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希特勒的恩怨情仇 从亲密合作到断交宣战

1945年4月30日，德国首都柏林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总理府花园地下室暗堡内，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希特勒自杀身亡。

一个星期以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国民党政府大礼堂内张灯结彩，蒋介石高举酒杯，向驻华美英苏军将领及大使们祝贺欧战胜利结束。

蒋介石与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风云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却曾有过近十年之久的友好关系，他们不仅函电往来，互致倾慕之情，更是互赠照片、战刀，以表亲善之意，中德关系由此经历了一段蜜月时期。但后来两国关系却逐渐紧张直至断交、宣战，蒋介石甚至还参与到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事件之中，这一段曲折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究。

蒋介石的德国情结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与苏俄的关系随之断绝。因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所留下的空缺，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

蒋介石十分赞同学习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认为这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在留学日本期间，蒋介石便致力于学习德语，1912和1918年曾两次准备赴德留学。他也曾在《军声》杂志上发表文章，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制度，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方面的秘诀，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促成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精神上的崇拜与现实的需要，使蒋介石坚定了他的联德决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蒋介石开始直接与纳粹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蒋介石一直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曾经宣称“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蒋介石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加上法西斯主义理论，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为此，蒋介石效法德意志法西斯，建立了特务组织“复兴社”(由于复兴社干部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以恐怖手段来维护统治。此外，陈立夫和陈果夫的“CC系”以及“政学系”、汪精卫的“改组派”等，都不同程度地颂扬德意志法西斯的治国成绩。

登上总理宝座后，希特勒为了侵略扩张，大力发展军备工业，并将对华政策由魏玛时期的“占领中国市场”修正为“要确保从中国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料来源”，迫不急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相互的需要使两位终生都未谋面的领导人开始了超越时空的交往。1936年5月，《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签订，为此希特勒致电蒋介石，称“中德两国之间的货物互换，给予两国经济的发展以莫大的帮助？？两国的密切合作也是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希特勒还向蒋介石赠送了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也趁希特勒生日之际，致电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使国交益敦亲睦？？特致谢忱”。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还向蒋介石赠送三辆汽车，其中一辆与希特勒检阅军队时所乘相同，蒋介石也向德国国防部长、经济部长、航空部长等政要授勋，中德关系渐入佳境。

军事顾问来华训练军队

中德关系友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1928年11月，第一位来华的鲍尔上校率领德国顾问团抵达中国。

鲍尔来华后直接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授课。授课的内容包括军事工业、新式武器与化学战等。听鲍尔课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以及一些部队的高级军官。由于鲍尔的作用，德国顾问团已经介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警察、国防工业和其他重要部门。

1930年5月，原德军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佛采尔来华担任顾问团团长。佛采尔十分轻视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特别是旧式军人或留日出身的，认为他们“只知侈谈理论”，因而同他们关系并不融洽。而对于恃才傲物、同蒋介石不无龃龉的宋子文，佛采尔却一见如故，经常陪同宋子文参观军事设施与新建立的教导队，关系非常密切。这使蒋介石感到不满。另外，佛采尔个性倔强、脾气生硬，同其他顾问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这样，佛采尔总顾问一职易人，已是势在必行。

1933年6月，“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来华，并于次年被正式聘为总顾问。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塞克特向蒋指出，中国的军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只是缺少训练有素的部队。中国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师，置于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下。他还建议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在中国军队中建立起“教导旅”。

蒋介石对塞克特的建议十分赏识，他让塞克特享有优厚的待遇，每月薪金相当于2000美元，这是此前佛采尔月薪的3倍。蒋介石给予塞克特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是其他任何外国军事顾问所无法企及的。塞克特来华就职后，国民政府特设了总顾问办公厅。蒋介石曾命令参谋本部、军政部等中央军事部门都必须向塞克特全面报告有关情况。塞克特常以蒋的名义召集高级军事会议，有的时候，塞克特还代表蒋介石视察、检阅部队。

塞克特建议先整编6个师(10万人)作为和平时期的基础兵力，然后再发展成18个师。第五次“围剿”之后，陈诚提出立即整编30个师，塞克特坚决反对，向蒋介石力陈己见，甚至以提前回国相威胁。蒋介石只好同意塞克特的主张。

1935年塞克特辞职离华前夕，曾向蒋介石竭力推荐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此后，法肯豪森便成为在华德国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的人。法肯豪森先后担任过德军军事教育和训练总监、陆军团长、步兵学校校长。

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指出，一旦日本发动军事进攻，华北地区即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也会遭到来自海上的日军进犯。为此，中国应将作战部队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县、保定之线为绝对防御，以黄河为最后抵抗线。长江封锁对于中部防御最关重要，江防须封锁江阴，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在华中，次以南昌、武昌作主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四川则为最后防地，应规划兵工业和发展运输。这些建议有不少经以后战争实际证明是可行的。

这一时期除了来华的众多军事顾问外，还有一位德国人的名字被历史铭记--约翰·拉贝。中日战争爆发后，拉贝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被派驻南京。在日本占领南京期间，拉贝担负起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工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勇敢地保护了近20万南京难民免遭杀戮，拉贝也因此被誉为“南京的辛德勒”。

中国战略物资交换德国军火

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的同时，中德之间战略物资和军火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4年8月，中德签订《中德易货协定》，规定中国政府以砂矿和农产品换回德国的“工业产品”，德国则向中国提供重工业企业设备。1936年5月，中德签订《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将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可用此购买德国工业品和其他产品，之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有了很大的发展。1934-1938年5年中，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制造枪炮等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分别为2510吨、4784吨、5091吨、8037吨和8962吨，从中国钨砂占德国进口钨砂的比例来看，1934年占57.2%，至1937年已达70.6%。除了钨砂以外，德国还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锑、锡等重金属原料。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得的战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

中德断交、宣战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向德国出口钨砂等战略原料。至1943年11月，德国政府经济部长施佩尔向希特勒报告说，由于钨砂进口中断，国内储量仅够10个月的使用。德国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人提议用黄金同中国交换钨砂，但以往的德国对华贸易公司早已被迫中断了同中国的业务往来。希特勒德国不得不喝下纳粹当局自己酿下的苦酒。

根据《中德易货协定》，中国方面还需向德国出口大宗农产品。这也是中方抵付进口德国军火及工业贷款的重要手段。自借款合同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了大批的农产品，包括蛋品644吨、芝麻6500吨、豆油850吨、棉籽油2095吨、桐油100吨、花生仁1000吨、花生油1000吨、蚕茧150吨。

南京当局还加快了从德国进口武器的步伐。1936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为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至1936年10月，德国已向中方交付价值1000万马克的军火，其中包括2300万发炮弹、6000万发反坦克炮弹、1800万发高射炮弹，以及探照灯、钢盔等;另外，已订货且将于1937年交付的军火中，有150毫米海岸防卫炮4门、88毫米海岸防卫炮4门、240门水雷、1艘布雷艇、60门野战榴弹炮，以及高射炮牵引车;1938年交付的有榴弹炮、炮艇、鱼雷快艇、高射炮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当局已有一支8万多人全部德式装备的部队，在淞沪战场上曾作为主力使用。

1935年在德国顾问参与下，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主持制订了重工业发展的三年计划，该计划确定了中德合作进行的10大工业项目，有钨铁厂、钢铁厂、炼铜厂、炼油厂、中央机器厂(包括电机厂、工具机厂)、中央电工厂(包括电线厂、电话厂、电子管厂)等，德国方面除供应设备外，还负责工厂的设计、主要厂房的建筑和设备安装。

陶德曼调停无果，中德断交宣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德国虽和日本结盟，但又不愿日本取代德国在华利益，也不愿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受损，从而失去或削弱在远东对苏联的牵制作用，因此不希望日本扩大侵华战争。10月下旬，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告驻华大使陶德曼和驻日大使狄克逊，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由此揭开了陶德曼调停的序幕。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对此，德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中国接受。在南京的胜利又促使日本更进一步提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条件，如中国放弃溶共和反抗日满的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中国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等。

但没等陶德曼和蒋介石的进一步商谈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方面便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称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的斡旋”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对于日本的挑衅，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中日两国互相召回驻对方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已告失败。

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的政策已经明显倒向了日本，随着局势的发展，日本在德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愈显重要。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德国将承认'满洲国'，以抛弃过去不可解之幻想政策，而尊重现实。”这一演说，成为中德关系倒退的转折点。24日，中国政府照会德国外交部，表明了“对德国此种不友谊行为之不满”。德国方面则通过其外交部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表示：“德方对中日战事仍保持过去中立态度，希望中国政府亦继续以前对德友谊。”

然而，德国说一套，做一套。6月24日，外长里宾特洛甫下令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此同时，德国国防部则严令禁止军火输华。7月5日，全体德国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条约“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次年7月，德国更进一步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权。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及远东地区各国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正式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政府宣布同时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宣战，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与德国间的“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中德关系至此完全破裂。

希特勒拉拢蒋介石合攻印度

中德绝交后，德国仍然企图拉拢中国。1942年，德国有关方面引诱中国缔结《中德军事密约》，企图将中国绑到轴心国的战车上。但得知希特勒想要中国“突攻印度，与德合作”的计划后，蒋介石警醒了。他在6月18日日记写道：“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不如严令拒绝之。”蒋介石这时关心的是加强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年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曾访印，力劝英国与印度化解矛盾，共同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现在德国却要中国“背盟”，“突攻印度”，自然要被蒋介石拒绝。

关于合攻印度的会师计划，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回忆，希特勒曾向他提出，分兵越过伊朗，进驻波斯湾，与日本“在印度洋会师”。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也说：希特勒“认为大军南侵，从乌克兰进攻高加索，将石油控制在手，可断绝英、美从波斯湾方面对苏的援助，使德国的势力伸展到中亚细亚，再与印度方面的日军遥遥相对，取得联系”。

为实现会师计划，1942年3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会谈，商讨轴心国的战略，要求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军向中东和高加索的进军。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得手，取得局部海上优势后，也曾制订了一个用5个师攻打澳大利亚、夺取锡兰，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计划。

美国总统罗斯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计划的危险性。1943年，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对他的小儿子直言不讳地说：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欧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罗斯福的这段话从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军主力这个角度，认为如果中国军队被打垮，德日会师印度，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蒋介石接受德国拉拢，与德合作，命令当时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进攻印度，从而促成两个法西斯会师，其结果不也同样是灾难性的吗？幸亏，蒋介石没有这样做。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巨著《国家间政治》开篇说道：“像所有的政策一样，国家间的政策是为了利益而争，无论国际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利益总是最直接的目标。”中国的战略原料虽然对纳粹德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中国在远东的战略价值当时无法同日本相比拟。国际形势迫使希特勒在中日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是中德关系由高潮到破裂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