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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督师袁崇焕的子孙如何变成了清朝旗人

2017-02-08 19:17:11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戌时,时年四十七岁。 另外,关于袁督师的后裔,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存在,在此也一并说说。

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戌时,时年四十七岁。

另外,关于袁督师的后裔,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存在,在此也一并说说。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第十三节的注释中道:

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

《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近年来,对金庸先生此文的指责日厚,通常是责其未查阅《清史稿》,因其中明写乾隆派员寻得督师后裔五世孙袁炳一事,是以并非如其所言为旁系子孙,且袁督师后人在《清史稿》中自有传记,如此为文颇失之于粗心。

此言所论,略为偏颇,不免过于小觑了金庸先生。

指责金庸先生没有查阅《清史稿》者,其论源出几处。

首先是举证《清史稿·高宗本纪》有“四十八年……戊子,予明辽东经略袁崇焕五世孙炳以八九品官选补”一句,另外《东华续录·乾隆》也载曰:“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这两者都说“五世孙”,并无说是旁系,所以应该是嫡系。而《清史稿》中更有袁督师后裔的几篇传记,也都未说是旁系子孙繁衍。另又责曰,金庸先生是知道《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的,而那时候乾隆还没去找袁督师后代,因此他依据《明史》言其无后显然不足为凭,且忽略了查阅《清史稿》云云,大致如此。

但是,如果考据仔细些的话,应该知道处理袁督师一案的经办人之一余大成在其《剖肝录》中,说袁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允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粹编》者?可叹也!”据此,则似可说督师实无嫡出后裔。

盖因余大成为审理督师一案的当事人之一,更曾于其间力挽狂澜,最后是靠着威胁其上司方救下了督师一家老小的性命,如此,则督师有无嫡出后嗣,作为办案官员的余大成自是一清二楚的,外加督师一案,前后勘察达九个半月之多,绝无搞错的道理。再退一步说,即使余大成想维护督师后裔,在其中做点手脚,却又如何瞒得过这许多欲置袁督师于死地的大臣们。

另外,金庸先生也说:“《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这一条说辞,显然可以证明他是查阅过《清史稿》的,怎么能说他没看呢。

我以为金庸先生不但查阅了《清史稿》和《东华续录》等书,多半还查阅了部分地方志和清档案。譬如康熙年间的《广东通志》就道:“(袁崇焕)籍没之日,无子。”而在清宫档案的《清高宗实录》中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条,更有这么一条极为详细的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昨披《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一年后,广东巡抚尚安回奏道:

遵旨访查,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应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佐杂等官选补。

乾隆一向自诩英明神武,此人才具虽不如他自视得那么高,但是个聪明人且精明能干是肯定的。以他对此事几次亲自追问的认真和着紧态度,想在这么容易查清楚的事情上糊弄他,那简直是拿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在开玩笑,而且毫无这个必要。而尚安追查时间长达一年,汇报的时候更是把袁炳的来历身世、学问、为人都说得清清楚楚,所谓的五世孙袁炳,乃是过继的袁督师堂弟之子后裔。至此,袁督师无嫡出子孙一事,已经可以说确凿无疑。

而关于指责金庸先生忽略《清史稿》中有袁督师后裔传记的说法,似乎也不成立。

因为金庸先生在《评传》中提到叶恭绰曾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云云,又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这猜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本的。

因为既然已经证实袁督师无后,且家人都流放去了南方,又于乾隆四十八年找到了被流放的袁氏族裔,而《清史稿》中的袁督师后裔,据记载却是黑龙江汉军旗人,这其中的联系,在其传记里并没有说到,所以金庸先生只能按照当时的环境去推测。如果撇开其他不论,他这个“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的推测,应该说确实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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