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女张闾蘅口述 张学良这辈子很多事都没踩到点上

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在香港经商。由于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1967年以后，张闾蘅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张学良最亲密的家人。直到2001年张学良在夏威夷去世，张闾衡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见证了这位传奇将军的后半生。

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张闾蘅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他是一个喜剧人物，却活在悲剧里面”，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性格活泼，但一生坎坷，在没有自由的日子里以苦为乐。

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

大伯是张家的长子，与我父亲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年龄悬殊甚大。大伯带兵打仗时，我父亲还是一个嬉戏打闹的顽童。我的奶奶是东北张作霖的五夫人——寿夫人，寿夫人本名寿懿，是清朝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女儿。

我们一家原先住在天津，1948年才搬到台湾，我当时才8岁，不明白为何搬到台湾。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搬到台湾后，我们一家成为大伯、大妈最为亲近的人。

我第一次将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记忆中，是我上高中时，隔着大玻璃窗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1965年回台北省亲，在家里再次见到了大伯、大妈。听家人说，大伯、大妈从幽禁的新竹搬到台北了，在北投复兴岗建房，到台北市区时总会来家里坐坐，每星期起码有三到五次。与过去在新竹山区的幽禁生活相比，大伯、大妈这时稍许自由些了。他们家里没有别的亲人，除了一位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来的看守特务。

每次到我家来，他们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特务先进家里转一圈，看没有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大伯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门。负责监视大伯的刘乙光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时间的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大伯的言语不失机敏活泼，有一次他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期间有人说：“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大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笑得不亦乐乎。

囚禁在新竹山中的张学良在室内听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当时在台湾算是“奢侈品”，也是张学良唯一可使用干电池的“家用电器”。宋美龄送收音机时，专门交代要配上几节电池。有了收音机，在大山中的张学良得以了解世界的变化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内心的感受。大妈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聊天时她如果插进来，就是宣传她的基督教。有时大伯也不耐烦地打断她：“行了，我们在聊天呢！”但大妈是绝对的贤妻，对大伯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他们大都与奶奶、妈妈交谈，我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大伯、大妈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张闾琳是大伯大妈唯一的儿子，1930年11月28日出生于天津。1940年由大妈安排，送往美国旧金山大伯好友伊雅格和埃娜夫妇代为抚养。1956年，张闾琳第一次到台湾，去高雄探望仍被囚禁中的父母亲，但是他只会说英语不会说汉语，与大伯之间的交流很不方便。

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我与妹妹闾芝的生活都改变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大“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他们。

与内地互通信息

1967年，我毕业后回到台湾，有更多的机会和大伯接触了。我们在台湾的亲人，大大小小好几十口人，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热闹。

从大伯平时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挚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黯然神殇，音落神凝。他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大伯的讲述唤醒了我童年时在天津馋吃冰花的记忆。海峡那边是我们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祖国去看看。

一方面因为好奇，一方面也想替大伯来看看，1979年，我从香港乘火车去了广州。这是我1948年离开天津后，第一次返回内地。我在广州东方宾馆住了2天，回到香港后，急不可待地飞往台湾，想把内地的见闻告诉大伯。还没等我开口，大伯悄悄先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吓了我一跳！我进内地没告诉任何人，大伯怎么会知道呢？后来大伯告诉我，当局对进出内地的人是密切“关注”的，那些“跟班”已知情况，要大伯找我核实。大伯告诉他们，要问你们自己去问！但除了大伯，始终也没人找过我，他们知道问也白问。

此后，我多次往返大陆，大伯说过的一些地方，我都会去看看、听听。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去老家给爷爷张作霖上坟烧香。大伯嘱咐我给爷爷上坟，老是说，你有机会就到这个地方去一下，到那个人那去一下……我按大伯的意思去做，无形中变成大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尤其是1949年海峡两岸隔绝之后，大伯与祖国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

1982年，我在北京见到了杨虎城之子杨拯民，他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热情款待了我，介绍我认识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况。回台湾后，我向大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大伯很高兴！他悄悄告诉我：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这两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1984年6月，我从香港来北京洽谈商务，在杨拯民的介绍下，特意登门探望了吕正操。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大伯！我也按东北人习俗，像在家里喊大伯一样喊他“大爷”。得知大伯近况后，吕正操十分高兴，在我回港前夕，特意托我给大伯带去一副健身球和上好的新茶，表达祝福和挂念之情。

见到万毅时更感人，他两眼其实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就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更是想传递对大伯的感情。回到台湾后，我把会面情况仔细汇报给大伯，看得出他听了很难过，但他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1987年初，我再次来京，带来了大伯赠给吕正操的诗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摘引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句子。吕正操也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篇中摘出几句，略加改动，集成一诗回赠给大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末句将原诗“良辰讵可待”的“讵”改成“知”，他希望大伯振奋精神。

阔别54年后的见面

我有一种使命感来安排吕正操与张学良在美国的会面。不管他与部下隔了多少年，也要让他们能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的大伯和大妈，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探亲。5月23日，吕正操及随员多人，飞往美国看望张学良。

1991年5月29日上午，他们在纽约相会。在曼哈顿公园大道的一栋公寓里，在分离了整整54年后，两个耄耋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见面那天，我陪着吕正操乘电梯，电梯门一开，我吓了一跳，平时很少穿得那么正式的大伯，那天西装笔挺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吕正操仍按以前的习惯喊大伯为“老校长”。大伯和吕正操是同乡，在东北讲武堂时也是吕正操的老师。在东北军时，吕正操曾在大伯身边和属下工作了10余年。

见面的日子是吕正操选的，之前我还奇怪，为什么吕正操一定要选在那天？待两人见面后我才明白，他说，校长，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个月零4天没有见。吕正操从北京带来一整套大伯爱听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和大陆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带;当年新采制的碧螺春茶叶;还有一帧国内画家袁熙坤先生为张学良将军赶画的肖像，以及一幅由启功先生手书的贺幛，书录的是大伯的一首小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两个老人谈了很长时间，大伯最想知道吕老是如何打游击战，如何打日本人的。

6月4日下午，大伯和吕正操又相约详谈一下。我陪同他们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做客。大伯给吕正操带去了一包台湾产的凤梨酥。交谈中，大伯表示，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点力量。他说：“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2009年10月20日，106岁的吕正操去世了，我从国外赶来参加了吕老的追悼会。我心里很难受，虽然我与吕老远隔重洋，但经常与吕老联系。吕老也十分挂念张家，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他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没踩到点上”

1994年，大伯、大妈到夏威夷定居。大妈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而大伯在4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将全靠手感，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大妈就是大伯的眼和耳，但大妈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

大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听服侍他的人念报纸，因为听力差，读报的人需要大声念。接下来就是出去兜风，回来吃饭，之后就是午睡时间，醒来再出去兜风;晚饭之后，大约七、八点钟，他准时上床。

大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到了夏威夷的时候。以前在台湾，总有一双眼睛盯着他。我们请他出去吃饭啊、陪他聊天啊，每次出来都有人看着，一般是两辆车，一人开车，另外一人坐在后排一言不发，后面还有一辆车紧跟着。直到大伯到了夏威夷，这双眼睛就没有了，可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气氛不一样了，一切都过去了。

大伯喜欢种兰花，满屋子的兰花。他最爱的是“中国兰”，在台北有一个温室花房专门养“中国兰”，其中有些非常昂贵，而且不是每株都能开花，主要是欣赏叶子的形态。有一次，我逗他，“您种了一屋子不能吃的韭菜，也不开花。”大伯回答说：“你真是俗不可耐，只知道吃。”大伯喜欢唱京剧，喜欢看明史和圣经，喜欢吃水果，一天吃好几斤，而饭菜则喜欢吃清淡的，很少吃肉。他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多，喜欢打麻将……就是喜欢热闹。一个喜欢“撒野”的人给关在笼子里，是什么感受？

我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眼泪。那是大妈去世了，大伯跟我轻声说：“前几天，她(赵一荻)还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他说着泪就默默地流下来了。大伯和我们常人不一样。他是做大事的人，能做到“天塌下来当被子盖”。但大妈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我扶他去做礼拜，他拉着我的手，手都是抖着的。

大妈去世一年后，2001年，大伯的人生也画上了句号。在大伯最后的日子里，我每日陪伴在侧，大伯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能讲笑话，思维敏捷。他离开得十分安详。大伯对生活随遇而安，即使病情反复，也从不抱怨。他一生从来不麻烦别人，每一个服侍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他是一位又听话、又合作、又可爱的老人家。

大伯临终时没有嘱托，他性格豁达，不拘小节，也不怕死，可以说是潇洒地离开人间。在许多人的眼中，大伯是风云人物，的确，他的一生始终被人“前呼后拥”着：早年是他众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种访客与媒体，在台湾则是一大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

西安事变后，大伯被“蒋家政权”囚禁五十多年，他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但是至死都没有抱怨过。对蒋介石，我只听大伯说过一句：“你爷爷是一个有雄才没大略的人，蒋介石是一个有大略没雄才的人。”

关于西安事变，大部份史实都已公开了。为了营救蒋介石，蒋夫人当时答应了一些条件，但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下场。

有人说，1985年12月25日，大伯85岁看大陆拍的《西安事变》时，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走了。其实，因为患有青光眼，他看《西安事变》基本上是靠听的。看完后他说，那个张学良好像和我不像啊。大伯没有激动，也没有评价。关于大伯的电视剧什么的也很多，我们也看，但是觉得写跑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伯确实是一辈子不过生日，他的生日和爷爷的祭日是同一天。所以，他一直不过生日，但是在1990年，政府为其办了宴，其他的时间他一直不过生日的。

大伯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爱中国、爱同胞，期望国家早日实现统一。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回东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亲友，说这事与政治无关，因为他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他希望人们不要把他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

大伯走了，他是带着遗憾走的！他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没踩到点上——少年时想学医救人却从了军;东北沦陷后想亲往前线打仗，却未能走上抗日战场;晚年想回东北看看，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故土，却因诸般因素，终始未能回大陆一趟。

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回不去(他们一直相依为命，不可能撇下大妈一个人回大陆);当我一切都安排好，他可以移居香港时，却又因病去世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