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的子女有谁 子女眼中柯庆施是个怎样的人

柯庆施，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名声不好，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盛传“柯庆施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柯庆施的下场竟是在65年猝死，柯庆施的子女是谁？作为柯庆施的后人，女儿眼中的柯庆施究竟是怎样的呢？

柯庆施的子女

柯庆施的子女现在是怎样的？柯庆施总共有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大女儿柯六六是个作家。六六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六六是在南京度过的童年，后来随着柯老工作的调任，六六来到上海。在六六的文章中写道，她刚到上海的那一个时期，整片夜空如同白昼。

那个时候，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常用飞机到沿海地区骚扰。在六六五岁的时候就曾经经历这样的轰炸。那天本来一片祥和，六六和妹妹一起在跳皮筋，但是突然广播停了，灯灭了。六六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她对光明的渴望。柯庆施等人到了上海后，有人请客吃饭。据六六回忆，那时候她第一次见到了电梯，第一次吃到了西餐，第一次吃巧克力。不久之后，六六跟着家人搬离了花园洋房的家，搬进了工人新村。理由是柯庆施不喜欢花园洋房，认为那个时候的国家还非常的穷，他作为一个干部住好房子脱离了大众，心里很不踏实。住在工人新村虽然走进了群众，但是由于办公不方便，六六和家人又要搬家了。这次他们搬到了爱棠公寓，往后他们再也没有办过家。住房面积不大，但胜在离办公室不远，而且周围的邻居都是同事，六六的爸爸很满意这个家。

柯庆施的二女儿叫五六，三女儿叫友宁，儿子叫友京。他们为人低调，资料不详。唯一能够知道的是友京的妻子是邹家华的女儿。这就是柯庆施的子女一些资料。

柯庆施女儿忆父亲：毛主席与爸爸

妈妈常对我说：“你爸爸的嘴太严。”爸爸说话一贯谨慎，在家里从不谈论工作，从不议论上级、同事与部下。毛主席到上海的事，他也从不告诉家人。

友谊电影院位于中苏友好大厦北侧。我和妈妈在冷气开放的剧场的右侧边就座，神奇华丽的顶灯在进行灯光表演，忽明忽暗、忽红忽蓝、绚丽多姿。显然，是在等待重要的客人。忽然，后面的观众站了起来，接着全场观众们都起立热烈地鼓掌。我看清与爸爸并肩步入剧场的、身材同样高大魁梧的那位重要客人是毛主席。这是在我记忆中的首次见到毛主席。从小就会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全场观众激动的气氛，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灯光转暗，戏要开演了。秦叔叔走来说，爸爸要找我过去。我走到毛主席的座位前，在他身旁就座的爸爸见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便微笑地说：“给毛伯伯行礼。”我轻声说：“毛伯伯好！”并向他行礼。毛主席慈祥地向我微笑，亲切地握住了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那晚演出的是什么戏，一无所知。事隔十几年后，遇到市委招待处的一位职工，他又向我提起那晚的事，说大家当时谁也不在看戏，一心只想多看看毛主席，所以连我去向毛主席问候那一小会儿功夫的事也看在眼里。1957年，毛泽东在柯庆施陪同视察我熟悉敬爱的周恩来伯伯

我初次见到周恩来伯伯是在八、九岁时。那天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友谊电影院演出淮剧，我坐在周伯伯身边观看演出。他和蔼地问我：“你能听懂扬州话吗？”我告诉周伯伯，我从小就能听懂，因为家里的保姆就是扬州人。

周伯伯告诉我，他的家乡在江苏淮安，位于长江以北，淮剧是家乡戏，他从小就喜欢看。由于是冬季，也由于紧张，我的手冰凉。周伯伯关切的握住我的手，问我是不是觉得冷？周伯伯把我的手握在他温暖的手心中。

剧场休息之后，周伯伯又回到我的身边。我替他把座椅翻下，请他就坐。周伯伯对个小女孩郑重地说“谢谢！”我从此学会这句礼貌用浯，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不论长幼尊卑都不忘记说这句周伯伯教我的话。

一次，爸爸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妈妈带我和小妹随行。过春节时，邓妈妈请我们女士们去中南海的家中吃饭。北京饭店离中南海很近，乘车不一会儿就到了。车子驶进中南海，在一座院落的门外停下来。这就是建于清朝宣统年间的西花厅。西花厅是座老式的四台院，邓妈妈站在门前正在等候我们。周伯伯家的客厅不大，木结构的窗前摆着一套沙发，立式灯的灯罩上挂着一长串彩色的纸鹤。邓妈妈告诉初次见到纸鹤的我：“这是日本友人送给周伯伯的。日本有用纸鹤祝福的民俗。”

周伯伯回家了，他说不能陪我们吃饭，一会儿还要宴请外宾。他坐在沙发上稍事休息，我把刚用糖纸折成的小扇子、跳舞的小娃娃、长颈鹿等拿给他看。周伯伯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将这些小东西在茶几上摆成一排，然后边看边微笑地点点头：“不错，物尽其用，把原本要丢掉的东西做成了工艺品。”

邓妈妈的家宴是四菜一汤，我最爱吃的是玉米面做的小窝头。饭后邓妈妈带我们参观周伯伯的办公室。书柜里的两张黑白老照片使我驻足。一张是邓妈妈搂着毛泽东主席的女儿李讷的合影，两位都是一脸甜美的微笑。一张是周伯伯与邓妈妈早年的合影，照片中的他们很年轻很英俊，在草地上相拥而左，幸福的神情令人羡慕，令人感动。邓妈妈见我久久地注视这张洋溢着美妙青春气息的照片，笑着说：“这长照片太解放了！”

邓妈妈送我一本莫斯科风光摄影集，说：“听说你喜欢摄影。“”我那时正拜上海的摄影师徐大刚为师，学习冲洗放大照片。邓妈妈待人周到又细心！

妈妈从来不参加爸爸的外事活动。有些外宾不禁询问：“柯市长有没有夫人？”不出头露面，是妈妈一贯的作风。直到1963年1月，周伯伯亲自做妈妈的工作，要求她以上海市长夫人的身份，参加对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国宾接待工作。从此，妈妈开始陪同爸爸接待来沪的外宾，大多是党宾，一般不公开报道这些外宾的来访，如印尼代表团。妈妈对她参加外事话动，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在报纸上刊登她的名字。这个要求得到周伯伯的批准。

60年代初，爸爸的身体不大好以后，妈妈有时陪同他去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因我是家中长女，虽然年少，蚂妈还是把管理家庭财务的事情交给了我。我也就学着妈妈的样子当起家来。比如，每晚跟炊事员叔叔商量明天买些什么菜，每周结算伙食账等等。爸爸妈妈出差回来，发现妈妈交给我过日子的钱不仅没有超支，还有节余。周伯伯到上海听说之后，高兴地表扬我年纪不大就学会当家过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