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帝最早使用“自古以来”这个大杀器

清朝康熙皇帝统一中国后，为加强边防军事部署和编纂《大清一统志》，清政府开始调查绘制中朝边界的地理图志。1685(康熙二十四)年，朝鲜咸镜道地方军政官员给送军器船只，纵容大批守边士卒越境偷采人参，在吉林头道沟与三道沟之间，枪伤前来绘制长白山、鸭绿江地图的清军协领勒楚。清朝派大臣到汉城与朝鲜国王共同查勘此事。处死为首的25人，国王罚银二万两。朝鲜政府遂下令严禁咸镜、平安两道开采人参，停止内外人参贸易。1710年，朝鲜平安道李玩枝等兄弟三人与同伙六人越境杀死东北受雇于北京皇商的采参人5名，劫掠其参货。朝鲜政府闻讯，紧急悬赏捉拿罪犯，并向清朝礼部咨报。后拿获并处死其中的七人。

此案审结后，康熙皇帝认为，人民私越原因乃边界不明，决心查清鸭绿江、图们江上游边界。

1711年，康熙谕大学士等：“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数折算，详加绘图示之。混同江自长白山之后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为朝鲜地方。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向东南流入于海。西北系中国地方，东南系朝鲜地方。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土门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前遣部员二人望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玩枝事，又派出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同往，此番地方庶得明白。”。穆克登到达凤凰城审案结束后，即经满浦，乘小船溯江而上，欲道鸭绿江江源。因朝方阻挠，未能到达目的地。

1712年，穆克登奉康熙谕旨，第二次探察中朝边界。朝鲜政府亦派官员支应。6月3日，穆克登至白头山天池，自天池南下寻找鸭绿江、图们江江源。6月7日，穆克登在白头山天池小梁渊之东三里处伐石刻碑。碑高3尺，阔2尺，碑文为“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笔帖式苏尔昌、通官洪二哥，朝鲜军官李义复、赵台相，差使官员许梁、朴道常，译官金应宪、金庆门”。(资料来源：《清圣祖实录》卷246，《朝鲜李朝肃宗实录》三十八年五月辛亥，朝鲜洪世泰《白头山记》，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清《盛京通志》卷12)穆克登本一介武夫，对中朝边界沿革本来知之不多，又受了朝方官员的误导，加上时间仓促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这次勘察，并没有找到鸭绿江、图们江的正源，反而将长白山南大片原属中国的领土划给了朝鲜，埋下了光绪年间，中朝边界争端再起的祸根。

边界确定之后，中朝两国均采取措施，严厉封锁边界，但朝鲜边民私越事件仍层出不穷。中国人私越柳条边到边外采参狩猎者很多，越过中朝国际边界到朝鲜者则甚少。因此清政府的防备重点不在中朝边界而在柳条边。而朝鲜则要求清朝在中朝边界中方一侧保持大片的无人区，而自己却不承担相应义务，且在朝鲜政府卑辞厚币的请求下，清朝甚至连边防军人也撤出边界地区，中朝边界中方一侧，完全成了军事不设防区。以致清朝对东北的行政及军事管理在几百年间严重滞后。同时也为沙俄顺利割占东北广大地区埋下了祸根。

1711年，康熙为测绘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系“中国地方”，以什么为界线，在他那里，东北地区已被明确称之为中国的“东北一带”。其言曰：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万枝事。又派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训旨时，朕曾秘谕云：“尔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鲜官在中国所属地行;或中国所属地方有阻隔不通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从上可知，“中国”不仅已明确成为康熙帝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而且这一符号与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