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功臣孙武 南京政府卖国 宁可承认袁世凯

孙武原名葆仁，字尧卿，号梦飞。湖北汉阳柏臬(今属汉口)人。1898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历充湖南新军教练、岳州(今岳阳)威武营哨官及队官。1907年9月在东京与刘公、焦达峰发起组织共进会。1911年9月，被推为武昌起义指挥部参谋长。1912年去职，晚年寄寓京沪间，不问政治。

趣闻

革命经费问题

孙武在武汉，最大的困扰，是经费不足。孙武、邓玉麟和焦达峰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常饿着肚子，甚至于把衣服都典当出去了。他们三人一件长衫三人共着穿，汗衫睡觉时脱下，由孙武的夫人李云卿为大家浆洗晾好，到太阳出来晒干后，他们才能起床出门。浏阳商人刘贤构听到共进社宣传后，不仅加入了共进会，而且将自己贩卖的夏布全部交给了孙武，作为革命经费。孙武的好友张振武也卖掉了祖产，充作革命经费。但这些仍难缓解经费紧张。直到襄阳巨富，共进会会长刘公捐出了1万元，情况才得以缓解。

生平轶事

孙武著有《武昌革命真相》、《汉口市政建筑计画书》等，尚有论文遗稿多篇未刊。孙武注重辛亥革命史料收集，起义仅一月，就登报征集革命史料。以后，又设革命实录馆。1922年也曾向湖北当局有过类似请求。

评价

傅国涌：黄兴局限导致孙武分裂

辛亥革命，没有任孙武为陆军次长是因小失大，致使孙武与首义诸将拥戴黎元洪，另组民社，武汉俨然与南京对峙，然后被袁世凯利用。1913年6月25日，章太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认定，之所以导致“天下汹汹，党争如水火者”，就是自黄兴不重用孙武开始的。章在1913年写给上海国民党的信中说得更坦白：“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弟兄，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天下汹汹，徒以黄克强、孙尧卿二公之反目耳，衅隙已成，弥缝无术。”

——傅国涌《甘当配角的黄兴》

1911年夏天，革命组织共进会在湖北的主要组织者孙武从广西回到了武汉。除了继续在新军中发展会员，他还试图与湖北地区另一革命组织文学社促成一定程度上的联合，以便发动起义。

意外开启的革命

按照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大会的安排，起义所需炸药，由孙武和潘善伯、李白贞等配制。

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工作。孙武临窗用洗脸盆检验炸药，丁立中、李作栋在室内一圆桌上加盖钞票印章，王伯雨正在清理文件，而邓玉麟则出去买表没有回来。刘公的胞弟刘同这时来到了机关部，他站在旁边看孙武检验炸药。刘同漫不经心，他吸的香烟烟灰落在了炸药上。顿时洗脸盆里面的炸药浓烟突起，孙武的面部和右手受伤，王伯雨的右眼被飞溅的炸药灼伤。李作栋连忙站起来在屋角衣架上取下长衫蒙在孙武的头上，与丁立中及两位军队同志从后门将孙武扶往法租界的同仁医院医治。其他人准备将文件和名册带走，不料钥匙不在，没有打开柜锁。

宝善里机关发生爆炸后，浓烟很快从窗户、屋顶冒出，四方的邻居大声疾呼救火，俄国巡捕从四面八方赶来。刘同和刘公的妻子一起被俄巡捕抓走。刘同被抓后，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汉口、武昌等各革命机关的地址。随后，湖北地区三位革命党领袖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也先后被捕，英勇就义。

宝善里意外爆炸，使起义的准备再没办法从容进行，孙武在同仁医院对邓玉麟说，“宝善里失事，机密全泄，名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接着，他被转移到了德租界公和里19号黄玉山的家中。

清廷湖广总督瑞澂对于名单的查获，应对无措，在新军中大肆寻找革命党人，武汉陷入白色恐怖，新军兵士人人自危。10月10日，工程营士兵首先发难，其他部队随之跟进。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成立。尽管孙武错过了革命，但仍被推举为军务部长，半个月后，孙武伤愈到职。

战汉阳，孙黄失和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与宋教仁于10月28日来到了武汉，黄兴随后担任总指挥一角。蒋翊武等人提出，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直接掌握两湖军政，但遭到旧派人物吴兆麟等人反对。孙武自负首义有功，但是，他在党人中的地位远在黄兴之下。黄兴来汉之后，孙武自觉身价骤减，力主由都督黎元洪向黄兴授予战时总司令称号。这样一来，革命党第二号领袖人物黄兴反倒成了黎元洪任命的“大将”。

11月2日，民军在汉口之役失败，于是退守汉阳、武昌。在汉阳保卫战中，黄兴主张“全力收服汉口，不肯分散兵力”;孙武认为民军两万人不应该布置在汉阳一地，应当分守汉阳上游的蔡甸等地，并支持吴兆麟，反对进攻汉口。黄兴在内部意见没有统一的时候，就反攻汉口，结果惨败而归，民军内部的矛盾也大大加深。孙武和黎元洪等一派以湖北人居多，他们与黄兴不和;蒋翊武一派以湖南人居多，明确拥戴黄兴。孙武对黄兴担任“战时总司令”很嫉妒，曾公开不满地说：“黄兴不过先声夺人，实不知兵。”

11月27日汉阳失守后，黄兴建议民军撤离武昌，汇合江南义师攻取南京，再图规复武昌。结果遭到了张振武等人的激烈反对，黄兴一怒之下当晚渡江到汉口，次日离汉。

谋次长，怨望而归

孙文回国以后，上海的革命党人开始组建临时政府。由于孙文对包括湖北在内的国内情形不大了解，人事方面多由黄兴裁决。当时，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禹等向孙文建言，“宜宠异武昌诸将，勿令怨望。”筹建政府时，于右任曾专访黄兴，提出要重视武汉首义同志。但黄兴对武汉方面的人颇为失望，尤其认为“孙武到上海，态度殊惹人厌”。因此，临时政府除了黎元洪当选为并无实权的副总统外，九个总长中无一个武昌首义参加者;九个次长中虽有五个湖北人，但都没有参加武昌起义。

兴冲冲赶去南京的孙武，希望谋得临时政府陆军次长一职，不料碰了一鼻子灰。在南京的一些湖北籍军人，如湖北沔阳人唐克明，黄冈人夏占奎等，因为没有获得希冀的军职，也对临时政府心生怨意，“均以孙(武)为奇货争迎合之”。此前进入湖北军政府的政客孙发绪，对武昌首义诸人称，“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材多，应另竖一帜，以与之相抗。”于是，得到这批人支持和黎元洪暗中赞助的孙武转往上海活动，与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禹联络在临时政府中失意的党人和政客，于1912年1月与黎元洪、谭延闿、张振武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民社。民社得到了湖北人，国学大师黄侃的支持，他担任了民社喉舌《民声日报》经理，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民声日报》曾发表刘瑗的文章，该文称，“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非同盟会之中国，又来革命之功，黎君创其始，袁君终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国民不与焉。”

民社在上海成立后，孙武又在武昌成立了民社分社，拥黎元洪为理事长，公开与同盟会唱起了反调。在南京的老同盟会员时功玖、刘成禹本为临时政府参议员，因与黄兴有怨，也支持孙武。

意兴萧索方外游

1912年初，南京会议的湖北代表孙发绪回到武昌，在黎元洪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孙发绪说孙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卖国。孙武非但没有制止，反而说，“南京政府如此败坏，我宁可承认袁世凯，不承认南京”。同盟会会员杨时杰和查光佛当场驳斥了他。

对于宁汉失和，原同盟会成员也颇多不满，孙武革命党老战友黄申芗率先发难。1912年2月27日夜，黄纠集了群英会、文学社等数千人起事，向孙武家奔袭。因孙武的亲信事先获知消息，让孙武到汉口回避，孙武躲过一劫。当时有人劝他发兵平乱，他一笑置之，并传语作乱者三事：一、不得动摇都督地位;二、不得累及无辜;三、士兵各归各营，不得骚扰平民。

这次湖北党人内讧，使辛亥武昌首义之名黯然失色。28日，经武昌绅商与黎元洪和孙武协商，孙武在报刊刊登启事，外出养病。黎元洪应黄申芗等人要求，免去了孙武的军务部长职务。孙武由是避居租界，与政治脱离关系。后孙武在湖北、北京、上海多地任职，但意兴萧索，作方外游，受比丘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