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的康有为 竟是清朝史上的金融界专家

康有为，在近代史上是个政治人物——但这只是后人一厢情愿地误读，不是康有为本人。一个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康有为是个善于制造市场引爆点、并具有不可思议套现能力的融资界高手。任何事情只要能够带来钱，他都会去干，从书生、政治改革家到黑道大佬，每一次华丽地转身，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康有为第一次在历史上打响名头，是“公车上书”。

公车是汉代的官衙称谓，指以车马接送举子入京科考，后演变成举人上书言事。1895 年，千余名举子联名万言，公车上书，反对朝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是康有为之名，不胫而走，尽人皆知。但实际上，公车上书是由京城高官发动的。康有为最多是个积极参与者，他只征集到80 名书生的签名，而另一个举子陈景华，却联合了280 人共同签名。尽管公车上书不是康有为组织的，但他却是获利最大的。因为他有着持续经营的思维——三个月后，他就在上海《申报》打出广告，以每部实洋两毛的售价，出售他撰写的《公车上书记》，广告一连打了六次，称得上大手笔了。到了第七次的广告，书价直线下飙——降到了一折销售，每本售价洋二分。

虽然书价大跳水，但宣传效果达到了——从此世人以为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独力发动的，而且他还成功地获取了“人生第一小桶金”。只是市场变化太快了，市场在变，你必须要变。康有为开始寻找新的商机。要不要搞个戊戌变法？为启动这个强力引爆点，康有为完成了他从书生到政治改革家的第一次转型。公车上书三年后，康有为游说朝野，终于开始实施戊戌变法。变法历时103天。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失败，太正常了。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一百天就搞出个眉目来？而康有为能够走上历史前台，是因为他比别人胆子更大，不管有没有把握，先拍了胸脯保证、获得出场机会再说。

康有为走马上任之后，发现事情根本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于是病急乱吃药，想出来个把中美英日四国合并一邦的怪想法。这当然不具丝毫可行性。最终他图穷匕见——密召江湖人物入京，准备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但消息走漏，康有为火速逃走。康有为逃到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全称是：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凡加入这家公司的，不但没薪水发，还要上缴会费，但公司可以向港澳、北美和大洋洲的华侨募捐。许多华侨相信他，纷纷毁家纾难，把血汗钱都送给了康有为。这些钱，就成了康有为政治生涯的“红利”。据记载，康有为逃出国后的第二年，他就分得红利上万银圆。

政治改革家的身份，成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品牌文化，确保了他在融资市场上的收益。这时候康有为的身份，已经由政治改革家，成功转型为商界强人。康有为的前瞻性投资眼光，也在这时候体现了出来，仅他在墨西哥的地产投资，就收益十多万银圆，约合现在的100 万美金。但是，正常的经营利润，远不足以维持康有为的开销。他有五个老婆，六个儿女，私人雇员40 多个，但最大的开销还是中国式的人情往来，每月只是红包就要递出去2000 银圆。短短五年时间，康有为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就迅速从巅峰滑落，进入了破产倒计时。强大的融资需求，促成了康有为的第三次转型。

早在康有为公车上书时，有一个不起眼的追随者，叫刘士骥，他是和康有为结交20 多年的好朋友。维新变法失败后，当时在广西任职的刘士骥，不顾身家性命上书，替康有为鸣冤——这为刘士骥带来了杀身之祸！但杀刘士骥的，并非朝廷，慈禧太后根本没有难为他。没过多久，刘士骥以广西补用道——相当于广西主管财政的副主席的身份，去美国为广西银矿开采募股。在美国，刘士骥接到知交好友康有为的一封信。康有为明确表示，广西富饶的银矿，有必要成为保皇党的“党产”。这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党产”这个怪词，是康有为的首创。让康有为失望的是，刘士骥拒绝了康有为的要求。因为刘士骥已经发现，康有为伸手捞钱，不过是为了弥补自己纸醉金迷的烂摊子。刘士骥的拒绝，让康有为勃然大怒，从此两人势同水火。康有为展开报复，他下令在美国的保皇党成员，控告刘士骥诈骗。美国警方果然拘押了刘士骥，后经清国外交干预，才得以释放。

但这只是开始，此时日本间谍机关正在清国周边活动，他们惊讶地发现，完成募股归国的刘士骥，在香港被保皇会所绑架，勒令他把募得股资的一半，充入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账户。刘士骥断然拒绝，而保皇会也不敢在香港行凶，只好放他离开。刘士骥返回广西半个月后，凶案就发生了。他是在家中遭人伏击，被乱刀活活砍死的。刘士骥被杀三个月后，涉及广西银矿的另一名股东，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两起命案，震惊全国。刘士骥毕竟是位副省级官员，说杀就杀了，这可不妥当。朝廷命广西限期破案。很快一名涉案疑犯落网，大量证据指向其幕后主使，就是刘士骥的知交好友康有为。

于是，朝廷不得不第二次对康有为发出通缉令。上一次他是政治犯，这一次却是刑事犯。到此时，康有为也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三次转型——融资界老大，这有可能才是他真正的身份。但清廷已经来不及追究康有为了，辛亥革命就在这个时间段爆发，改朝换代，推倒重来，再也无人追究康有为指使手下杀害刘士骥的血案。他优哉游哉地返回国内，定居上海，过着富比王侯的生活。细数康氏生平，此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冒险家。他的个人成功固然有其精明的成分，有特定的时空背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人性最需要的是什么。用现在的商业术语，就是他知道什么叫市场。

他只用小小的付出，就换来巨大的回报——而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被严重忽略了。康有为最大的人生成功，不在于他指使杀人之后、逃脱了惩罚;也不在于他每一次转身，带来的都是巨大的商业成功;而是他在干了如此之多不名誉事件后，却仍然被正统奉为“近代著名政治家”。事实上政治只是他在一段时间里的产品标签，一旦标签过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之丢弃。生前获利，死后博名。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时至今日仍然获得收益，那只能证明，或者是人性、或者是规则、又或者是二者，在自康有为至今的一百多年以来，始终未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