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民国文人鲁迅在中山大学当教授收入多少？

都是当教授，在大陆跟在香港差别甚大。大陆教授的基本工资加上各种奖金与补贴，每年最多几十万元，假如不搞点儿副业的话，无论如何难以跻身富人阶层;可是在香港，教授的年薪却高达一百多万甚至几百万元，即使不搞副业，也能活得相当滋润。所以说，内地的教授不得不羡慕香港的教授，就像现在的教授不得不羡慕民国的教授一样。

1927年那一年，鲁迅来到广州，在中山大学教了半年书。在这半年当中，中山大学开给他的薪水还是蛮高的。到底有多高呢？翻翻《鲁迅日记》就知道了。

1927年1月28日：“收本月薪水小洋及库劵各二百五十。”

同年3月9日：“收二月分薪水泉五百。”

4月9日：“收三月分薪水泉五百。”

5月20日：“收中大四月薪水二百五十。”

6月3日：“收中大四月分半月薪水二百五十。”

6月30日：“ 收中山大学送来五月分薪水泉五百。”

日记里说的“薪水泉”其实就是薪水钱。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月薪是500元，这笔薪水有时候在当月发放，有时候在次月发放，有时候则会拖上一个多月，甚至还要分成两次来支付，但是不管怎么说，每月500元的薪资标准始终没有变动过。

这500元当然不是人民币，不过也并非大洋，甚至不全是银元。鲁迅日记写得清楚：“收本月薪水小洋及库劵各二百五十。”意思是他的500元薪水当中包含250元“小洋”和250元“库劵”。

小洋是当时广东流通最广的毫洋，属于银元的一种，但比其他地方流通的“孙大头”、“袁大头”、光绪“龙洋”、墨西哥“鹰洋”等大洋的购买力要低，通常一元四角毫洋才能兑换一元大洋。库劵则是银行印制的毫洋兑换劵，理论上面值一元的库券相当于一元毫洋，实际上却只能兑换四个面值两角的“双毫”，即库劵一元等于毫洋八角。

2011年3月，中山大学朱崇科先生撰写《中大到底开给鲁迅多少月薪》一文，论证出鲁迅月薪为500银元。这个结论其实是并不准确的，因为中大付给鲁迅的是250元小洋加250元库劵，总共折合毫洋450元，换成大洋的话则只有320元左右。然后朱崇科先生又通过同时期绍兴和上海的物价数据来分析鲁迅那500元月薪的实际购买力，这个分析也不是很恰当，因为江浙地区用大洋来统计物价，而广东则是用毫洋来统计物价，把同样数量的毫洋拿到绍兴和上海去购物，并不能买到那么多东西。换言之，我们千万不要把鲁迅的500元月薪当作银元，更不能当成大洋，否则等于拔高了鲁迅的收入水平。

当然，鲁迅的收入确实也不低。他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任职时月薪300元大洋(后期经常拖欠，例如1924年的薪水拖到1926年才发放)，在厦门大学教书时月薪400元毫洋(其中部分薪水折以库劵发放)，这在民国时代绝对属于“金领”级别，远远超过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

据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1933年的调查结果，广州市区绝大多数家庭每月总收入在15元毫洋到50元毫洋之间。而如前所述，鲁迅每月薪水折合毫洋高达450元，他一个人的收入相当于十几个家庭的收入。

鲁迅在中山大学当教授，月薪是普通人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月薪240块大洋，同期北京劳工的平均月收入则在10块大洋左右，同样是普通人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当然，鲁迅和周作人是大腕，是名家，是比现在的网红还要红的大红人。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时，早已经蜚声文坛，忠实读者遍布全国，他刚从厦门大学跳槽到中山大学时，厦门大学竟然有一批学生跟着转学，堪称“死忠粉”，像这样的大名人当然能拿到比普通人高得多的薪水，这个不足为奇。

但是您知道吗？在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即使是没有一点儿名气的普通教师，其收入水平也能让老百姓羡慕不已。当年女作家潘柳黛十八岁从女子师范学院肄业，连毕业证都没拿到，被聘请到河北宝坻女子小学教书，月薪已是35块大洋，是纱厂熟练技工月薪的三倍。那时候潘柳黛初出茅庐，谁都不知道她会成为一个女作家，她之所以能拿到高薪，是因为同时代所有教师都能拿到高薪。

再看看广州教师的薪资水平。1921年广州市政府将全市中小学教师分为九级，最低级别的九级教师每月薪水30元毫洋，最高级别的一级教师每月薪水125元毫洋。而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调查所主持的一次全国工人薪水大调查显示，广州市区工人家庭的平均月收入只有25元毫洋，一个刚上岗的九级教师都比他们挣得多。

民国时代文化人的地位很高，教师的待遇很优厚，这说明民国时代重视文化、重视教育。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知识分子在整个民国时代都能活得很潇洒，因为从时间上看，民国教师的待遇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的大转变。

这个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期间，无论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还是伪满政府发行的伪币，包括共产党在自己根据地发行的边币，统统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靠薪水为生的教师和公务员虽然频繁涨工资，但是工资的增涨速度太慢，货币的贬值速度太快，所以实际收入一落千丈。土财主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小商小贩小市民囤积物品，也可以抵消货币的部分贬值;公务员有特权，可以偷吃偷拿;唯独教师难以为继，只能靠卖书、典当和借贷来糊口，从原先令人羡慕的凤凰沦落为被人讥笑的穷书生，甚至连拉洋车的都未必看得起他们……这一“脑体倒挂”现象一直持续到了抗战后，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