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皇帝都做不了的天下第一等事他做成了

明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显赫的官宦人家，向上可以追溯到晋代著名的琅琊王氏，算是东晋时期人称“王与马共天下”的宰相王导的后裔。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状元，官至吏部尚书。据说，王阳明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祖母梦见穿着红色衣服的神人踩着云将孩子送到，抱到她的手上。梦醒后，就听见新生幼儿的啼声了。乡里人传说着这个梦，把王阳明出生的楼称为“瑞云楼”。后来，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移居，离开余姚，来到浙江绍兴府城。

十一岁那年，王阳明随祖父来到北京。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就已表现出一般少年少有的豪迈。他十二岁时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有眼如天，真是气魄不凡。十五岁时，他开始习练骑射，经常被父亲责骂为“狂妄”。大概是因为心有旁骛，王阳明的科举不算是特别顺利的。尽管天资聪颖，二十一岁就中了举人，但此后两次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直到二十八岁那年，王阳明考中进士，步入仕途。

王阳明曾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事？老师说：“读书登第。你的父亲是状元，你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他父亲王华听了以后，很高兴，也很震撼。王阳明心里的圣贤是什么样的，我们很难说，但他认为做圣贤就是天下第一等事，这是他的志向。

王阳明的宦途并不十分顺利。他在正德年间因为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谪，嘉靖年间则因为受到在朝大臣的排挤而郁郁不得志，最后死的时候还不准其爵位世袭。不过，仕途不是王阳明的终极追求，他将自己的心灵寄托到了思想领域。

王阳明不是一个离群索居、冥思苦想的哲学家，他同时是政治家和军事家。正如他曾经对学生说过，人如果只知道静养，临事便未必能立得住。他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宁静存心的状态，在王阳明看来，只是定得住气，而且会滋生喜静厌动的毛病。相反，王阳明注重在事上磨炼，而正是这种在事上磨炼的精神，最终成就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熟。

“致良知”三个字，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什么是良知呢？王阳明自己曾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良知即是非之心，是认识的根源、是非的标准。

王阳明用很浅近的比喻告诉人们，当你见到一个小孩子掉入井中的时候，那种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便是良知。在早年，王阳明还认为，因为人经常会遇到有私意的障碍，因此须有“致知格物之功”来战胜私意，来使良知不再受到阻碍，可以充塞流行。正德十六年以后，王阳明便独提“致良知”，认为这三个字不但揭示本体，而且是修行的功夫。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后人因此也称王阳明哲学为良知之学。据说，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致良知”很难理解。《孟子》里说，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原来具有的。王阳明的重大贡献，就在于把一个一般被认为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范畴的概念，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核心价值观念。

16世纪初的王阳明心学，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当时死寂的学术风气，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轻的士子，但也因此招来了朱子学者的攻击。他们把王阳明的新奇之说视为“异端”。在嘉靖二年(1523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会试中，策论的试题影射王阳明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阴诋吾朱子之学”。面对这样的策论试题，正参加会试的王阳明门人徐珊，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了考场。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病逝。朝廷非但没有表彰这位尽职而死的大臣，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后代继承。在给吏部的批复中，嘉靖皇帝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皇帝的态度无疑是在说，王阳明的学说就是歪理邪说。如此不公正待遇，对王阳明心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阳明学派的活动却并未就此终止，相反还引起了士人阶层的逆反心理。王阳明的死以及相继而来的纪念和祭祀活动，催生了许多的祠堂与书院。阳明的门人，以书院为基地传播王阳明的良知之教。在嘉靖年间，南直隶、江西、浙江等地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极一时。《明史·儒林传》的序中说：“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王阳明死后五十四年，王阳明从祀孔庙。终明一朝，能够从祀孔庙的学者只有四人，即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和王阳明。王阳明的从祀，表明王阳明心学最终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王阳明心学后来还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

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写下《明儒学案》一书，把王阳明的门人按地域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泰州学派”等派别。最杰出的当数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和泰州学派，前者以浙江山阴(今绍兴)的王畿、余姚的钱德洪为代表，后者以江西安福的邹守益、泰和的欧阳德为代表。

王阳明的学生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王畿。王畿是浙江绍兴人，字汝中，号龙溪。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受朝廷起用，前往广西征讨思、田。临行前，王阳明给学生留下了四句教言，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便是著名的“四句教”。王畿对四句教做了进一步的诠解，他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这即是王畿的“四无说”。在王畿看来，心体既然是至善的，至善是没有“恶”可以与之相对的，所以便是“无善无恶”的。实质上，王畿的“性无善无恶”论是深得王阳明的精髓的。王阳明自己就曾经说过：“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然而，在一些志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四无说”跟儒家自《孟子》以来的性善理论是相冲突的，容易让人心陷入无所忌惮的状态，

为害不浅。

泰州学派的发展离王阳明更远。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是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身煮盐的灶户，读书不多，他强调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他的学说，有着学术民间化、儒学平民化的趋向，而且强调自我，具有向个人主义发展的趋向。

泰州学派之中，后来涌现了一些被形容成“赤手以搏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叛逆思想家。李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晋江人。他追求个性与

行动的自由，也攻击儒家经典，认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要求人们有一颗没有受到知识和伦理熏染的“童心”。李贽的著作流传很广，引起了儒学卫道士们的恐惧。万历三十年(1602年)，朝廷逮捕正在通州养病的李贽。在狱中，李贽以剃刀自刎。

李贽之死，也表明王阳明心学的末流越来越跟当时的社会脱节而受到扼制。在整个明末清初，对王阳明心学的批评和对朱子学的重新提倡越来越明显。晚明著名的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和高攀龙都提倡学术上回归程朱之学。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清王朝观察到学术界的动向，转而尊崇程朱理学。至此，在明朝流行一百余年的王阳明心学逐渐衰微。

摘自《中国通史·明清》，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