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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朱翊钧是怎样当皇帝的?朱翊钧生平简介

2017-02-20 11:29:38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1、早期经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朱载垕的第三子,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

1、早期经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朱载垕的第三子,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

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

万历是穆宗的独子,差不多是衔着玉玺出生的,6岁时就毫无悬念地被立为太子,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

2、登基为帝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3、内阁争纷

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

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冯保就利用高拱曾经说过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语把自视甚高、性格粗直的高拱赶离京城,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4、太岳辅政

万历朝的前10年,朱翊钧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朱翊钧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

张居正对于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无微不至,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六月(1582年),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

5、万历三大征

朱翊钧亲政后,曾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6、执政晚期

酒色的过度,使朱翊钧的身体极为虚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朱翊钧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

时朱翊钧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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