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怎能忍辱偷生 北宋学生运动英雄陈东
中国的青年学生，一向关心国家大事，坚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机器。中国古代曾经发生过很多学生运动，对当时的时事起过重要的影响，宋朝的靖康学生运动(这里将“靖康学生运动”定义为宋钦宗即位之后陈东领导太学生的上书请杀“六贼”和东京保卫战时上书请愿要求起用李纲的一系列活动)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话题。
一，宋朝的建立与武力的不振
公元九六零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推翻了后周，建立了赵宋王朝。
宋朝建立之后，在后周已经建立的对割据政权的优势的条件下，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在“先南后北”的正确战略下，宋太祖、宋太宗相继灭掉了南方的南唐、吴越、南汉、后蜀、南平、楚和北方的北汉，重新统一了中国。
由于唐朝中期以来藩镇割据，战乱不止。在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时代，拥有兵权的藩镇将领经常发动兵变，王朝更迭频繁。赵匡胤建立赵宋王朝后，为了消除这一弊病，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开国大将的兵权(相比刘邦，杨坚等开国皇帝平定天下后对功臣的诛杀，这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并进行军事改革，剥夺了高级将领的兵权，以文制武，并且军队经常进行轮换，成功的抑制了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与兵变的发生，但是却造成了“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的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导致宋朝武力一直不振，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长期处于劣势。
另外，五代时期的野心家、沙陀人石晋塘为了能够称帝，割让长城以南的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使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这一坚实屏障，在与契丹的斗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宋太宗在统一中原与江南后乘胜北伐，期能收复幽云十六州，但两次进攻都遭遇惨败，再也不敢大举北伐。
在景德二年(一一零五年)成功的挡住了辽的大举入侵并订立“澶渊之盟”后，宋朝的皇帝大都安于太平，醉生梦死，不图进取。
宋神宗执政时期，在王安石的辅佐下，力图“剪灭西夏、契丹，恢复汉唐旧境”，进行了各项改革，在军事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保守势力太大，改革失败。此后在对西夏的战争中也不断失败，而且在保守派的压力下还割让河西七百里大好河山给辽。
宋徽宗更是荒淫腐朽，沉湎于享乐，醉生于书画、道教、美女，任用蔡京、童贯、高俅等奸臣，巧取豪夺，闹得民怨沸腾，(当时有“泼了筒<童>，倒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的民谣)人民起义不断(如宋江、方腊等)。
二，宋朝的开明政治与士大夫
宋朝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异数——中国历史上结束战乱而统一的王朝，几乎都是短命王朝，秦(公元前二二一年到公元前而零六年，十五年)、西晋(公元二八零年到三一六年，三十六年)、隋(五八七年到六一八年，三十一年)，只有宋朝(北宋九七九年灭北汉，实现统一，一一二七年亡于金，一百四十八年)是例外！三百多年的历史、十八位皇帝却没有一个暴君！不过更让人惊叹的是臣僚对皇帝的敢于劝谏与勇于顶撞，而皇帝对臣僚难得的宽容与尊重。
宋人笔记《蓼花洲闲录》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宋神宗因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失利，迁怒于一个主管运粮的漕官。愤愤之下，亲自书写御批，命令中书处斩此人。转日，宰相蔡确率群臣上朝。神宗问：“昨日御批斩人，今已行否？”蔡确回答：“为臣我正想向陛下奏告此事。”神宗闻言不悦：“又有何疑？”蔡确回答：“祖宗以来，未曾杀士人，臣等不欲陛下开此先例。”神宗皇帝沉吟半晌，说：“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远恶地。”时任门下侍郎的章悖当廷接言：“如此，不如杀掉此人。”神宗奇怪，问：“卿何出此言？”章悖回答：“士可杀不可辱。”一句话激得神宗勃然大怒，声色俱厉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龙颜雷霆之下，当朝的宰相群臣不仅没有震慑惶恐，顶嘴的章悖反而不咸不淡又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神宗默然。(转载自梅毅《刀锋上的文明》)这样的情况，在号称民主的今天也是不多见的，而在“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的宋朝，却只是极为普通的一件小事。
宋太祖虽然出身行武，但是却开创了一个十分宽松、开明的政治制度。据史载，宋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其上的内容：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四月丁亥)
宋太祖吸取唐中期以来武将拥兵自重导致天下战乱不已的教训，采取了“崇文抑武”的策略，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在用人策略上一直重用文人。虽然这样造成了前面所述的宋朝武力不振的危险局面，但是成功的调动了文人士大夫的参政热情，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
宋钦宗在诏书中曾这样说道：“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于士无负。”(宋王栐，《 燕翼诒谋录》卷二百二十一。转载自陈峰，《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零零七年一月)的话语。
在这样重视文人士大夫的时代，宋朝的思想文化高度繁荣，大文学家(宋词各大家、宋诗各大家、唐宋八大家宋朝占六人等)、大思想家(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陈亮等)、大史学家(司马光、欧阳修、郑樵、马端临、李焘、李心传等)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顶峰。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大多忧国忧民，范仲淹“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情怀不仅仅是范仲淹个人的忧国忧民，而是整个宋朝文人士大夫忧国忧民的集中体现。
三，宋朝教育的繁荣与太学的独盛
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宋代的京师国学包括： 国子学、太学、宗学、小学、广文馆、四门学、算学、律学、画学、书学、武学等， 可谓门类广泛， 名目繁多， 然发展并不平衡， 在所有京师国学中，令人瞩目， 可圈可点的乃是太学。
宋代太学，以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子孙之俊异者为学生，是当时一般读书人最理想的官学，是能够网罗最优秀的人才的地方。
宋太祖建国之初，东京仅有“国子监学”，而无“太学”，校址狭窄，学生仅数十人。知道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改革，力倡兴学，庆历四年(一零四四年)以锡庆院西北廊庑为太学，为宋朝建立太学之始，并聘请很多当时著名的学者主持太学讲习，一时太学生有两三百人，先设“内舍”后又增“外舍”，许多士子自四面八方闻风而来，太学得到较快发展。不过范仲淹主持改革不久就被罢相，太学的发展也连带受到影响。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力提倡学校教育，并计划以学校代替科举，其中特别重视太学的发展。将原本是招待辽夏使者重地的锡庆院全部拨给太学，作为太学本部，并增给朝集院院房数十间，到元丰三年(一零八零年)，太学共建有八十斋，有容纳二千四百人就读的能力。王安石又将太学分成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始入学为外舍， 初不限员， 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 员二百， 内舍升上舍员一百， 各执一经， 从所讲官授学。”(《宋史选举三》)三舍法具有一套严密的考试制度， 成绩评定制度和奖惩制度。三舍法的实行， 一改太学的浮散之风， 师生只有进取努力， 才有升迁之机。王安石为了达到 “学校养士”代“科举取士”的愿望，废除明经诸课、诗赋，而改试诸经大义， 以经义、策、论取士。王安石还主张齐一道德，颁《书》、《诗》、《周礼》义于学官， 是名三经新义。使读书人只靠背诵儒家经典， 擅长吟诗作赋已很难取第作官， 必须开拓知识面， 提高对时政的独立思考与分析能力， 具有创新精神。经过王安石变法，太学异常兴盛，开始独领风骚。王安石主持变法不久被罢免，后来保守派主政，太学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太学的发展还是很迅速。
宋徽宗即位以后，采用蔡京(蔡京虽然是大奸臣，但是也做过一些好事)的建议，进一步发展太学，厉行太学三舍法，再扩充太学，在东京城南熏门外，建立“辟雍”，规模宏大，有一百斋之多，可容纳三千人，称为“外舍生”，城内的太学本部，则专容“内舍”与“上舍生”，最多时三舍共有三千八百人之多(上舍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崇宁三年(一一零四年)，在蔡京的建议下宋徽宗下诏罢科举，使太学成为了士子进身的唯一途径，太学自此发展到了顶峰。
正在太学发展到顶峰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形势，在太学生中掀起了靖康学生运动，深刻的影响了当时的时事。
四，女真的兴起与南侵
女真是居住在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原名黑水靺鞨，公元五、六世纪以来就居住在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麓。公元八、九世纪时隶属于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公元十世纪辽灭渤海国，将汉化较深的(称为“熟女真”)南迁，未被迁移的成为“生女真”，后来的女真族就是由生女真发展而来的。
公元十二世纪，女真族逐渐强大起来，并在完颜部的领导下逐渐统一起来。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年)，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政和五年(一一一五年)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附近)称帝，建立了金国，并击溃了辽的大规模反扑，并开始向辽的统治腹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
为了能够颠覆辽的统治，金国约宋联合夹击辽国，订立了“海上盟约”：金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北的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等地，宋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南的燕京(今北京)等地，双方的军队都不得越过长城，夹击胜利后长城以南的幽云十六州归宋朝。宋徽宗不顾大多数大臣的反对，一心为了能够收复梦寐已久长城以南的幽云十六州，轻率的答应了金国的要求，派童贯领军进攻辽国。
在与辽的作战中，金军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连续获得大胜，但是童贯率领的宋军却军纪散漫，指挥屡屡失误，在与辽军作战中节节失利，没有能够很好的完成夹击的任务，幽云十六州大多没有收复。金军在夺取了长城以外的地区后，出兵攻占了燕京等地。后来宋、金多方交涉，金才在勒索了大量金钱，将幽云地区抢掠一空后撤军。宋朝终于收复了幽云十六州，但是灾难却在一步步临近了。
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年)，辽天祚帝在逃往西夏的途中为金兵俘杀，辽亡。
金的统治者在联宋灭辽的战争中看到宋朝的腐败不堪，于是在俘杀辽天祚帝后不久就南下侵略宋朝。
宋朝的皇帝宋徽宗昏庸无能，听到金军南下的消息后，不敢担当领导抗敌的重任，急忙传位给儿子宋钦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己急忙准备逃往东南。
五，陈东上书请杀“六贼”
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北宋元佑元年(一零八六年)出生于一个“自五世以来，以儒嗣其业”的家庭。陈东很早就有声名，洒脱不拘，不肯居于忍下，不忧惧自己的贫寒低贱。蔡京、王黼当时用事专权，人们不敢指责，只有陈东无所隐讳忌讳。他参加宴会集会，在座的客人害怕连累自己，都避开他。后来以贡士进入太学。
钦宗即位后，试图中兴宋朝，多有革新。陈东鉴于时事危机，为重振朝纲，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联合其它爱国太学生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宋史陈东传》)
童贯等“六贼”在徽宗时期为非作歹，引起朝野爱国人士的极大不满，陈东等人的正义行动，很快就得到广大爱国官员、将领的一致拥护，广大百姓也衷心拥护，在朝野中形成了巨大的声势。宋钦宗为振兴国势，为了确立自己的威信，加强自己的统治，加上宋钦宗与王黼等人的一些个人恩怨，遂于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正月初三(陈东上书后的第五天)，钦宗下令将朱勔放归田里;贬黜王黼为崇信军节度使，永州安置，二十七日在前往永州去的途中在雍丘(今河南杞县)被诛杀(开封府聂昌与王黼有宿怨，立即派武士追至雍丘县南二十里辅固村，将他杀死，而托言为盗所杀);赐李彦死，籍没其家资。
处置上述三人的同一天，金军渡过黄河，宋徽宗急忙连夜逃跑，童贯、朱勔(虽被放归田里，但还在宋徽宗的庇护之下)等护卫左右，“六贼”之首蔡京也“顷家南下”，蔡京等人的南逃，既是对金军的恐惧，也是陈东上书后他们已经难以容于东京。陈东认为童贯等人罪大恶极，不应该纵容，另外他们挟持徽宗南下，是心存异志，想另立中央。于是陈东于正月六日又单独上书请追回童贯等人，按典刑治罪，另外选忠信之人前往侍徽宗左右。不过这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宋钦宗没有听取陈东的建议，纵容了童贯等人的逃跑行为。当时梁师成还留在朝廷里面(宋钦宗还是太子时梁师成有恩于宋钦宗)，陈东怀疑是梁师成“阴贼于内” (《宋史陈东传》)而使宋钦宗纵容童贯等人的逃跑行为，第三次上书论六贼之罪，其中特别指出梁师成罪大恶极，而今仍留在宫中，要求钦宗严加惩处，以明诛赏。布衣张炳亦上书论梁师成罪。在朝野一片强烈要求声中，正月十二日钦宗以命梁师成与李梲等人将宣和殿的珠玉器玩送往金营为名，将梁师成骗出宫中，下诏公布其罪行，责授为彰化军节度使，遣使押赴贬所。正月二十九日行至八角镇(今河南开封西南)，又将他缢死。
这样，宋徽宗时期把持朝政的“六贼”三人被诛杀，一人放归田里，另两人也实际上成为了戴罪的逃犯，经过陈东等人的努力，“六贼”对朝政的影响已经完全肃清。
宋徽宗退位时，曾表示除了道教事情外，其它事一切不管。但是，当靖康元年正月中旬他逃到东南，在随他一起南逃的蔡攸及陆续赶到的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怂恿唆使下，以太上皇帝圣旨的名义先后把东南地区给中央的奏报、纲运物资及勤王援兵扣住不放，不准前往都城开封。童贯、蔡京死党还直接把持东南的行政、经济、军事大权，并准备在镇江把宋徽宗重新扶上台，对钦宗的统治直接构成了威胁。
靖康元年二月十七日，宋钦宗得到报告，金兵已渡过黄河北归。在亡国威胁暂时解除的情况下，宋钦宗得以有精力对付蔡京、童贯死党。二月十八日，侍御史孙觌上奏论蔡京、蔡攸、童贯之罪，钦宗便将蔡京父子、童贯一并罢免。以后，大臣们又纷纷进言，要求加重对蔡京、童贯等人的处罚。陈东在太学生请愿运动得到妥善解决后也第四次上书论蔡京、童贯的阴谋，请诛杀蔡京等人。蔡京、童贯一党一再被贬逐到岭外州军。这年七月，蔡京再被移儋州(今海南儋县)安置，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病死，子孙二十三人被分别驱逐至外地州军，遇赦不能返回，而长子攸、次子绦后均被诛。童贯被移吉阳军(今海南宁远水下游)安置。几天后，钦宗又命所至州军将其斩首，函首送至开封。朱勔亦被赐死。
陈东上书请诛“六贼”，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最终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宋徽宗时期把持朝政的“六贼”全部被贬谪，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又相继被赐死、病死或者仇杀。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 李彦 贬谪、赐死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王黼 贬谪、仇杀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 梁师成 贬谪、缢死
靖康元年七月 蔡京 贬谪、病死
靖康元年七月 童贯 贬谪、斩杀
靖康元年七月 朱勔 贬谪、斩杀
陈东见宋高宗罢免李纲，就上书请求留下李纲，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等，宋高宗没有答复。陈东又请求宋高宗亲征，以迎回二帝;对不图进取的将领予以治罪，来振作士气;宋高宗车驾应该回到东京，不应该到金陵去，也没有得到宋高宗的答复。黄潜善等人极力怂恿宋高宗去金陵(今江苏南京)，陈东又上述请求罢免黄潜善等人。
这时适逢平民欧阳澈上书建议改革政治，抵抗金人，斥责黄潜善等人。黄潜善就用话来激怒高宗皇帝，说如果不赶快杀掉陈东等人，又会有鼓动众人伏阙上书的事发生。宋高宗为一己之私利，决定杀掉陈东等人，就和黄潜善密谋，以除掉陈东等人。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陈东与欧阳澈一起被杀于集市上。一代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陈东，就这样魂归天国！
九，对靖康学生运动与陈东的评价
1，靖康学生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
金军进逼东京，陈东等人为了中兴宋朝，大胆上述请诛“六贼”， 重振朝纲，使宋徽宗时期混乱的局面有所好转，为后来从容组织东京保卫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金军围困东京，宋钦宗与投降派大臣只图自己的荣华富贵，妥协投降，不顾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使宋朝遭遇了亡国的严重危机！陈东及其带领的太学生们不顾自身的安危，不怕担当“犯上作乱”的罪名，毅然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并在群众的支持下与妥协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支持了李纲的抗金行动，使能够使东京及整个宋朝转危为安。
2，靖康学生运动是一场纯洁的爱国运动。
陈东等人上述请诛“六贼”，并不断为完全诛杀“六贼”而努力，终于使朝廷摆脱了宋徽宗以来的“六贼”扰乱朝纲的局面，而并没有为自己谋得什么私利。国家危在旦夕，陈东等人见朝廷还在不断妥协投降、出卖国家主权，毅然领导太学生们发动学生运动，支持坚决抗战而又与自己素不相识的李纲，全然不顾自己的生死、前途，衷心为国，不为私利，一心一意只为挽救国家民族命运，并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与得失，诚为可贵。
3，靖康学生运动体现了中国青年学生一向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
在宋朝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太学生(或者说中国的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朝廷力图中兴的时候，陈东等人大胆上书请杀“六贼”， 重振朝纲;在遭遇即将亡国的危机关头，陈东等人毅然挺身而出，担当了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领头人，领导东京群众打击了当权派投降卖国的行为，支持了李纲捍卫国家民族命运的正义行为，为挽救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靖康学生运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勇于反抗外来侵略的优良传统。
金军灭亡了曾经不可一世的辽国，金军的战斗力不容怀疑。金军大举进攻宋朝，虽然由于宋朝官僚、军队的腐败而使金军得以长驱直入，围困了京城——东京，宋廷朝中掌权的投降派准备投降，出卖民族利益，在这样的危及时刻太学生们勇敢的站了出来，充当了领导反对投降、支持抗战的重任，不屈服于外敌的武力威胁与内部的迫害危险，为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而“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无畏！
5，靖康学生运动一度挽救了民族的危亡。
陈东等人上书请诛“六贼”的成功，重振了朝纲，为后来的东京保卫战打好了基础。东京保卫战的关键时刻，在军事失利，朝廷准备投降卖国的情况下，陈东领导太学生大胆上述请愿，与投降派进行坚决斗争，使朝廷重新起用李纲，给侵略者以强劲的回击，迫使金军不得不降低和谈条件，并不等凑足所索要的金币数量，匆匆退师北去，使国家转危为安，有机会重振河山，中兴宋朝。如果不是宋钦宗为首的妥协派沉湎于一时的太平，不积极准备，而是重用李纲、种师道、刘安世、宗泽等抗战派将领，积极谋划御敌之策，图谋中兴大业，那么金军便不敢轻易再次南下，即使南下也不会出现“靖康之耻”！(金军第二次南下，陈东离开了东京，否则有可能再次发动学生运动与投降派进行斗争 )
6，陈东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陈东一直敢于直言，“早有隽声，俶傥负气，不戚戚于贫贱” (《宋史陈东传》)，在宋钦宗刚刚即位时就大胆上书请杀“六贼”， 以图重振朝纲，后来又不断继续上书，一再要求对“六贼”全部诛杀，直到“六贼”全部被处决，决不手软！这充分体现了陈东关心国家大事，勇于与奸佞作斗争的高尚品格。
在东京危机，国家民族命运悬于一线的危急时刻，大胆的站出来领导太学生们上书请愿，并不怕“犯上作乱”的罪名，要求宋钦宗起用原本自己素不相识的抗战派将领李纲，在军民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成功，在请愿过程中出现了不和谐的“暴力”行为，陈东坦然面对、绝不逃避，这充分体现了陈东忧国忧民、并勇于承担责任的崇高精神;请愿成功之后，宋朝也李纲的主持下转危为安，挽救了民族危亡。陈东为挽救民族的危亡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挽救了民族危亡之后，陈东并不贪念官位，在回乡后仍然积极为国家推荐栋梁之才，为国献力，“位卑未敢忘忧国”。
在宋钦宗及投降派的错误政策下，宋朝遭遇了“靖康之耻”，为了能够洗雪这样的奇耻大辱，恢复中原，中兴宋朝，陈东在宋高宗即位以后又积极的投入到朝廷的重建之中，积极为中兴大业出谋划策，并为了中兴大业大胆上书挽留李纲、惩处奸佞、恢弘士气、进取中原，把自己的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全身心投入到中兴大业之中！可惜竟因此而不幸被奸佞与昏君设计杀害！
陈东的一生，是直言敢谏的一生，是忧国忧民的一生，是为挽救国家民族命运不屈奋斗的一生，是英雄的一生、伟大的一生！陈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民族英雄！
陈东又是一个长期被我们遗忘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他的英雄业绩长期被人们遗忘，但是他的伟大精神却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明灯！
六，东京危机，上书请愿，请求起用李纲
处置“六贼“，对于澄清当时的政局是一件大事，但是紧接着又面临了一件更大的大事—金军的侵逼。
侵宋的金军分两路南下：西路由帖罕率领，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东路由斡离不率顿，由平州(今河北卢龙)取道燕京南下。西路在太原(今山西太原)城下遭受到军民的坚强抵抗，长时期被阻滞在那里。东路军在到达燕京后，由于宋驻守燕京的官吏和军队全都投降，遂得以长驱直入，渡过黄河。靖康元年正月初七，金军包围宋朝的京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并向北宋政府提出要求，主要的有：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力两，牛马万头，绢帛一百万匹;把燕云两地之人一律遣返原籍;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河北河间)三镇和这三镇所辖全部州县治与金人;宋钦宗尊称金皇帝为伯父;还要派亲王、宰相到金营作人质。宋钦宗在金军紧逼东京时，本来也打算逃走，但在李纲等人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留守东京，这个时候的宋钦宗缺乏抵抗的决心，便与李邦彦等投降派一道一心求和，准备全部接受。
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竭力反对赔款割地，听说朝廷准备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后，上书宋钦宗，主张跟金人拖延谈判时间，只等四方援兵一到，就可以反攻。
当时几位宰相的意见不一，宋钦宗不能裁决，便对李纲说：“卿第出治兵，此事当徐议之。”(《宋史》李纲上)
过了十天，各地救援东京的宋军陆续到了城外，共有二十万人。东京守军士气振奋。围城的金兵只有六万。宗望一看形势不妙，赶快把人马后撤，龟缩在堡垒里。
援军大将种师道、姚平仲都支持李纲的抗战主张。种师道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主张长期相持，等敌人粮草接济不上被迫退兵的时候，再找机会反击;但是姚平仲心急，主张派一支人马乘黑夜偷袭金营，活捉宗望。但是这个偷袭计谋不小心被泄露了出去，金军得到情报，事先作了准备。二月初一，姚平仲发动了偷袭，反而中了金军伏击，损失了一千多人马。姚平仲不敢担当罪名，逃走了。
这一来，一批投降派大臣就幸灾乐祸，大肆造谣，说援军已经全军覆没，还攻击李纲闯了大祸。宋钦宗听信投降派的话，惊慌失措，一面派使者到金营赔礼，一面把李纲、种师道撤职。
陈东和李纲素不相识，但是李纲的坚决抗战的行动使他十分钦佩。
听说朝廷要解除李纲的职务，并妥协投降，陈东非常愤怒，赶快于二月初五那天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原职，惩办李邦彦、白时中等奸贼。
“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
“陛下拔纲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为执政，中外相庆，知陛下之能任贤矣。斥时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纲任而未专，时中斥而未去，复相邦彦，又相邦昌，自余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贤犹未能勿贰，去邪犹未能勿疑乎？今又闻罢纲职事，臣等惊疑，莫知所以。
“纲起自庶官，独任大事。邦彦等疾如仇雠，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闲投隙，归罪于纲。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窃闻邦彦、时中等尽劝陛下他幸，京城骚动，若非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舆播迁，宗庙社稷已为丘墟，生灵已遭鱼肉。赖聪明不惑，特从其请，宜邦彦等谗嫉无所不至。陛下若听其言，斥纲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彦等执议割地，盖河北实朝廷根本，无三关四镇，是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则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间以北之后，邦彦等能使金人不复败盟乎？
“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朝廷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师道以阃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请遍问诸国人，必皆曰纲可用，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际，可不审诸！”(《宋史陈东传》)
东京城的军民听说太学生请愿，不约而同地来到宣德门前，一下子就聚集了几万人。这时候，李邦彦正好从宫里退朝出来，群众一见到这样的奸贼，一下子眼都红了，纷纷指着李邦彦的鼻子痛骂，有的还从地上捡起瓦片、石头，向李邦彦劈头盖脑地扔去，吓得李邦彦抱头鼠窜，赶快逃进宫去。
宋钦宗在宫里听见群众闹了起来，害怕不以，连忙派个官员传旨，说：“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俟金人稍退，令复职。”
这样的答复，群众哪里肯答应，很多人愤怒地冲进朝堂，拼命敲打那里的“登闻鼓”(有急事上奏时候敲的鼓)，把鼓面也打破了。抗议的呼声震天撼地。
开封府知府赶来，威胁太学生说：“胁天子可乎？胡不退？”
太学生高声回答说：“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以奸佞胁之乎？”一面说，一面又要把那知府揪住，吓得那知府灰溜溜地逃走。
禁卫军将领王宗濋一看事情闹大了没法收拾，进宫劝宋钦宗答应大家的要求。宋钦宗没法，只好派人召李纲进宫，并且派耿南仲当众宣布：“已得旨宣纲矣。”内侍朱拱之宣李纲没有按时到达，“众脔而磔之”，并杀内侍数十人。
朝廷见事态严重，于是赶快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群众还不放心，这时候，种师道正乘车赶了来。大家掀开车帘，一看果然是种老将军，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才陆续散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第九十六)
李纲复出后，出东华门至右掖门安抚军民，运动终于平息下来了。
请愿过程中的“暴力“行为给太学生的请愿行为带来了不和谐的音符，同时 “京师浮浪不逞之徒，乘民杀伤内侍攘中，劫掠内侍十余家，取其金帛”。(《靖康传信录》卷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陈东及太学生们是反对使用暴力的，事态的发展，出乎陈东等人的预料，也将陈东等人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太学生的和平请愿却酿成了“以忠义胁天子”且杀死内侍数十人的“暴乱”，事后陈东等人难免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当时有人对陈东说：“事势如此，奈何？盖且逃死乎？”陈东笑曰：“均何言之谬邪，吾去，则君等戮矣，顾君等何罪？吾今至是头已在地矣。”(《行状》，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陈东这样不惜自身性命，勇于上书言事，并且敢于承担责任的崇高精神，不得不令人感动！
不过这样的“暴力”也是请愿活动得到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太学生的请愿终于得到胜利。李纲复职后，重新整顿队伍，下令凡是能够英勇杀敌的一律受重赏。宋军阵容整齐，士气高涨。但是宋钦宗不敢坚决抵抗，仍然派人与金人谈判，妥协退让。宗望看到李纲复职，宋军大振，也有点害怕，遂不坚持输金的数额，其它各项依前约。有宋钦宗下诏割让三镇，另以枢王代替康王为质，并搜刮东京城中的金银共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
金军在宋朝军民打击下，不等凑足所索要的金币数量，便退师北去。
七，事后宋廷对太学生请愿活动及陈东的处置
金人解围退去，朝廷也开始追究“暴乱”的责任(在宋钦宗诏复李纲、种师道时，就令他俩对“乘时恃众，乱行殴打”者“以军法从事”，(《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四，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李纲在二月二十四日和以后的上书中也不回避，说：“取其最不逞者，斩数十人，枭首通衢，以靖群众。”(《靖康要录》卷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不过当时被杀的还没有学生)“诏诛士民杀内侍为首者，禁伏阙上书”(《宋史》钦宗)。宋钦宗在下达的诏书中虽然充分肯定了太学生请愿“本出忠义”(《靖康要录》卷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但又严斥到“自今更敢有招摇倡率不从令着，并斩迄闻奏”(《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六，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
太学府的官员看风头伺机行动，主和的几个权臣(也就是陈东上书要求罢斥的那些人)议论要除掉伏阙上书请愿的人，首先从陈东开始。京兆尹王时雍想把参与请愿的太学生全部下狱，一时人人恐惧。好在不久朝廷任用杨时为祭酒，杨时体恤太学生的爱国行为，恢复了陈东的职位，并派聂山到太学安抚示谕，事情逐渐安定下来了。
宋钦宗本人对于太学生的请愿运动及陈东的处置是极为矛盾的。前述诏书已经充分的表明了宋钦宗的矛盾态度。靖康元年三月初二，“诏德安府进士张柄、太学生雷观上书论事可喜，并与同进士出身，补迪功郎，除秘书正字。”(《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当时的时论看得很清除：“试观二子之书，论事各得陈东十一而已，东以免死为幸，而二子荣遇如此。”(《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通过褒奖张、雷二人表明陈东伏阙上书不可取。同时，三月初三，构陷学生的干将尚书右丞李棁被罢职;初四，御史孙觌因论“太学生陈东诱众伏阙为乱”(《要录》卷三，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而遭贬斥。后来，其它几个反对太学生最力的蔡懋、李邦彦、王孝迪等人也相继被罢官。
朝中的百官除激励反对的宰执层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等人之外，绝大多数臣僚对于太学生的行为是理解、同情的。杨时在入住太学前有人就对杨时说：“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它意。”(《宋史》卷四二八杨时传)聂山在二月十八日上书中说：“士庶以积年不舒之怨愤，乘隙相聚，指骂奸党，盖持陛下仁圣，必能与百姓雪去怨气”，“其言皆平昔公议，乃陛下所欲闻，而奸人所甚恶也。”(《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这已经从肯定太学生伏阙，扩大而到肯定“暴徒”的“暴行”了。三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说得更彻底：“前日京城围闭，疑有为之内应者，伏阙上书十数万，不期而取其所恶，食其肉，碎其骨，脍其肝而后已。此岂行其私忿也哉，皆为陛下社稷计也！”(《要录》卷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
当时的舆论除了为太学生以至军民平反的呼声很高之外，为运动的领袖陈东平反的要求也很高。如二月二十二日，沈长卿就上书对宋钦宗下诏对太学生的严厉驳斥不满，极力论述陈东的“忠义”，不可惩处。三月二十八日，吴敏为平息诽谤，建议奏补陈东官职，赐给住宅。宋钦宗便于四月初九下旨，补陈东迪功郎、赐同进士出身、补太学录。这样，为太学生运动及陈东的平反总算得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
陈东平反后，又奏请诛杀蔡京，而且极力辞官以回家，前后五次上奏疏。不久得以批准回去，又积极参与乡荐。
靖康学生运动不仅直接达到了所要求的结果，后来也得到了宋廷的肯定并得到正名，可以说靖康学生运动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八，“靖康之耻”与陈东之死
宋钦宗昏庸无能，看到金兵退去，各路援军又陆续到来，北方原本反抗宋朝统治的很多起义军也把斗争锋芒转向金军，便以为可以无忧了，又进李纲知枢密院，掌管军事。不久宋军在北方战场上取得胜利，宋钦宗以为形势大好，将宋徽宗接回了东京，以为可以安享太平了。李纲建议应该积极准备，但是宋钦宗不以为然。投降派大臣正嫌李纲留在京城碍事，就撺掇宋钦宗把李纲派到河北去指挥战争。不久又找茬将李纲撤了职，贬谪到南方去了。
金人听说李纲被排斥，便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宋钦宗原先一味求和，没有认真准备，金军很快就兵临东京城下。这个时候宋钦宗想起了李纲，急忙让李纲回去勤王。当时李纲在前往宁江(今在何地不详)的途中停驻在长沙(今湖南长沙)，接到命令后便立即率领湖南的勤王军队回东京救援，可惜还没有到达，东京就沦陷了！
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闰十一月二十五，金军攻陷东京，宋钦宗投降。
金军在东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昔日繁华无比的东京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公元十一世纪的东京是整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经济最繁荣的城市。同时，还是最具现代意义的城市。宋朝之前，王朝的京城皆是坊市分离，即居住区和交易区清楚划界，功能泾渭分明。北宋的东京，基本同现在城市一样，住宅和商店错落交来，临街店面生意兴隆，人来人往，商业气氛十分浓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后期，东京汴梁的城市人口已经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五十万人口之巨。西亚的巴格达是一处大贸易转运中心，不过三十万人，欧洲当时根本没有超过十万人的城市)
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四月初一日，金军挟持宋徽宗、宋钦宗和皇室、宗戚男女，部分文武官僚，共三千余人北去。北宋王朝所用礼器、法物，教坊乐器和八宝、九鼎，以及浑天仪、铜人、刻漏、天下府州县图，皇宫侍女、戏曲演员、技艺工匠、娼妓等等，加上从东京抢掠而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全部携载而去。临行之前，金军二帅册立了宋朝前宰相张邦昌作“大楚皇帝”，令其统治黄河以南的地区。河北、河东之地则由女真贵族们据为已有。这就是“靖康之耻”！
金军俘掠宋徽宗、钦宗北去后，赵构(宋徽宗第九子，东京危机时宋钦宗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负责组织援军救援东京)于五月初一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附近)即位登基，即宋高宗。为了能够坐稳皇帝，在即位第五天便起用李纲为宰相，负责抗击金军的入侵。过了五天(五月初十)，又召陈东到朝廷。
但是宋高宗不敢坚决抗金，对李纲的恢复中原，直捣黄龙，迎回二帝的主张不积极予以支持，暗地里和黄潜善、汪伯颜等小人谋划逃亡东南，不久(八月十八日)便罢免了才担任宰相仅七十七天李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