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相富弼是怎样的人 历史如何评价名相富弼
富弼(1004年2月13日—1083年),字彦国,洛阳人,北宋名相。
庆历二年(1042年)出使辽国,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拒绝割地要求;次年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条上所拟河北守御十二策。庆历五年(1045年)被排挤,出知郓州、青州(今山东益都)。时河北大水,难民四处流亡。富弼动员救灾,以地为食,募数万饥民为兵。
至和二年(1055年)与文彦博同为宰相,后因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又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熙宁元年(1068年)入朝,宋神宗赵顼问他如何处理边事,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认识到辽国“委实强盛”,西夏“日渐壮大”,与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劲敌。富弼利用自己对宋、辽、西夏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
熙宁二年,再度复相,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又求退,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拒不执行新政青苗法,声称“新法,臣所不知”。后退居洛阳,仍继续请求废止“新法”。
元丰六年(1083年)去世,享年八十,临终前上书神宗割地于西夏,已达到修兵息民。谥号“文忠”。
历史如何评价北宋名相富弼
总评
富弼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弼为政清廉,好善嫉恶,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
仁宗时,宋、辽关系又趋紧张,辽国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谈判,划地与辽。当时北宋朝臣上下因敌情叵测,无人敢担使者之任。面对主忧臣辱,富弼挺身而出,两度出使辽国。在谈判中,他从各方面陈述了双方的利害关系,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辽兴宗自知理亏,遂息兵宁事。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战事,天下称善。
历代评价
范仲淹:“王佐才也。”
穆休:“进士不足以尽子才,当以大科名世。”
欧阳修:“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
叶清臣:“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
苏轼:“韩 、范 、富、 欧阳 ,此四人者,人杰也。”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凖。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叶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绮在仁宗、英宗时谨守资格······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治称。”“②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脱脱:“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彦博立朝端重,顾盼有威,远人来朝,仰望风采,其德望固足以折冲御侮于千里之表矣。至于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又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建是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丰而降,弼、彦博相继衰老,憸人无忌,善类沦胥,而宋业衰矣!《书》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岂不信然哉!”
归有光:“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
王夫之:“夫富公固非有异志者,而观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发视国书,以免吕夷简之陷。则奋不顾身,以强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者,诚非富之所能与。使必相待而相让,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决也,且从容审量而授我疑也。仰质皇天,昭对皇祖,拊省梦魂,揭日月以正告于天下后世,可为则为之,可言则言之已耳。宾宾然以功为不可独成,名为不可独尸,期远怨于朋友而坐失事机,为社稷臣者岂若是?国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迁桐,莱朱不与;周公破斧,君奭弗闻。富怀不平之心,自愧于君子,而韩公何憾焉?夫韩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蔡东藩:“①衔命登程竟北行,国家为重死生轻。折冲樽俎谈何易,恃有忠诚慑虏情。”“②以专阃之乏材,而契丹遂乘间索地,地不给而许增岁币,亦犹二五一十之故智耳。外交以武力为后盾,仅恃口舌之争,虽如富郑公者,亦不能尽折虏焰,而下此更不足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