一下另一篇著名的檄文，也就是骆宾王所撰著名的《讨武曌檄》，文中指责武则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据《旧唐书·外戚传》载，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之后，陆续杀死侄儿武惟良、武怀远和姊女贺兰氏。兄武元庆、武元爽也被贬谪而死。但史书中并无武则天谋杀唐高宗和毒死母亲的记载，说明“弒君鸠母”是胡乱编造的谎言。

人们也许应该意识到，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言辞精巧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几句，也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出处，其影响是难以泯灭的。

《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魏征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魏征对亡国之君隋炀帝发出无限感慨：“史臣曰……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魏征在这里又一次以如椽之笔拯救了中国人的历史良知，也拯救了隋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