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宋仁宗赵祯为何能创造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时代?
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做了42年。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着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言所说的“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宋仁宗为何能创史上最繁荣时代?这与他胸怀仁义、宽厚待人的行事风格有关。苏辙是大文豪苏轼的胞弟,他们哥俩与其父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有了三席。嘉佑二年(1057年)。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在这次晋级进士的考试中,年轻气盛、心忧天下的苏辙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
当时的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建议对之严厉制裁。宋仁宗却很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血气方刚的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科举考试中“妄议”朝政,且矛头直指皇帝,即便是在“康乾盛世”,也难逃其被灭九族的命运。宋仁宗的宽容心胸,由此可见一斑。宋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请朝廷制裁之。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对这个口出不逊、有“煽动造反”之嫌的读书人,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谁知宋仁宗对这样的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就事论事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这个读书人被授予了司户参军的职位。
纵观数千年历史,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宽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宽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只有宋仁宗做到了。这说明宋仁宗很理性,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对“煽动造反”的,也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明辨是非,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然后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做出明智的决定。
当时,朝鲜半岛封建王朝高丽岁岁向北宋进贡。有一次,使者回来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教训高丽。宋仁宗说:这只是高丽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没有去诉诸于武力。宋仁宗不光对人仁慈宽厚,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宋仁宗回宫后,风风火火地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宋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对属下能如此细致入微之体恤,委实不易。
宋仁宗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法,因为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才能富国强兵。可是做了长期准备工作的“庆历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他并没有灰心,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为知制诰,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盛况,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