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的“十二门徒” 谁是最抢手的学生？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陈赓——最头疼的学生

广州陆军讲武学校于1923年底在长沙招生，湖南革命青年陈赓被共产党组织看中，推荐他去报名考试。

考试时，与陈赓并排而坐一同考试的是宋希濂，两人很快就攀谈起来。1924年春，黄埔军校正式筹备，陈赓与宋希濂报考皆录取，讲武学校也全校并入黄埔。陈编入黄埔第三队，宋编入第一队。

陈赓担任队长，是军校里的活跃分子。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三人并称黄埔三杰，让蒋介石自豪，但他们大搞派系斗争也很让校长头痛。

蒋先云、陈赓率领左派学生组成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等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针锋相对。陈赓回忆，那时他们一见面就互骂反动派，动手也是常事。有一次蒋介石请黄埔学生吃饭，两派学生在宴会上就用餐具打起来了。

陈赓的腿之所以闻名黄埔，是说他机灵敏捷，侦察、攻城都能建功。蒋介石见陈赓作战勇敢，命他率领连队到总指挥部担任警卫任务。惠州攻克后，东征军分头前进，蒋介石总指挥部所在的第三师遭遇陈炯明部队主力包围，全线崩溃，眼看总指挥部就要被攻陷，蒋介石要杀身成仁，陈赓连忙夺下枪，背起蒋介石顶着枪弹就往河边跑，掩护蒋介石过河到了安全地带。“神行太保”陈赓又徒步160里送求援信。为免路上被人怀疑，他赤手空拳，只拿了一根木拐杖，穿着草鞋不眠不休赶路，翻越一座山峰，终于在第二天下午将信送到第一师周恩来手中，解了蒋介石之围。据说在延安整风期间，康生说，要不是陈赓救蒋介石，哪用打这么多仗。陈赓反驳道：“那时他死了不就成了革命烈士，跟廖仲恺一样了？”

这次“挺身护主”，使陈赓在蒋介石心中分量大增。陈赓被调到蒋介石身边担任侍从参谋，可任意出入蒋介石住所，一时成为蒋身边顶尖的红人。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国共破裂日渐公开化。数月后，蒋介石在大会上宣布，本校学生凡是跨党的，必须声明愿脱离哪一党。身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赓的选择颇受瞩目，不少人来劝他脱共，陈赓毫不犹豫地公开共产党员身份，退出国民党。

1927年2月，陈赓回国后到南昌的北伐军总部面见蒋介石。蒋大谈北伐军大好形势，表示希望陈赓留在自己身边不要到处跑了，陈赓说，他还要办一些私事。蒋介石没有勉强，发给他一笔钱和一个绸子封面的“特别通行证”，持此路牌，随时可以来见蒋。陈赓永远没有使用这张通行证。不久，“四一二”政变爆发，陈赓联络组织了“黄埔军校同学讨蒋委员会”，发表讨蒋宣言，与蒋介石割袍断义。

参加南昌起义后，陈赓加入中共中央特科，潜伏在上海、天津，成为白色恐怖中的谍战骨干。1933年3月，陈赓被叛徒出卖逮捕。蒋介石特意发来电文，不能对陈赓用刑，要给予适当优待，以便他悔过自新，将来给予重用。黄埔同学一波接一波来劝降，都穿着笔挺鲜亮的军装，暗示陈赓“弃暗投明”前途无量。

威逼利诱一个多月，陈赓也没有低头之意，蒋介石只好亲自出山。陈赓依然不买账。

如今骑虎难下，杀之不舍，亦不能向社会舆论交待;不杀释放，既不甘心，也太丢面子。又将陈赓软禁近两个月后，蒋介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陈赓被同志“营救”出逃了。

这一次放虎归山，让蒋介石体会到了什么叫后患无穷，直到去了台湾，他还骂陈赓是害群之马，慨叹五个胡宗南比不过一个陈赓。1936年，陈赓与胡宗南率军对决一昼夜，陈赓歼敌一个旅，俘敌500;1946年，陈赓大破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精锐部队;1947年，豫西平汉战役中，俘虏同学李铁军;1948年，解放洛阳战役中，活捉黄埔五期师弟邱行湘;淮海战役中，俘虏同学黄维，击毙三期学生熊绶春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陈诚——最信任的学生

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 “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中正是他自己，而这个辞修，指的就是陈诚。这句话足可见蒋介石对陈诚的信任和倚重。陈诚崛起于黄埔后，30多年跟随蒋介石出生入死，无怨无悔，特别是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使其成为蒋介石最重要最可靠的亲信。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的岁月里，他亦是少有的，最能获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之一。

陈诚曾被美国记者誉为“气质人物”，但他的身高(一米六)实在算不上超群。当年他报考保定军校时，就因为个子偏矮，差一点被拒之门外。

到黄埔军校后，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很想表现自己，但由于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起初并没有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陈诚的命运。一天晚上，蒋介石查哨，看见一房间里有微弱灯光，以为是学生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立即开门，他看见一个人正在点着蜡烛，借助微弱的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蒋再看看此人，虽然其貌不扬，但眉宇之中透出一种灵气。蒋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此人一看是蒋校长，随即立正回答：“我是学生陈诚，浙江人。”随后蒋介石连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随后逐一背诵。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拍拍其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就宣布：提升陈诚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

1925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在棉湖之战中，陈诚三炮定江山，一举奠定了他日后擢升和发展的基石。

棉湖战役是蒋介石一生之中最值得夸耀的三大战役之一。此战不仅影响到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以来第一次出征之战的胜败;还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得到执掌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问题。此战以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为主力，当时教导1团只有1000人，而敌军多至10倍，战斗从拂晓进行到下午4时，全团官兵伤亡近三分之一，教导1团还能否承受巨大的压力，让蒋介石心急如焚。在这关键时刻，右臂已经受了伤的陈诚，一咬牙走上炮台，将炮口瞄向敌方指挥所，连发三炮，发发炮弹都在敌方大本营中开花。这三炮立刻鼓舞了士气，全连炮兵个个抖擞精神，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最终取得棉湖战役的胜利。

其后陈诚凭借黄埔的师生关系，在国民党军组建了“土木系”(因其起家部队是国民党军的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该部因“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故而得名)。其所部在抗战中多次与日军有过恶战，这也使得“土木系”部队的名号更加响亮，到抗战结束后，已被视为国军的五大主力之一。“土木系”先后产生了四个一级上将、三个参谋总长、两任海军总司令、一个空军总司令、一个联勤总司令、二十多位军长以及数以百计的师长、团长。

蒋介石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陈诚。那是什么原因使他受到蒋的如此信任？据说蒋介石提拔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第二就是重用同乡。第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同时兼备这三个条件的，唯有陈诚。除了这三个条件，陈诚还和蒋介石有着另外一层特殊的关系。1931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了陈诚。陈谭结合，使陈蒋之间不仅有同乡、黄埔的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的关系。

陈诚死后，蒋曾题挽联：

光复志节己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

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戴笠——最实用的学生

戴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老板”、 “中国情报之王”、“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希姆莱”、“蒋介石的佩剑”这些林林总总的绰号，虽不能足以描画这位人物的真实面貌，但亦反映了这位神秘人物的某一面。在蒋介石的诸多黄埔门徒中，戴笠或正如其名“戴雨帽”所象征的那样，甘为一介仆人，为蒋搜寻大量情报，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谓蒋最“实用”的学生。

戴笠在而立之年才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当时，由中山舰事件引发的国共两党的斗争正在黄埔内发酵，此时的戴笠在双方的争论中扮演“沉默的小伙伴”。但在暗地里，他却关注着双方的言行，暗中搜集每个同学的材料，展现了作为一个特工的天赋。他搜集的情报很快便派上了用场，在“四一二”之后的“清党”过程中，他先后数次向主持政治部、执行“清党”任务的胡靖安密报，揭发20 余名共产党员学生。在“沉默”的同时，戴笠又显示了其善于交际的一面，入连半个多月时间，从官到兵他都已经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带着火柴、纸烟之类;他能喝酒，也因此常请人，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等随身带。他结交师生，皆能因人而异，北方人爱喝烈酒，广东人爱抽强盗牌香烟，他就针对各人特点结交，颇得众人好感。

不久，戴笠因在采买礼品和伙食上中饱私囊被发现，还未毕业便逃离黄埔投奔此时已在蒋身边从事情报工作的胡靖安。他谎称因在清党中告发学生，现在有人借机报复，请求保护。这样，戴笠便获得了接近蒋介石的机会。

1927年7月，蒋成立密查组，戴笠是其成员之一。在这里戴笠很快显示出其特殊才能，但以戴当时的身份难以直接见蒋，他又不甘心每每假别人之手转递。为此，他常常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口，当蒋的汽车减速到达时，戴先远远立正，敬一个军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把材料递过去。开始蒋对戴的情报并不重视，往往粗略地看过一遍，就丢过一边。但久而久之，蒋介石觉得戴笠这种精神着实可嘉，并且他发现其情报大都出于第一手资料，也就逐渐重视起来，开始注意到戴笠的情报才能。

1936年的西安事变展示了戴对蒋的绝对忠诚。事变前，戴笠一再向蒋汇报“西北军心不稳”，蒋依然前往。待蒋被抓后，蒋的许多亲信都躲起来之时，戴却冒死陪同宋美龄赴西安救蒋。1939年，当戴笠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时，蒋介石才发现他的门徒还没有从黄埔毕业，于是亲自写条子追认戴笠的黄埔军校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

戴笠对于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可谓是精细入微，煞费苦心。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但对特务工作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达“手令”，特别是涉及暗杀、离间这些事情，更是小心谨慎，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基于此，凡是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笠坚持向蒋介石做口头汇报，对蒋介石的某些指令，他也只用脑记，从不笔录。回到军统局本部传达时，戴笠一般只讲“奉谕”，究竟奉谁之“谕”，不做任何解释。对于戴笠的这一套办法，蒋介石也暗暗赞赏。

戴笠在对蒋介石的称呼上也煞费苦心，给同行讲话的时候，称其为老头子;对黄埔军人称校长;在纪念大会的大型典礼上，尊称蒋介石为领袖;在自己下属面前称蒋介石为校座或委座，来表示对蒋介石的尊敬和二人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性格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蒋介石也有一原则，不是亲信心腹不打，挨打的人必有重用。蒋介石打戴笠时，经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毫无顾忌，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之深。戴笠每次挨打时，也都毫无怨言，反以为荣。

戴笠非常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人才加奴才。1946年，因飞机失事，戴笠不幸遇难，蒋闻讯痛惜不已，在悼词中哀叹：“唯君之死不可补偿”。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林彪——最闹心的学生

1924年，17岁的林彪人生中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他自幼身体单薄，弱不禁风，当时头上还生有黄癣，女孩认为他形象太差，拒绝了他的求爱。遭遇失恋打击的林彪决心斩断情丝，做出一番伟业。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第六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迅速选派党、团员前往广州，投考第四期黄埔军校。林彪在堂兄林育南影响下，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很想到军校历练一番。怀揣着林育南写给黄埔教官肖楚女、恽代英的介绍信，这位瘦弱的湖北少年只身南下了。

林彪的体格决定他无法成为军校的好学生，体能训练对他来说就很要命。按照军校惯例，每天天亮，全体学生都要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十五公里。有一次教育长邓演达到校视察，学员奋力表现，跑得比平时更快了些，结果一个学生扑通倒地，扶起来一问叫林彪，他报告说跑得太快吃不消了。邓演达只好命令他改为快步走，不要硬撑。

也许是身体不好造成了林彪性格的内向和淡漠，他对校内剑拔弩张的左右斗争并不积极，不像陈赓等学生干部，早早在政治上表现突出，获得国共领导共同瞩目。聂荣臻在黄埔担任政治部秘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

如此平淡无奇的中等生，校长自然不会关心，甚至可能对林彪这个名字根本没印象。蒋介石注意到林彪已经是1933年2月，在反围剿中，林彪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那一年林彪才26岁，一鸣惊人。蒋介石深感耻辱，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信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他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其首级。

1938年2月，林彪被友军哨兵开枪误伤脊椎骨，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延安医院条件较差，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到苏联养病。1941年10月，林彪自苏联归来，途经西安，蒋介石安排胡宗南亲自接待，还派了戴笠赴西安专门负责林彪的安全。据说，蒋介石暗示戴笠此次接待要争取把林彪招入国军阵营，但戴笠似乎没有准确传达委员长的意思，此事并无下文。

1942年8月，蒋介石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行事谨慎，建议让林彪代表毛泽东出席谈判。据侍从副官居亦侨回忆，抵达西安后，林彪跟随周恩来来到蒋介石客厅门口，见到蒋便立正敬了个军礼，说：“报告校长，学生林彪到！”蒋介石回了军礼，拉着他的手让他坐。蒋介石和周恩来落座后，林彪仍然很拘谨地站在周恩来身旁，蒋介石再次让座，他说“谢谢校长”这才坐下。

1945年秋，久病的林彪华丽复出，与国军打响东北争夺战，“战争魔鬼”归来，不再对校长毕恭毕敬，又一次证实中等生不可小看。1947年，林彪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军30余万人。在东北战场上，他打败了熊式辉、陈诚、范汉杰、廖耀湘等蒋介石手下名将，整个国军无人是敌手。1948年11月，林彪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平津战役，最终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获取了消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人的重大胜利。至此，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使国民党军队驻华北主力基本丧尽。

在辽沈决战前的军政会议上，蒋介石对部下慨叹：“我要表扬他(林彪)，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我对在座诸位很关心，但是却让我非常失望，我很痛心！”蒋介石质问杜聿明：“为什么林彪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你就不行？你们都是黄埔生，可你是一期的，他只是四期的，为什么一期的却打不过四期的？”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胡宗南——最器重的学生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草根学生。他毫无背景却用了不到五年便完成了从少尉见习到师长的蜕变。他与陈立夫、戴笠交情匪浅，“中统”“军统”两边通吃。西安事变之后，他几乎第一时间就拎着刀帮戴笠一起去救蒋介石。他是黄埔学生在国民党陆军中的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蒋校长对这位学生的器重和信任，让许多同学望尘莫及。

1924年，胡宗南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胡宗南入学时，因其身高不足1.6米， 体格检查时被淘汰。他急中生智，大叫：“个子矮就不能当兵、不能革命吗？拿破仑个子比我还矮，孙中山先生个子也矮！”这一顿吵闹惊动了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廖的特许下，胡宗南才得以参加考试，并被录取。

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1师中将师长，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体系，形成黄埔系“少壮派集团”。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

1942年7月，胡宗南升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掌握第8战区实权，屯兵西北，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手握重兵的胡宗南建立了黄埔系内的一个颇有实力的小派系——胡宗南系。

蒋对胡宗南的器重旁人亦是看在眼里。陈立夫甚至曾一度想促成胡宗南和孔家二小姐孔令俊(又名孔令伟)的婚事，以此凿实自己和孔祥熙、胡宗南的关系。这位小姐不仅父亲是时任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干妈更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若能娶到孔二，就相当于和四大家族都扯上了关系。这样的介绍即便对于已经雄霸一方的“西北王”胡宗南依然有着相当的诱惑。

这位孔二小姐可是名动一时的角色，她酷爱女扮男装，抽雪茄、玩手枪、飙车、放浪形骸，撒野成性。更要命的是，孔二的性取向一直不甚明朗。以至于后来竟公然和女人同居，去歌舞厅猎艳。她还学着男人纳妾，以自己的商号招聘职员为名，面试选秀，职位名称是：生活秘书。俨然一副武则天的做派。当然，这些都是后话，陈立夫做媒之时，孔二小姐拉拉的潜质尚未如此明朗，不然也不会同意相亲。但她的乖张言行却也传到了胡宗南耳朵里。

“中统”的陈立夫要给胡宗南介绍对象！这让军统头目戴笠如坐针毡。他赶在两人正式相亲之前来到戴笠家中。苦口婆心地劝阻：“这个孔二小姐，我看是前世投错了胎，她明明是个男胚，却成了女人，你看她那副浓眉大眼、鹰鼻阔嘴的模样，加上她又爱女扮男装，雌雄难辨，哪有半点女人味。”传说胡宗南正是因此才在正式相亲前乔装探望孔二。见孔二果如兄弟所言是个雌雄难辨的怪物，系着领带抽着雪茄行为粗鲁，目中无人。有了这么糟糕的第一印象垫底，两人正式相亲时，胡宗南的消极表现不难想象。当日，特意为胡宗南穿了裙子和高跟鞋的孔二小姐回到家中，不禁大骂：“就是他胡宗南当了皇帝，我孔某人对他也毫无兴趣。”

国共内战爆发后，胡宗南率领40万精锐国军，在大西北和2万共军周旋了两年多，除了打下一座空城——延安，几乎一无所获。1948年 4月，在一系列失败之后，胡宗南放弃延安。此时，距离南京解放还有整整一年。整个1949年，胡宗南集团屡屡遭到打击，部队被解放军一支支消灭。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

这种临阵脱逃的事儿若放在旁人，蒋校长必定下令枪决。可是当5月台湾的“监察委员”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时，蒋介石却带头领着一众元老为胡宗南周旋，最终在当年8月落了个“应免议处”的安全着陆。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张灵甫——最优秀的学生

张灵甫是个典型的民国学霸兼高富帅：他身高一米八七，素有黄埔第一美男子之称，从小念私塾，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是就读北大历史系或是黄埔步科，他都游刃有余。战场上，他百战百胜，英武血性。打仗间隙还自创兵书。他所率领的部队被日本人称为“支那第一恐怖军”、被同僚引为蒋介石的“御林军”。

张灵甫考入黄埔四期时，前两期的学生已经毕业，而且前两期都是半年速成班。相比之下，第四期的课程设置要精心许多。第四期的入伍生教育期限六个月，升军官生后再修习一年军事学术。只可惜后来由于北伐急缺人手，黄埔四期学生提前毕业，校方将该期的军官教育课程浓缩成了八个月。

1926年2月，入伍生进行升学甄别考试。合格升学的步科学生被分成步兵军官生团(一团)和预备军官生团(二团)。说白了就跟学校的实验班和普通班一个道理。张灵甫当时被分入二团二连，而黄埔四期的另一个名人校友林彪则被分入二团三连。国共两党的名将都没进实验班，足见黄埔军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分班重点。当时的黄埔左右两派竞争激烈水火不容，甚至还在学校成立了小团体。投笔从戎的热血书生张灵甫却没有掺和到这场激烈的信仰辩论中来。在北大参与学生游行的记忆让他深刻领悟到军事实力远比嘴皮子功夫更靠得住。他熟读各项军事课程的讲义，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学生。这也为他日后“常胜将军”的命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张同学兢兢业业的时候，蒋校长也没闲着。他每周总会抽空和一些自己中意的学生一对一谈心，嘘寒问暖。这一招对于年轻学生尤其奏效，从小熟读《正气歌》和《满江红》的张灵甫同学就此下定决心一生为蒋校长出生入死。

这位忠心的学生，在抗战时期的拼命势头无人能及。八年抗战中的大战役他几乎都一一参与。“八一三”淞沪保卫战时，张灵甫身为团长竟然与一百多名敢死队员一起跳出战壕追杀敌军。还曾经在这场战役中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徐州会战中，身先士卒的张灵甫前额中弹，昏迷了六个小时。直至去世依然有许多弹片没能取出。南昌会战中，张灵甫右腿多次中弹，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张灵甫送往香港医治。谁知手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纸上看到“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规定竟拖着病腿强行回到了部队，从此得了个“跛腿将军”的外号。据说有位外国记者曾经问他是否认为中国能够赢得抗战。他说“一定会”。而当记者问“胜利之后您认为您会做什么呢？”张灵甫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

解放战争爆发后张灵甫的74师可谓所向披靡。在苏北解放区里横冲直撞。张灵甫甚至扬言“有十个整编74师，就可以统一全中国！”然而一生以拿破仑为榜样的“常胜将军”最终也迎来了自己的滑铁卢。这位黄埔最优秀的学生，估计到了孟良崮一战共军五个主力纵队，15万大军会如何围攻自己，也估计到了自己不到三万的兵力最多能撑三天。他对他的优秀有足够的信心，却没有估计到他的优秀也会成为他的丧钟。当初他与李天霞争夺74军军长，又在战役开始前对黄百韬的劝阻不屑一顾，再加上连年的战功难免引来诸多嫉妒，74师的优秀骄横早已名声在外，又怎能奢求他们的增援？他的坚守最终没有等来“里应外合，中心开花”的结局。所谓的“友军”竟然没有一个竭尽全力前来救援的。就这么眼睁睁地把张灵甫晾死在孟良崮上了。据陈毅之子陈丹淮回忆：“三天之内，最快的增援部队也不过走了十公里。”

最后关头，整编74师的参谋长甚至放下身段在电台中大喊：“请看在党国的份上，看在钟麟先生面上，拉兄弟一把吧。”钟麟是张灵甫的曾用名。张灵甫在孟良崮杀身成仁后，被蒋介石钦定为“民国第一烈士”。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杜聿明——最听话的学生

记得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电影中有这样的桥段。

济南战役期间，杜聿明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电话时，毕恭毕敬地立正站好，连连回答：“是！是！按校长指示办。”一旁的参谋官提醒他：“此时援救济南，对王耀武而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我部而言则是钻进共军的口袋阵”，又说：“如果前线与南京的电话专线断了，国军才可能打胜仗。”杜聿明严肃而无奈地说：“校长的命令还得听。”

杜聿明，恐怕是蒋校长最听话的学生。因为听话，他两次把国军主力带入绝境。

1924年初春，不满20岁的杜聿明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偶然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便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在校期间，杜聿明对学习从不马虎，军校设置的步、炮、工兵等军事课程、战术战法和队列操练的演示、模拟等，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杜聿明还参加了讨平广州反动商团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沙场冲杀。

杜聿明之后的军事生涯颇为顺利。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1942年3月，杜聿明被钦点为中国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远征军入缅作战，遭遇失败。美国人史迪威逃往印度，并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进入印度。蒋介石则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撤退回国。两个完全相左的命令，让杜聿明陷入到痛苦的抉择中。远征军出发时，杜聿明就自己“归史迪威将军指挥”这个问题亲自问过蒋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这就是黄埔生，当时非黄埔生的孙立人则率新38师向西撤退到印度，后编为驻印军。第五军翻越野人山回国，吃了大亏。进山时，全军的重武器被全部炸掉。不仅如此，野人山人迹罕至、给养困难，在崇山峻岭中，第五军将士遭遇了成群的蚊子和蚂蟥。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惨绝人寰。

杜聿明第五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学生指挥无能，请校长处分。”但蒋介石因其听话，不仅没有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听话就不用担责任，这是蒋介石给杜聿明的“承诺”。

1948年6月，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上任不久，杜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杜聿明明知解放军是“围点打援”，但不敢违抗“校长手谕”。途中，获悉济南沦陷，王耀武被俘，杜才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淮海战役时，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当时，杜聿明所部几次与解放军作战，均不利，士气低落，已经丧失了与解放军野战决胜的能力。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打则不走，走则不打”的作战原则。也就是如果与解放军决战，就在徐州打，如果要放弃徐州，战略撤退，那就赶紧走，不要与共军接战。当时，蒋介石满口答应。不料，当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将导致全军覆没，又不敢不听校长的话。结果被解放军包围。

当解放军向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的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时，杜聿明万念俱灰，沉痛地说：“今天做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在全军溃败之际，杜聿明给蒋发了最后一个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最终，这个听话的学生，当了共产党的俘虏。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郑洞国——最叛逆的学生

他用兵稳健大胆，长于夜袭。在抗战期间，他三为军长，转战长城内外，长江上下，印缅异域。他是威震疆场的抗日名将，从东征、北伐、抗战，战功卓著，逐渐成为蒋介石所倚重的将领。但在内战中却成为一名败军之将，置蒋介石三次手令于不顾，当了一回蒋介石“最刺头”的学生，起义投诚。他就是黄埔一期的郑洞国。

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的学员，但说起他当年进入黄埔，却是冒名顶替进来的，这在黄埔军校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在黄埔一期的录取榜上，有两个叫黄鳌的学员，凑巧的是，两人都编在第二队，出操点名时，两人一同应声出列。然而这两个黄鳌却有真假之分，一个是真黄鳌，另一个则是郑洞国。

原来，志在投笔从戎的郑洞国从湖南赶到广东时，已经错过了军校的报考，而他的同乡黄鳌却担心一次考不上而先后报了两次名，不料第一次他便榜上有名，遂落下个名额虚位以待。他建议郑洞国顶替他的名字去应考。郑洞国无奈之下只好以黄鳌之名报考黄埔。结果数日后，两个黄鳌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录取榜上。好在这种尴尬没有持续很久，他向校方说明了情况并得到校方的理解而未予追究，他的名字也改回了郑洞国。

郑洞国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因其同乡兼好友黄鳌、王尔琢等均为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在思想上与共产党一直比较接近，这使得其毕业之初，蒋介石一直不信任和不肯重用他。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次夜袭蒋介石，中央军措手不及，全线溃退，当时是团长的郑洞国冒死守住阵地立功，之后便升为旅长并逐渐获得蒋的信任。其后他便一路上升。他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曾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1943年春，蒋介石任命郑洞国为中国远征军新1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1944年9月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成为一代抗日名将和蒋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但这位已被蒋所倚重的将领在内战中却给蒋介石诠释了什么是“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1948年3月，郑洞国“临危受命”来到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下的长春。此时的长春，四面皆被解放军包围，已成为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孤城。随着时间的推移，粮荒越来越严重，郑洞国向蒋介石要来的空投也根本无济于事。随着战局的发展，蒋介石先后3次下令孤守长春的郑洞国率部突围。10月10日，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给郑洞国等人一封亲笔信。大意是：空中投粮已无法继续，命长春守军立即向东突围，突围之日，派飞机掩护。郑洞国等人认为，官兵久饿，腿脚肿得难以行走，不仅突围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了，也是死路一条。最后，由郑洞国电复蒋介石，陈述不能突围的理由。接着，蒋介石发来第2次电令，再次催促郑突围。郑再次召集曾泽生等商议后认为强行突围即便有望也势必中途被歼。商议后，郑洞国再将此意电陈蒋介石。

10月15日，在解放军攻克锦州的当天，蒋介石又拟一份措辞严厉的手令严令郑洞国执行，否则“如再拖延时日，将受军法制裁。”郑无奈之下决定将长春守军分成左、右两路纵队转移：曾泽生的60军在左，李鸿的新7军在右，各自分途行动。

但转移还未开始，军部就来电说，曾泽生的60军起义了。郑洞国等人的撤退计划顿时化为泡影。万般无奈之下，他给蒋介石写下一封诀别书之后决定“成仁”，但发现左右已将他的枪藏了起来。后经下属的劝说和共产党方面的争取，郑决定投诚。而在国民党那边，因郑在给蒋的复电中有“以死报命”的字样，国民党中央社在10月23日报道说：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号召党政军高级官员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

而此时，投诚的郑洞国已经抵达解放区，正在哈尔滨受到热烈欢迎。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黄维——最教条的学生

黄维天生就是一个书生而非武将。早年以优异成绩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回江西老家当了小学教员。黄维本可以在学堂中度过平静文雅的一生，也许是因为书生气太重，没多久他得罪了当地乡绅，不得不辞职离乡。恰逢黄埔军校招生，黄维在师范学校时很敬重的学长方志敏鼓励他一同报考，20岁的黄维就这样投笔从戎。然而方志敏没有到广州参加复试，他只告诉黄维自己另有要事，就匆匆离开。方志敏已是共产党员，受组织委派去江西，不得不对黄维保密，而黄维入黄埔后集体填表加入了国民党，这一别永隔天涯。

黄埔时期的蒋介石英姿勃发，喜谈忠臣良将等儒家思想，文武兼备，深具传统读书人气质的黄维对他很崇敬。黄维学习认真，做事严谨，在两次东征中表现出色，在校期间，多次受到蒋介石单独训话。1927年后国共大分流，信仰三民主义“正统思想”的黄维自然选择了追随蒋校长。

1928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十一师，钦点黄维任该师团长，同年前往陆军大学学习，后来又派他到德国深造，使黄维成为国军队伍中接受过最正统军事教育的高级人才之一。1938年，蒋介石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交给了黄维，34岁的黄维当上军长，成为陈诚为首的“土木系”重要人物。在赴江西途中，蒋介石召见黄维，把自己一张肖像照片送给他，上面写着“培我将军留念”。黄维字“悟我”，蒋介石不知是笔误还是有意改名，写成培我。黄维理解为这是蒋介石有意栽培他，从此便改字培我。

黄维对打仗始终没有多少兴趣，在国军中有“书呆子”的外号。经历了惨烈的抗日战争，黄维一心从事军事教育，在武汉筹备创办新制军官学校，亲任校长。1948年秋，蒋介石为与解放军决战，成立十二兵团，任命黄维为总司令，黄维百般不情愿，却又不能辜负蒋介石多年知遇之恩，他说打完这一仗还要回去办我的学校，蒋介石答应了他的请求，孰料他很快就沦为阶下囚。晚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谈起这段经历，黄维说：“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校长，我多年的长官，我只有听他的。”

淮海战役中，与黄维最后对阵的是黄埔老同学陈赓，陈赓深为了解他的书呆子性格，索性打破兵法规矩，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在两翼设伏，黄维果然上当，冲进陈赓的包围圈。被俘时，黄维虽然换了上尉的衣服，但口袋里还装着欧米茄表和派克钢笔，一眼被解放军战士看出不是等闲之辈。

在战犯管理所，黄维特立独行，常常高声朗读《正气歌》，抄写《石灰吟》，以文天祥、于谦自况，在学习座谈会上，拒绝按照材料中的写法称呼蒋介石为蒋匪，也不肯直呼其名，始终称之为“蒋总统”、“蒋校长”。在痛斥四大家族腐败的学习会上，很少发言的黄维拍案反击在座的黄埔老同学，说蒋介石生活很俭朴，不沾烟酒。几次公开冲突惹恼了有心进步的战犯，邱行湘当众挖苦黄维，说他为了升官发财，连父亲取的名字都不要了，还谈什么气节？邱行湘指的是黄维接受蒋介石“赐名”的往事。

1959年，邱行湘、杨伯涛等成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据说名单中本来有黄维，因为他改造不力，只好在土木系中另寻地位并不如他的邱、杨代替。漫长的改造生涯中，黄维痴迷于研制“永动机”，尽管很多科研人员告诉他这是违背物理学常识的，他依然以愚公精神看材料、做实验，战犯管理所甚至专门调了四名技术人员和几个理科出身的战犯，和黄维组成科研小组，周恩来特批资金供他研究。这项注定失败的“科研”和黄维晚年患病后开的“小灶”，据说耗费20多万元人民币。

1975年，全国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战犯特赦大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黄维终于榜上有名。管理所中多年的特殊优待使他不得不感动，但他内心的许多原则是始终未突破的，他至死没有说过蒋介石一句坏话，美国记者问他对蒋介石的评价，他说：“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邱心泉——最迷信的学生

邱清泉，由于打仗不要命，人送外号“邱疯子”，是蒋介石学生中少有的将才。邱清泉的思想里有两个特点——正统与迷信。

1922年，20岁的邱清泉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邱清泉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影响，认识到国民党才是正统，便有意投奔。为此，邱清泉还刻意算了一卦，卦上说他“运势向南，有贵人相助”。邱清泉便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临行前，在给父亲的信中豪迈地写道：“壮士手中三尺剑，雄图胸里十万兵”。

邱清泉考入黄埔二期，对蒋介石的训导耳濡目染。黄埔时期的蒋介石正值壮年，英气十足，使邱清泉更加觉得他的“命”在国军，蒋介石就是“贵人”。

蒋介石素来推崇曾国藩的识人之术。相貌平平、一脸愣气的邱清泉最初并没给“蒋校长”留下多好的印象。倒是共产党人向自幼家境贫寒的邱清泉伸出了橄榄枝。但是，邱清泉有“正统”思想，并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他认为只有跟着蒋介石走才是正统，才有前途，就没与共产党擦出火花。

1927年5月宁汉分裂，邱清泉被共产党逮捕关押在军校禁闭室，任凭共产党百般规劝，邱清泉不为所动。在关押十余天后又逃脱去南京投奔了“蒋校长”。或许是由于这样的“被俘”经历，邱清泉的仕途并不顺利。1934年5月，邱清泉时来运转，被派往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在德国，邱清泉有幸与古德里安等德国名将学习。

1937年5月，邱清泉学成归国，在南京保卫战中，表现不凡。由于眼见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他对日军有着刻骨仇恨，只要和日军对垒就激动得像发疯一样，猛冲猛打。日军一听到“邱疯子”的名字，都颇为畏惧。

在1940年的昆仑关战役中，邱清泉果断奇袭日军，占领六塘，截断日军退路，为中国军队取得昆仑关大捷打下了伏笔。战后，国民政府授予邱清泉四等宝鼎勋章，调任5军副军长。 后来，他又在滇西反攻中立下不少战功。

内战初期，邱清泉旗开得胜，多次击败解放军，他曾吹嘘：“解放军逢五(第5军)不战。”邱清泉被任命为第二兵团司令时，曾对校长言：“我与共匪拼命去！”谁料一语成谶。

随着战事逐渐对国军不利，邱清泉迷信的毛病又犯了，还愈演愈烈。淮海战役前，邱清泉奉命率部驻扎在河南商丘，当时邱清泉就认为“商丘”与“伤邱”同音，心中大为不悦，并因此给上级打了几次报告，请求撤离商丘。后来邱清泉与杜聿明一同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眼见大势已去，穷途末路，可他的迷信病又犯了，他非说杜聿明指挥部院子里长的那棵树和院子组成了一个“困”字，并且再三怂恿杜聿明将树砍掉，弄得杜聿明哭笑不得，只好将树砍掉。

1948年12月6日，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地区。在陈官庄，邱清泉的部队越打伤亡越大，越打阵地越小，而解放军却越打越多，越打士气越旺。邱清泉眼看军心极度涣散，逃跑之风甚盛，不少官兵纷纷跑到对面的解放军阵地上投诚，于是他组织了“军官防谍组”、“军官督战队”，互相进行监视，督促官兵死打硬拼。

在最后时刻，邱清泉开始喝酒解愁，还把兵团部京剧团的女演员找来唱《玉堂春》、《贵妃醉酒》。他对人说：“我今年已经46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得了。”

1949年1月6日下午3点，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动了总攻。李弥兵团很快全线崩溃，邱清泉兵团阵地多处失守。面对这样一泻千里的大崩溃，邱清泉心惊胆战，在地图前不断地自言自语：“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战况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他索性喝得酩酊大醉，用被子蒙着头睡在床上不闻不问。兵团参谋长李汉萍向他请示办法，他竟怒气冲天，大声说：“让它崩溃好了！” 1949年1月10日凌晨邱在陈官庄突围不成被击毙。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蒋先云——最抢手的学生

他是黄埔同学中提拔擢升最快的一员。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毛泽东亲荐入党，周恩来赞其“是个将才”。蒋介石对他极为青睐，多次称他为奇才，以致于他成为第一个被蒋提名留校的毕业生。他在当时人才济济的黄埔军校中领尽风骚，被誉为“黄埔第一人”。他虽是一名共产党员，坚决反对蒋的反共政策，蒋却不计前嫌，多次向他示好、拉拢。

这个人，就是蒋先云。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不论入学考试还是毕业考试，蒋先云都高居第一。他不仅成绩好，而且演讲能力超群，举凡听过其演讲的人，无不称赞他是一位天生的革命宣传家。蒋介石曾在一篇演说中公开赞扬蒋先云“是我们黄埔军校最好的革命军人！如果我们军校的同学个个都是蒋先云，革命一定可以成功！”蒋介石还声言将来革命成功他解甲归田后，黄埔军校这些龙虎之士只有蒋先云才能指挥。

1924年11月，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成为第一个被蒋介石提名留校的学生，被分配到由周恩来任主任的政治部担任秘书。

蒋先云绝不只会纸上谈兵，在战场上，他更是屡立奇功。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亲任东征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蒋先云任东征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在部队连连受挫，惠州城久攻不下之时，蒋先云组织以“青军会”会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用云梯组织强行登城。蒋先云身先士卒与顽敌展开肉搏战。战斗中，蒋先云身上多处受伤，血流不止，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第七团首先攻进惠州城。惠州一战，在前线指挥的蒋介石亲眼目睹了蒋先云奋勇当先、出生入死地指挥部队浴血杀敌的一幕。战斗结束后，蒋介石抚摸着蒋先云伤痕累累的身体，感慨地说：“昔日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今日蒋先云，满身都是伤！”

1926年7月，为攻占军阀孙传芳巢穴南昌，北伐军经历了最艰辛的“三进两出”的恶战。是时蒋介石亲临南昌前线督战，但遇到孙传芳大军突然包围战地指挥部，蒋介石陷入重围而危于旦夕之中。此时担任蒋侍从秘书的蒋先云从容不迫，首先自己孤军拒敌，然后指示警卫团掩护总司令安全脱险。蒋先云因此在这次战斗中赢得“火线救主”的美名。总司令与秘书在炮火中安危与共，生死相依的同袍之义，也传为北伐军中的美谈。

这样一位有勇有谋的奇才，蒋介石当然极为欣赏，也更是他笼络的对象。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蒋先云有着坚定的革命立场。早在1925年，蒋先云就在黄埔领导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中山舰事件后，他愤而退出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后，蒋先云更是决定与蒋介石恩断义绝，他在武汉成立讨蒋委员会并亲任主席，揭露蒋介石是“封建势力的领袖，他的革命是假革命，是反革命”，“蒋贼不除，世无宁日”。会后，蒋先云还带领武汉30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为拉拢这位爱徒，蒋介石不仅不计前嫌，还多次派人向其许以高官厚禄，蒋先云都不为所动。但在共产党内部，蒋先云北伐“火线救主”的履历却成为很多人攻击他的材料。蒋先云被派专人审查，这使其陷入万分痛苦的境地，于是他选择了以死明志来证明自己的清白。1927年5月7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征。蒋先云奔赴河南前线，在战斗中，率领一营、三营冲在最前面。他骑着白马飞入炮火前线带头冲锋，来吸引敌军炮火射向自己。第一次，他枪伤腿部而不下火线;第二次，炮火伤其马，人马倒地;第三次，枪伤其胸，流血不止，仆地不起，犹呼喊追敌不止。此役中蒋先云“三仆三起”，终至气绝殉职，年仅25岁。

蒋介石在得知蒋先云阵亡后非常痛惜，直到1955年3月19日在台北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的采访时，还谈到这位门徒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奇才”。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贺衷寒——最憋屈的学生

生于湖南的贺衷寒曾是标准的热血青年，在各种学生运动中积极踊跃，1920年，20岁的他加入中国共青团，成为最早的一批团员，并结识了一大批中共党员。按照这个路线，他本应发展为中共老革命，但与张国焘的冲突使他1922年就被开除出团。对苏俄社会的亲身考察，也使他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渐渐他便与共产党渐行渐远，最终成为蒋介石门下最狂热的反共分子。

1924年，彷徨无措的贺衷寒在董必武指点下报考黄埔，与国民党的亲密接触，使他找到新目标。他各科成绩优秀，口才出众，以“嘴”闻名黄埔，与陈赓、蒋先云并称三杰，且是三杰中唯一一个亲国反共的。

1926年5月，蒋介石下令解散各种学生社团，另成立“黄埔同学会”，名为促进团结，实为打压“青年军人联合会”，而黄埔同学会则由贺衷寒主持，一家独大。贺衷寒搞政治的能力受到蒋的信任，他并不满足，很想带兵，但终其一生，蒋介石没有给予他兵权，也许是认为他没有带兵能力，也许是因为还是不够信任他。贺衷寒故意与胡宗南、陈诚走得很近，形成了黄埔系“武有胡宗南，文有贺衷寒”的舆论，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些都令蒋介石不满。

1931年开始，贺衷寒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他还办了“星子训练所”，在高级政工干部中挑选130人，讲习“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1932年，在蒋介石授意下，贺衷寒等发起组建了复兴社，即大名鼎鼎的“蓝衣社”，社员模仿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均穿蓝衣黄裤。核心人物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贺衷寒与胡宗南、康泽、戴笠、邓文仪、郑介民等人并称复兴社“十三太保”。至1936年，贺衷寒已掌握国民党全党全军的政训大权，成为政训系的头领。相互制衡历来是蒋介石的用人之道，贺衷寒势力越来越大，尤其是网罗了邓文仪等湖南籍干部形成派系，蒋介石于是支持康泽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的“别动队”，以西南人来牵制湖南人的野心。一向聪明的贺衷寒岂能不体会到蒋介石的戒备，他暗中不爽，伺机改变局面。

西安事变爆发，贺衷寒活跃起来，立刻站到“讨伐派”领袖何应钦这一边，以黄埔同学会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总司令，主张轰炸西安，“决一死战，救出校长”。贺衷寒有自己的小算盘：救出蒋介石，则得“勤王”之功;蒋介石在战乱中丧命，还可傍上何应钦。孰料西安事变以各方都没有想到的效率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回到南京，大骂贺衷寒、邓文仪：“我还没有死，你们就想改换门庭！”据说贺衷寒被骂得当场痛哭，蒋介石让他滚出去哭。

聪明反被聪明误，贺衷寒的仕途极盛转衰，此后一直到台湾，他都担任着虚职。在台湾期间，尽管他并无实权，仍有流言说他有湖南人的小组织，想搞分裂运动。贺衷寒自称“我前额有字，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是领袖的学生。我贺某从未离开台湾一步，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定的文章与言论，运动从何而来。”如此忠心可鉴，也无法洗去前半生造成的猜疑。

1972年，贺衷寒因骨癌在台北寂然逝世。1973年9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来华，对周恩来总理提起：“我曾在台湾见到过一个黄埔的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

周恩来回答道：“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但蒋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建交时，他忧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