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假冒孙中山弟弟革命成功后为啥没做都督？
1911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了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
孙武作为留日青年，一直假托孙中山弟弟在中国开展革命，那么革命成功后，为啥没有成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呢？而让庸人黎元洪上位？
假托孙中山弟弟在国内开展革命
孙武（1879—1939），湖北夏口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志士，辛亥武昌起义领导者之一。
1896年考入武昌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官、岳州威武营管带等职。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孙武被为推岳州司令。1904年考入日本成城学校。1905年11月，孙武毕业回国，加入武昌日知会，并帮助刘静庵办江汉公学。1908年又考入日本入大森军事讲习所。后与焦达峰等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任军务部主任，返回湖北策划革命。梧州起义失败后，逃往香港，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孙武再度赴日，入大森军事讲习所，研究野外战术及新式炸弹。1908年8月，孙武与焦达峰等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任军务部主任。不久，被推为湖北主盟，回鄂策划革命。
1909年，共进会编会党为五镇，旋赴梧州参加起义，事败后退居香港，经冯自由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假托孙文之弟的名义开展工作。不久，返汉口创办《雄风报》。孙武主张实行“抬营主义”、“借矛夺盾”，由联络会党转而运动士兵。
1911年9月24日，孙武被武汉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推为主席，准备组织武昌起义，并被推为革命军参谋长。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试验炸弹，爆炸负伤撤退，引起清军大搜捕，致使革命党人于10日仓促起义。
为啥黎元洪做了湖北都督？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黎元洪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代名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庸人，这样一个“无用之庸劣懦夫”（谭人凤语），这样一个“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的良善暗懦之人（严复语），却能成为辛亥革命第一枪打响之后的鄂军都督，此后两任民国总统，他是受菩萨护佑，运气好呢，还是别有情由？
尤其是武昌首义，本由革命党人所组织、发动，为什么最后选中了素无革命思想，甚至在起义当天亲手杀了两个革命党人的黎元洪当领袖？
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被后人奉为信史，且以其记述为证。武昌起义后一日（1911年10月11日）上午，革命党人集合在湖北咨议局开会：“众以秩序急须维持，而革命军诸首领黄克强、宋教仁、刘公、蒋翊武、孙武等均不在城（武昌），乃强胁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辛亥武昌起义之革命团体》）
说明白一点，武昌起义成功的时候，革命党人领导都不在湖北，所以让黎元洪捡了便宜。
武昌起义时，为啥革命党人不在武昌？
武昌起义之时，黄兴、宋教仁、居正、谭人凤等革命党领袖人物都不在武昌，绝不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关系到革命党的军事策略之失误。
依孙中山的革命蓝图，以武装起义为手段，“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这“一二省”，他选在了两广和云南，而非内陆地区，所以我们看到，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此间大多武装暴动，都爆发于广东与广西。领袖的方略，自然影响了其同志的心态。
1911年9月，湖北的党人请坐镇上海运动革命的宋教仁、谭人凤等前去主持起义，宋教仁始终犹豫不决——他犹疑的背后，大抵是对湖北革命的轻视和悲观（武昌起义的爆发与成功，对革命党人而言更像是意外之喜）——谭人凤正病重住院，为此“愤极”，后来抱病与居正坐船去武汉，却已经晚了，当他们行至九江，“而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谭人凤《石叟牌词》）。
再说湖北的革命领袖，事前推举的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因炸弹事故逃亡，不知所踪（依冯自由所记，蒋逃到了岳州）；被炸药烧伤的孙武与原定的都督刘公都在汉口，汉口与武昌却有一水之隔，武昌起义后二日，即10月12日，汉口才得以光复；推举都督一事，则在11日。
领袖不在，义军之中就没有一个军官能够担当都督之职吗？原来，领导武昌起义的熊秉坤、蔡济民等人，只是新军的班长、排长；起义那夜，被匆忙拉入革命队伍的吴兆麟，是工程营左队队长（相当于连长），在义军里面，这已经是高官，所以熊秉坤等推举他担任义军的临时总指挥，由其发号施令。这批人，引爆革命，冲锋陷阵，自无问题；起义成功之后，执掌一省军政、民政与外交，甚至如孙中山所规划的那样“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实在是勉为其难。
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并不全是革命党人
有人会说，英雄不问出处，况且，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无都督之才，所谓的庸人黎元洪便可胜任吗？于是有了一种流行的说法，革命党人推黎元洪上位，主要借重其声望与德行（官居旅长，参加过甲午中日海战；有煦煦之仁的长者风范，平素对部下尚知爱护），以安定地方，收拾人心，号召诸省响应义举。
这是一个理由，却未必是最重要的理由。我们再来斟酌一些历史细节。譬如开会的地点为什么会选在湖北咨议局呢，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去立宪派的大本营商议武昌之善后事宜？据张难先回忆，当日与会者，不止是革命党人，蔡济民还邀请了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夏寿康、张国榕及若干议员。这足以表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合作，主动而坦诚；立宪派的实力以及对革命的态度，则奠定了合作之基。
诚心合作的革命党人，原本属意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担任鄂军都督。汤化龙事后对李廉方说：“革命党人来（咨议）局时，曾以都督相推。予未有绝对拒绝意。子笏（胡瑞霖）则力持不可。其意以予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故他以非军人、不知兵为由，坚辞不就。随后，议员刘赓藻——他虽是同盟会员，却与武昌首义无关——提议以黎元洪为都督。黎的名字，就这样被提上了历史的议程。
需要补充一点，如周锡瑞所言，当时参加起义的士兵，并不全为革命党人，有些是被迫卷入了兵变，包括吴兆麟这样的指挥官（据黎东方《细说民国创立》，吴“参加过日知会，其后便与革命同志没有什么来往。工程营起义之时，他溜了出去，被汪长林遇到，连拉带劝的引至回军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当了临时总指挥”；谭人凤《石叟牌词》亦强调吴兆麟“先本未与谋”，乃是“不得已”参加革命），以及领导汉阳起义的队官宋锡全（后担任鄂军第一协协统）等。他们对革命党领袖并无忠诚的情感，更容易接纳原来的上司（见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提名黎元洪，正中其下怀。
革命方略的错位，革命党领袖的缺席，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合作意向，立宪派的推举，吴兆麟等处于革命边缘的军官的呼应，革命党人的顺水推舟，合力之下，黎元洪，作为最不坏的人选，被愤怒的士兵从床下拖了出来，推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