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日本男女混浴因对裸体的观念较健全

站在外国人的立场看日本，日本的文化习俗中有许多匪夷所思的东西，比如艺妓、相朴、切腹，混浴亦是其中之一。

原汤原汁的混浴在日本尽管已成为历史陈迹，其风流遗韵，却是绵绵不绝，近来似乎又有复兴的势头，旅游胜地、娱乐中心竞相打出招牌，混浴爱好者们成立了“保卫混浴会”，会员多达万人。这表明，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性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总会与时俱进，变着法子表现出来。

据日本的混浴专家考证：早在两千多年前，日本人就开始男女混浴，那时日本遍地都是温泉，为混浴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这个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试想两千多年前，日本尚处原始社会，人没有羞耻感，男女混浴是很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农业文明社会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依然保持这种原始的风尚。十六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路弗洛依斯在《日欧比较文化》一书里这样写到：“我们欧洲人在室内洗澡，避开别人。在日本，男男女女，连和尚都在公共浴场洗澡，还有，晚上在门口洗澡。”同时期朝鲜通信使黄慎在《日本往还日记》中也记述：“俗尚沐浴，虽隆冬不废。每于市街设为浴室，以收其直。男女混处，露体相狎而不相羞愧。”

然而到了江户时代中期，事情有了变化。由于混浴带来副产品——性病泛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加上儒家严正的理学此时正成为治国安邦的思想意识形态，幕府当局发出混浴禁止令，公共澡堂从此开始实行男女分浴，之后禁令屡屡不断，其情形，正如江户文人寺门静轩在《江户繁昌记》(1834)中记载的那样：“混堂或谓汤屋，或呼风吕屋。堂之广狭盖无常格，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户各一。”文中最后提到的澡堂规则中有一条就是：“男女混浴之禁，最宜严守。”然而，根深蒂固的习俗决不是一纸禁令能够轻易消除的，更何况，这种“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的格局依然带着明显的“混”的遗迹。正如上文接着写到的那样：“当两户间作一坐处，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监此而收钱戒事者谓之番头。”这就是说，更衣室的上部是相通的，隔眼不隔耳，“番头”(澡堂主人)坐在高高的床座上，两面把门，雄视阴阳两半的世界;而且，浴池也是明分暗连，中间仅隔一层薄薄的木板，水下是相通的。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空间里，能否真的保证“男女有别”，是值得怀疑的。而最主要的是，幕府的混浴禁止令仅限于公共澡堂，除此以外的地方，如温泉旅馆，却听之任之，这等于形同虚设。

混浴真正受到重创，是到了明治维新时期。1853、1854年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佩里两度率“黑船”闯进东京湾，敲开了日本国门，目睹当地男女赤身裸体、满不在乎地混俗，很是鄙夷，认为：“这个城市居民的道德心颇值得怀疑。”还让随军记者画下了温泉浴场男女混浴的场面。这番东洋景若干年后通过他的《日本远征记》向全世界曝光，使日本人蒙受耻辱。明治维新在输入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的两性道德和廉耻观念。日本人要脱亚入欧，与碧目隆准的欧洲人平起平坐，生活方式上岂能不接轨？那时日本人穿西服，喝咖啡，跳华尔兹，说鸟语，样样模仿欧洲人，洗澡当然不能例外。明治五年，东京府颁布了风俗禁止令，其中一条就是“禁止男女混浴”，这说明至少在日本的上层社会或知识界，人们接受了混浴耻辱的观念。然而对日本的草根社会，这一纸禁令究竟有多大作用，依然很值得疑问。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知日家黄遵宪时任驻日参赞，其《日本杂事诗》里有一首就是写混浴的：“兰汤暖雾郁迷离，背面罗衫乍解时，一水盈盈曾不隔，未消金饼亦偷窥。”还意犹未尽地写下注：“喜浴，浴池最多。男女亦许同浴，近有禁令，然积习难改。相去仅咫尺，司空见惯，浑无愧色。”此诗及注后来引起亲日的日本通周作人不满，认为诗是“想象的香艳之作”，艺术品位不高，注亦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之嫌，将日本的混堂与温泉旅馆混为一谈，虽有点迂阔，倒也符合事实。明治政府的混浴禁止令，仍是针对公共澡堂，对温泉旅馆依然网开一面。因为差不多同时，文人骚客王韬游历日本，就体验过温泉混浴，还在《扶桑游记》中这样写道：“往浴于温泉，一室中方池如鉴，纵横约二丈许，男女并裸体而入，真如入无遮大会中。”这表明：男女混浴并没有随着日本“脱亚入欧”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日本文化的崇拜者，周作人曾这样为日本的混浴辩护：“日本人对于裸体的观念本来是近于健全的，前后受了中国与西洋的影响，略见歪曲，于德川中期及明治初的禁令可见，不过他比在儒教和基督教的本国究竟也还好些。”这是从人性解放的角度，在理想的层次上对日本男女混浴的肯定，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在野蛮时代，灵肉混沌，人没有羞耻感，视混浴为当然;进入文明阶段后，灵肉分离，人产生了羞耻感，视混浴为陋习而禁止;到了文明的高级阶段，人们意识到灵肉分裂的虚伪性，试图回归“天人合一”的状态，重新发现了混浴的美妙，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具体到日本，情况还不是这样。日本原本是土著的岛国，文明起步较晚，善于吸收，外来的先进性与土著的野蛮性微妙地共存，并行不悖，男女混浴这种人类的原始遗风能在日本长期保持并屡禁不止，与此有关。周作人将它拔高到理想的境地，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刺激、中国儒家道学的压抑，还有个人的趣味爱好，都有关系。

与原始风情十足的东瀛“浴文化”相比，中国不能不显得太道学。尽管早在唐代，长安就有据说能容纳千人的大浴场，有大名鼎鼎的华清池，还有贵妃入浴的迷人传说，受地理气候风土及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后来受“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嵌制，中国的“浴文化”始终没有发达起来。在“万恶以淫为首”、“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潜移默化之下，女子变成贞妇烈女，男子成为虚伪的道学家。这从中国人的服饰样式亦可看出：古代中国人宽袖褒衣，将身体捂得严严实实，除了脸和手，其它部位不得裸露，严格的程度仅次于阿拉伯人，显然与“男女大防”的两性伦理有关。

如此的中国人到了西风东渐、留学狂潮兴起的时代来到东瀛，受到震撼，陷于尴尬的境地，是极其自然的。1906年秋，初到日本的周作人怀着兴奋的心情，跟着鲁迅来到东京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应声出迎的，是一位名叫乾荣子的日本少女，仅一瞥，就让他受不了：他看到了一双美丽的裸足！这双裸足在清爽的草席上轻盈地跳跃、闪动，使他陷于兴奋与迷乱。周作人后来成为日本文化的俘虏，成为东瀛“人情美”不遗余力的赞美者，极具象征性地包含在这最初的一瞥中。相比之下，郁达夫的遭遇更是令人慨叹，他的留日写作无不涉及“性苦闷”，起因多半与日本人的“混浴”习俗有关。郁达夫将这种苦闷无条件地归结于“弱国子民”的身份，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刻的中日两性观念的错位。今天可以看得较清楚：是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学与早熟的现代两性解放思想在内心的剧烈冲突，产生了畸形的“性苦闷”，使郁达夫无法以正常的眼光看待日本女子的裸体，因此而备受煎熬。其情形正如小说《空虚》里描写的那样：中国学子在汤山温泉旅馆度假，当夜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同旅馆一妙龄少女因害怕而闯进他的房间，要求与他同榻而眠，把他弄得心猿意马，苦闷不堪。风雨停住后少女回自己房间，中国学子立刻躺到少女刚睡过的地方，自我陶醉起来。第二天早上，中国学子去温泉洗浴，正回味昨夜发生的事，突然听见一声娇脆的问候——

“你今天好么！昨天可对你不起了，闹了你一夜。”

质夫仰转头来一看，只见她那纤细的肉体，丝缕不挂，只两手捏了一块手巾，盖在那里;她那形体，同昨天他脑里描写过的竟无半点的出入。他看了一眼，涨红了脸，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就马上掉转了头，一面对她说：

“你也醒了么？你今天觉得疲倦不疲倦？”

她一步一步的浸入温泉水里，走近他的身边来，他想不看她，但是怎么也不能不看。他同饥狼见了肥羊一样，饱看了一阵她的腰部以上的曲线，渐渐地他觉得他的下部起作用来了。在温泉里浸了许久，她总不走出水来，质夫等得急起来，就想平心静气地想想另外的事情，好教他的身体得复平时的状态，但是在这禁果的前头他的政策终不见效。不得已他直等得她回房间去之后，才走出水来。

面对天真无邪的东瀛妙龄少女美妙的裸体，中国学子饥渴难忍，饱看不止，甚至萌动了动物的本能，内心却交织着“万恶以淫为首”的恐惧，这是一种何等尴尬的状态！如果说道学的钳制使中国的男子变成“色情狂”，中国的女子则由此变成了“性冷淡”，面对东瀛混浴风俗所表现的恐惧心理，简直达到“谈混色变”的程度。蒋碧薇是一位出身名门、得风气之先的大家闺秀，1919年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约，跟随恋人徐悲鸿私奔到日本，行为之大胆，可谓石破天惊。然而一到日本，“混浴”就给她一个下马威，晚年在自传中她这样写道：

我在生活方面最感困扰的就是洗澡，日本盛行男女同浴，大家都赤身露体地共浴一池之内，他们习惯了当然不以为奇，但在我们中国女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的“下宿”里没有浴室设备，要沐浴一定要上澡堂，就是日本人叫做“风吕屋”的。在我们附近的一家“风吕屋”，总算是男女分浴，可是中间只隔一道薄薄的木板短墙，女池的隔壁就是男池。我第一次进去，一见浴室里有那么多人，吓得真想回身逃走，却是不好意思，只好硬着头皮，用最快的动作脱衣入池;殊不知又被同浴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然后半用手势半说明，教我怎样洗东洋澡：先在池外用肥皂擦身，冲洗干净以后，再下池子去泡。我一一尊重做了，只才下水;一转眼，又看见仅在腰上系条毛巾的澡堂男工，提着水壶，登登登地在池边木板上跑来跑去，他对于浴室里的女人固然是视若无睹，但我却已羞得无地自容。从此以后，我是再也不敢去澡堂洗澡了。

时过境迁，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进步得不亦乐乎，那么，根深蒂固的道学传统是否因此而消散呢？扪心自问，我还是不敢下这个结论。记得第一次去钱汤洗澡，进了更衣室面对东洋老板娘满不在乎的目光，我几经踌躇，才硬着头皮极快地除下衣裤，箭一般地飞进浴室，这与郁达夫们大概也只有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吧。前不久凤凰卫视传出报道：随着日本“混浴”的复兴，赴日旅游的中国游客纷纷前去体验，据温泉经营者反映，一些中国男子进入温泉之后，盯着日本女客不放，给人造成很大困扰，由此引起日本媒体的抨击。这表明：中国的男子至今难以坐怀不乱的心态面对东瀛的混浴。而且，不只是中国男子，中国的女子更其如此，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某女士若干年前到日本宣讲孔子，应邀到秋田县泡大名鼎鼎有四百年历史的混浴温泉——鹤之温泉，因走步不得法，一不小心跌倒在温泉池中，仓皇站起时，遮羞巾已掉入水中，这一下不得了，这位女士抢起浴巾，飞一般地逃回，结果混浴也没混成。

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在混浴的问题上存在如此大的沟壑，背后自有不同的自然风土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根据。与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绝对的“仁”不同，日本文化的核心是“和”，一个极有弹性的概念。“和”有个两个基本意思：一是内部的团结，二是混合;通过混合达到内部的团结，应是“和”准确的定义。对于日本人来说，两性关系的融洽，同样是“和”的重要命题，混浴是其突出的表现。正如一个日本混浴专家所言，混浴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混，通过混，日本形成一个阴阳互抱的世界。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时不时出现“痴汉”(色情狂)案件煞风景，日本人却没有因噎废食，而日本女性对于“痴汉”性骚扰行为的宽容和游刃有余的应对技巧，也保证了混浴的顺利延续。换一个角度说，日本社会是一个“义理”与“人情”并存互补的世界，混浴属于“人情”的世界，只要不妨碍“义理”，就可存在下去。事实上，日本人总能恰到好处地协调两者的关系，这也是混浴得以绵绵不绝的重要原因。

然而，原汤原汁的混浴终究已是难觅，商家隆重推出的混浴更像一出闹剧，一场视觉盛宴，多了一份铜臭，少了一份清净。这是现代大众消费社会必有的现象，不足为怪。惟其如此，不少混浴爱好者避开闹市，长途跋涉到偏僻的山野。据说越是偏僻的山野温泉水质越好，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体会“混”的舒适与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