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家鲁迅的死亡与日本人有多大的关系？

1936年6月15日，鲁迅根据松井医师的指示，曾在上海福民医院做“胸部X光”照。而在同年10月18日下午，在鲁迅病情急遽恶化之际，在须藤医师的委托下，石井政吉和松井胜冬曾一起会诊。

海婴先生在《父亲的死》中的《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一节，提到鲁迅死于日本军医须藤误诊之说，虽然那已不是个新的说法。早在1949年周建人已在《人民日报》写过《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的文章，而到了1984年，纪维周、蔡琼等更为文支持这个论点。只是也因此而引发日本人的施压，当时北京方面，在不妨碍中日邦交的状况下，自身模糊焦点，使得日本方面，做出《鲁迅儿子周氏否定鲁迅之死与日本原军医有关的论点》及《鲁迅死因之谜的论争可以终止了》等报道，完全撇清这事件。

也因此20年来，无人再提此事，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掩盖了。所幸海婴先生终于在17年后，再提出这个长埋心底的真相。有关此事件的来龙去脉，笔者已在另文阐述过，在此不多费笔墨。唯对王元化先生在本书序文中提到，“另外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及“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按此或是根据海婴先生之说法)，两件事提出个人的看法及事实的真相。

我们知道鲁迅是在日本学医的，只是后来“弃医从文”。他曾和医学教授藤野严九郎，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我们从鲁迅写于1926年的《藤野先生》一文，可见一斑。也因此鲁迅对于日本医生有特别的偏好，我们从《鲁迅日记》中查得，在北京时期有池田由友及山本忠孝两位日本医生。而在上海的十年中，鲁迅、许广平、周海婴看过的日本医生分别有：妇产科医师久米治彦、高山章三、菅又吉，外科医师顿宫宽(福民医院院长)、冈本繁、吉田笃二，内科医师秋田康世、松井胜冬，小儿科医师坪井芳治(周海婴的义务主治医师)。

1936年6月15日，鲁迅根据松井医师的指示，曾在上海福民医院做“胸部X光”照。而在同年10月18日下午，在鲁迅病情急遽恶化之际，在须藤医师的委托下，石井政吉和松井胜冬曾一起会诊。这在鲁迅的日本好友，当时在上海开“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的《忆鲁迅先生》文中亦有提及。总之，鲁迅与日本医师是比其他人多一层感情因素，他们很容易成为好友。例如石井政吉就是内山书店以鲁迅为中心的谈话会(文艺漫谈会)的一员，《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而奥田杏花和鲁迅更有10年的交往情谊，鲁迅逝世时，就是他为鲁迅制作了面膜。另外像增田忠达，更是日本汉学专家、鲁迅研究者──增田涉(按：海婴先生在书中第一百二十二页还附有他和增田涉的合照)的父亲。试想如此状况下，鲁迅在没有实际证据下，会无缘无故换掉医生吗？

至于到日本养病一事，鲁迅原是有考虑去的。据友人黄源在《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按：指1936年)3个月往日本去养病。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缠。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我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旅行指南书。但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HOTEL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那时我要一天到晚给他们(指家里的人)当翻译了。’他说。”而鲁迅在同年8月2日给茅盾的信中也说：“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住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唯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意如何，尚在考虑中也。”

到8月16日鲁迅给茅盾的信中，还有“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的字眼，只是由肋膜及咳血之故，而有所改变。他在8月31日给茅盾的信就说：“我肺部已无大患，而肋膜还扯麻烦，未能停药;天气已经秋凉，山上海滨，反易伤风，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不成了。”因此海婴先生的转述“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的话，似乎是根据鲁迅在9月18日给许杰的信中“我并没有预备到日本去休养;但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了，不知何意。中国报上如亦登载，那一定从日本报上抄来的”。鲁迅当时有如此决然的口吻，是基于当时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即将成为“全民公敌”，他此时焉有赴日就医之理呢？加上面对国内一些文坛小丑的无端攻击、毁谤，他要战斗下去，因此他留在上海，这在他死前的四天给台静农的信中，可见一斑。因此他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他拿起“匕首”、“投枪”，也就是他所说的“轻伤不下火线！”

除此而外，好友许寿裳则认为“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请D医开刀，大病后之所以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多半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因为当时鲁迅的经济来源，只靠版税和稿费，而“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购买印行图书等费，尽出于此。但是版税苦于收不齐，卖稿也很费力”。

于是我们看到鲁迅一面与死神搏斗，一面却紧握手中之笔，写下《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以及七则《“立此存照”》。死的预感，没让鲁迅万念俱灰，却更添活力，这也是他的一贯“反抗绝望”的精神。在病情略有转机的深夜，鲁迅感觉到：“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稜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著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临终前鲁迅的身影，是热爱人间的！！那是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