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为何有那么多社团？

1917年—1918年间，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倡导下，北大各种课外社团层出不穷。它们大多都由校方资助、民主运作，参与活动的不乏名师大家，比如章士钊是“雄辩会”的第一个演说嘉宾，徐悲鸿是“画法研究会”的导师，蔡元培本人是“音乐会”的会长……此外还有“俭学会”、“静坐会”、“技击会”、“体育会”、“消费公社”等各种团体。这种社团“井喷”的状况缘何出现？每一个社团的创办背后又有何关怀？

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学生社团

蔡元培鼓励学生们参加有教育意义的课外活动。

第一个这样的组织是1917年夏由少数学生发起的“北京大学同学俭学会”。“俭学会”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不设领袖，会员皆为“同志”，且不得参与任何奢侈消费和有损道德的活动，以便专注学业。他们发誓要遵循的生活理念与更加传统的中国式道德观相契合。

这证明了沙培德的观点：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对无政府主义如此着迷，是因为它与新儒家的道德说教十分相似。为了保存名节、砥砺德行、勤学俭用，会员必须“勿赌、勿狎妓、勿吃烟、勿吃酒、勿坐车(非绝对的规定)、爱用国货、节衣、俭食、躬行洒扫、寝兴准时”。会员同住一宿舍，不设舍监不设听差。他们有义务“维持公安秩序”，“互相规劝及互相规劝切磋”并“改良社会”。、

在蔡元培和李石曾到北大后，刘师复也来到了北大。受其影响，一些来自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在北大成立了“实社”。“实社”宣称，“除从事政治生活人员外，凡赞成本社旨趣者，无国界男女之别，皆得为本社社友”。像“俭学会”一样，它也“以进德修学为宗旨”。但与之不同的是，“实社”视无政府主义为社会革命的纲领，并积极吸纳新会员。为此，他们出版了《实社自由录》。这份刊物汇集了翻译自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巴枯宁(Bakunin)和托尔斯泰(Tolstoy)等人的作品。“实社”也努力推广世界语。1917年秋，北大第一次开设了世界语课。1917年12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1905年的《世界语主义宣言书》。此后，《日刊》更是留出专版教授世界语词汇，并从1918年2月起每日加刊两页，标题页印刷着世界语：“Pekin-UniversitatoChutago Gazeto(北京大学日刊)”。

早在1917年，无政府主义便在北大风行一时，这是不争的事实。德里克(ArifDirlik)曾说无政府主义给中国的进步分子提供了“一种社会设想”，并且“到五四运动前夕，无政府主义词汇已经成为中国激进主义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进入了那些严格说来根本不能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的语言中。”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德里克的观点，但要再次强调的是，在五四运动之前教条的无政府主义者——比如那些创办“实社”的人——在北大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五四前夕影响北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注重的是修身和合群，而非那种致力于社会革命的程式化理论。道德、容忍、互助及修身——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北大领导人所强调的社会主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决定了这些主题的中心地位;相反，无政府主义只是在被接受后帮助形成了它们被表述的方式。

“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亲任“音乐会”会长

当北大的领袖们试图让学生意识到有追求的人生和健康的娱乐所能带来的好处时，各式各样的思潮影响了他们。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关于组织的集体主义模式的理论，以及美学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所拥有的动人心魄的价值都对他们是一大启发。美学的价值尤其被蔡元培所看重。蔡元培相信，通过美育人们便能感觉到自己与更加浩渺的宇宙相通，因而可以克服由儒家世界观的崩塌所带来的失落感。1917年4月，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说，他认为“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而“纯粹之美育”因其具有普遍性所以能使人“与至大至刚者肸合而为一体”。到1918年，北大的国文门、英国文学门和哲学门都开设了“美学”和“美学史”。

1917年春，蔡元培开办“音乐会”，分设国乐部和西乐部，他自任会长。“音乐会”每周聚会一次，培养会员的音乐鉴赏力。此后，“音乐会”定期开“同乐会”，每年春节举办一次音乐演奏会。蔡元培更是邀请到一代音乐大家王露。1918年5月王露在其演奏会上展示出了惊人的古琴和琵琶造诣，引发了北大学生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追捧。1920年，蔡元培聘请留学德国和日本的名乐师萧友梅为北大讲师。在萧的指导下，中西古典音乐教育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1920年3月，现代中国第一份音乐教育方面的刊物——《音乐杂志》在北大出版。次年，在王露早逝后，中国另一名古琴和琵琶大师刘天华被聘为导师，由此奠定了北大作为中国音乐教育中心的崇高地位。

1917年12月初，“书法研究会”成立，旨在教给学生们如何“用书法去净化心灵”。与此同时“画法研究会”也宣布开办。1922年，这两个研究会合并为“美术研究会”。在“画法研究会”成立两个月后，有75名学生成为会员。与“音乐会”一样，“画法研究会”也十分活跃。在蔡元培融汇各家的教育精神的指引下，他们也鼓励会员们兼学中西方艺术。除陈师曾外，“画法研究会”还聘请了许多校外名家如徐悲鸿、贺履之和汤定之等为导师。1920年春节，学校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学生游艺大会，专门为画法研究会募集经费、扩大社会影响。同年6月，研究会出版了《绘学杂志》。

打破同乡为主的社交网络

到1918年初，各种课外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大多数社团都由校方资助，且在开办之前须经学校批准，不过一旦正式开办便可由其会员自行民主运作。它们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才可能重新振兴社会。在一个受儒家影响如此之深的文化中，注重修身和道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静坐会”，“以为卫生进德之助”;“技击会”，“以强壮体格研究我国固有之尚武学术”;“体育会”，“以强健身体活泼精神”;“雄辩会”，“以阐发学理修饰辞令”。第一个受邀到“雄辩会”演说的是章士钊，他讲的主题是“调和”。

许多课外社团的出现是为了鼓励学生相互合作。北大的生活是“集体淡出、个人突显”;学生与老师之间甚少交流;多数学生的交友圈很小。《北京大学日刊》中大量的同乡会聚会通知及北大学生的回忆录无一不说明学生思想中仍固守着“‘我们’与‘他们’判然分明的意识”——正是这种意识塑造了中国社会。

1918年苏甲荣的日记是我所见过的最好证据。对于在北大修习哲学的苏甲荣而言，北京的广西会馆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点(an importantpoint ofreference)——他常去那里走走，要么是与中学校友联谊，要么是悼念去世的广西名士(比如老师)。与古代的官员和商人的做法一样，当学生头一次来到北京时，他们会住在本省的会馆里，然后走亲访友。在每个学年之初，北大同乡会都会为新来的同乡举行欢迎会。

在1923年的一本《北大广东同乡会年刊》上列出了包括已退休的教授和毕业生(包括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毕业生)在内的共计500多名会员。据这份年刊披露，北大受到同乡会的鼓励，为广东举行了特殊的入学考试;而同乡会则游说本省政府为旅京学生提供资助。同乡会对学生们的意义确实十分重要，因为正是经由它学生才得以获得本省政府的津贴。陶钝是1920年代末北京大学山东同乡会的干事长。他回忆说，自己最主要的责任便是发电报给山东省教育厅要这一学年的津贴。

此外，北大的毕业生(及其他大学的毕业生)在回到本省找工作时，一般会攀附校友。就这一点而言，通过同乡会建立的人脉往往极其有用。正如很多人都注意到的，这种传统的社会网络即使是到了发生爆炸性事件的1919年也并未式微。在整个1920年代，《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同乡会开会启事都很常见。五四运动后不久，康白情写了一篇关于北大学生的文章，抱怨北大为数众多的同乡会和同学会“范围越狭取材越隘……阻碍社会的进步”。当然，在民族主义的五四运动中蔓延各省的学生风潮清楚地表明了尽管乡土认同并不排斥国家认同，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冲突。这在1923年的《北大广东同乡会年刊》中也有反映。《年刊》中除了几篇关于联省自治的文章外，其余大部分文章都是阐述具有国家意义的新文化主题的。

如果北大想要发展出一个大于其各部分之和的集体身份认同，那么就必须打破这些残存的障碍，给予学生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彼此。这也是倡议成立“学生储蓄银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按照徐宝璜教授的观点，这个银行“可养成学生勤俭之习惯”，“可稍减学生不道德之行为”，同时能教给他们如何互助协作。评议会批准了“学生储蓄银行”的成立。到1918年的2月初，该银行已经开始收到来自师生们的存款。学生互助思想至少部分是受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互助”理论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17年12月教授胡千之倡议在北大建立“消费公社”。“消费公社”于1918年初开始运营，其理念是当人们通力合作，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贡献自己的才智与力量的时候，他们将能创造出任何个人都无法企及的成果，并平等地共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