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维诚是谢晋元的夫人吗 抗日名将谢晋元的一生？
整理者言：本文口述者谢继民先生是谢晋元将军次子，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等职。他1936年出生于广东蕉岭，10岁随母亲回沪，距其父去世已经五载。虽然从未与父亲谋面，但他历时多年广搜史料，遍访幸存孤军，对父亲生平和孤军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一己之力写作《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记》一书，为的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谢将军诞辰11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的邀约纷至沓来，谢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了笔者的专访。年近八旬的他身体硬朗，思路清晰，口才斐然，深情回顾了其母亲凌维诚女士忍辱负重，支撑家庭和照顾幸存孤军的艰辛往事，并分析了谢将军遇害真相。
上海小姐与广东“凤凰男”的相遇结合
我的父亲谢晋元(1905—1941)和母亲凌维诚(1907—1991)是在一场婚礼上相遇的。婚礼的新郎、新娘分别是我父亲、母亲的同学兼密友。那年是1927年，父亲22岁，母亲20岁。由这对新人搭桥，父亲和母亲很快便熟悉起来，在交往一年多后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实际上，母亲的家庭条件比父亲优越许多。母亲出生于上海，在家中三个女儿中排行老二。我外公外婆在徐家汇老街开有一家面店，家境小康。尽管外公去世得早，外婆仍把面店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女儿们不愁吃穿且能上学读书。母亲先后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和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学的专业是音乐，弹风琴、拉小提琴、吹箫、教唱歌样样拿得出手。而我父亲的家乡远在广东省蕉岭县新铺镇同福乡尖坑村，属于客家地区。祖父务农，也曾外出做小买卖，育有二男七女，日子过得十分艰苦。父亲自小便学习成绩优异，曾考入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但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沙基惨案”的影响，不等毕业便弃文从武，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即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因作战勇猛而一路晋升。按今天的话说，父亲是偏远山区里飞出的“凤凰男”。
1928年四月底五月初，北伐军打到济南时受日军阻止，父亲担任先锋营营长，与日本人狠狠打了一仗，自己也身受重伤，只得转到汉口美国人开的医院治疗，并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养伤。在此期间，母亲多次前去探望。父亲快痊愈时对我母亲讲，我们结婚吧。对这桩婚事，我外婆不大赞成，虽然她很认可我父亲的人品，但是考虑到军人这个职业风险太大，与家人聚少离多，所以很不放心。可我母亲主意已定，1929年9月两人就在汉口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
1930年母亲生下我大姐雪芬，做完月子后便回沪了，女儿留在汉口托奶妈抚养，后托人带回上海。1932年和1934年，我二姐兰芬和大哥幼民相继出生，他们两人由母亲自己带，当时住在上海的龙华寺对面。
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之下，国民政府为了在京沪、沪杭甬两线加强国防，于1936年初密令张治中将军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成立军校高级教官室，着手研究淞沪地区作战计划。1936年春，张治中分批派遣营长以上的军官，化装成便衣秘密前往上海侦察地形。父亲时任88师师部中校参谋，被分在了第二批侦察小组，对北四川路底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周围地形进行侦察。
眼看大战将至，父亲萌生了把妻儿送到广东蕉岭乡下的念头。这是个非常重大而突然的人生转折，母亲的亲戚朋友无一赞同。即使没有父亲，靠娘家的支持母亲也能养活自己和子女。我的小姨夫周兆棠也是黄埔毕业生，在政界有一定名望，后来成为第一届国大代表，他和小姨力劝我母亲跟他们去重庆。但父亲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蕉岭位于闽粤交界处，日本兵力不会打到如此偏僻的山区，所以可以保证安全;另一方面，我大伯1929年在南洋打工时因病去世，姑姑们也都出嫁了，我的祖父母已年过六十，在老家无人照顾，父亲实在放心不下。母亲十分体谅父亲想要尽孝的心情，不顾众人反对，毅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于是就在1936年春节过后，父亲护送已身怀六甲的母亲和三个子女来到了广东蕉岭。只呆了两个星期，父亲就赶回上海了。临别时，父亲对母亲说：“这场战争将会是长期、激烈和残酷的，如果不安顿好你们，我无法安心杀敌。让你呆在这么苦的地方实在是不得已，侍奉年老父母和抚养年幼子女的重担本应该由我来挑，但作为军人，为国效命就不能顾家，所以现在不得不交给你了。但你要相信，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到胜利那天，我就来接你们返回上海。”母亲对父亲的话坚信不疑，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1936年10月底，母亲生下了我，为我取名继民，意为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这是父亲的嘱咐。
按照客家风俗，男人是不下田种地的，年迈的祖父也确实无法担负农活，母亲便成了唯一的劳动力。大伯的女儿谢孟招与我大姐年纪相仿，因大伯去世、大婶出走而无人照料，母亲将她视若己出。这样一来，祖父母、母亲和五个孩子，一家八口人的吃饭问题都要靠母亲种田来解决。虽然父亲也寄来一些钱，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母亲脱下了旗袍高跟鞋，摘下了首饰细软，换成当地农妇的粗布衣衫，从头开始学做农活。生活所迫之下，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播种插秧、浇水施肥、耕耘收割等活计她逐渐都能应付，由一个十指不沾灰的上海小姐蜕变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
我小时候，每天早晨一觉醒来，总是看不见母亲，因为她早已下田干活了。像当地人一样，她下地之前用大锅灶煮一锅米饭，我们小孩子谁饿了就自己舀饭吃，凉了就浇上开水，配点咸菜或盐水，基本没什么别的菜吃，吃好了自己背书包上学。白天基本见不到母亲，是祖母帮着照应我们。晚上母亲还要操持家务，直到深夜才能休息。
若干年以后，每忆起广东的生活，母亲总是重复一句话：“在老家的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想来想去到现在还弄不明白。”这句话让我无限心酸。可怜母亲那弹奏乐器的纤纤玉指磨出了老茧，洁白光润的皮肤晒得失去光泽，当时年幼的我们无法体谅母亲的艰辛，更别说为她分担丝毫了，丈夫和娘家人都远在千里之外，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谁能抚平她身心的疲惫，又有谁能倾听她满腔的孤独和委屈呢？父亲率四行孤军杀敌在前线，而母亲又何尝不是孤军奋战？
1940年，我祖母去世，祖父为了养老，领养了一个小姑娘做孙女，所以家里还是八口人吃饭。少了祖母的帮忙，母亲家里家外更加忙碌。不料时隔一年，传来父亲遇害的噩耗，母亲痛不欲生，几近崩溃。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终年劳累苦苦支撑家庭，日盼夜盼父亲凯旋，竟等来如此结局。父亲承诺的一家团聚是她的精神支柱，现在这个支柱崩塌了，她真想一走了之。但她终究还是无法撇下年近七旬的公公和嗷嗷待哺的幼女稚儿，只得泪往肚里流，重新振作精神，继续以柔弱的身躯支撑这个残破的家庭。真是死者易而生者难也。
1941年秋，母亲从蕉岭出发，长途跋涉到了重庆，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接见。蒋说，现在抗战期间，国家困难，待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你们的。宋美龄则拉着母亲的手，用上海话说：“维诚啊，侬放心，国家勿会忘记侬的。今后可以每年来重庆一趟，搭侬一道讲讲。”
母亲领回了国民政府的5万元法币抚恤金，与祖父商量，一人一半。母亲将她分得的钱买了三亩田自己耕作。后来我们离粤回沪，祖父也用分得的钱买了几亩山地，雇人耕种，以保障生计。谢孟招长大以后则下了南洋，在泰国开一家小店铺，以微薄的收入收养了十几个被遗弃的幼儿。她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
我自出生起就没有见过父亲一面，父亲遇害时我还不满五岁，但自从懂事起，凡能接触到的孤军士兵，我都与他们深谈过，听他们讲述四行仓库战役的经过和孤军营内的真实生活，也多次涉及父亲遇害的关键细节，父亲在营内所写的日记我也仔细读过，在多方史实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大致厘清了父亲遇害的真相。
1941年4月24日早晨，父亲像往常一样指挥官兵早操，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四名士兵围攻，身体多处被利刃所刺，待官兵们察觉有异，为时已晚。凶犯当场被擒，后在法庭上陈述杀人动机是“待遇不良，饮食不饱，外界捐款不公开”，但这些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从父亲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几年中他最为操心的就是营内的经济问题，即三百多号士兵的吃住穿和薪饷发放，这直接关系到军心的稳定。毫不夸张地说，他为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孤军营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上海工商界和市民的捐助、国民政府军政部的拨款和开展手工业生产的销售收入等三方面。为管理这些收入，在父亲的主张下成立了由十名官兵组成的经济委员会，账目日清月结，张榜公布。按照老兵们的一致说法，孤军营几年的生活，在谢团长的精心调度安排下，总体上还是过得去的;绝大多数官兵都能理解团长在经济等各方面的一片苦心，也并无多少意见。
由此可见，凶犯的行凶动机并非如其所述，而是另有隐情。最大的疑点是为首的凶犯郝鼎诚使用的凶器——匕首的来历。我几乎问遍了所有幸存的孤军官兵，他们都否认营内有这样一件匕首。孤军在退入租界之日就已奉命缴出所有武器，仅有的刀具是四把切菜刀，且是有编号登记的，平日挂在厨房指定位置。可见匕首并非营内之物，而是从营外带入的。据曾任副班长的张应禄回忆，在血案发生前几日，外面剧团进孤军营演出，期间使用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演出结束剧团撤出了，但道具中少了这把匕首，当时大家都没在意，等到出事了，才想起来肯定是外面的人借此机会有意把匕首留给了郝鼎诚。也就是说，郝只是明里使刀的，暗中作祟的另有其人。孤军营向民众开放是父亲向租界当局竭力争取来的，为的是联系民众宣传抗战，但每天进出的人群当中难免混进少数别有用心者，包括汪伪特务。四行孤军是他们的眼中钉，他们多次游说利诱父亲不成，便找机会物色合适的内奸。
其实，孤军营内最大、最根本、最严重的矛盾，是孤军的去留即自由问题，这也是导致父亲遇害的深层原因。自退出四行仓库战斗，羁留租界孤军营起，父亲几乎每天都在为恢复自由，重返部队而努力。他利用一切机会，向租界工部局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涉，但工部局在日寇威逼下拒绝释放孤军。他又三番五次给国民政府军政部上级写信、发电报，甚至提出可在上海地方人士的接应下，让将士们陆续逃出孤军营返回内地，重回部队杀敌，但是上级的答复始终是时机未到，让他们继续等待，蒋介石前后三次电报，都是要求“忍耐”、“艰苦支撑”、“坚忍自重，坚持到底”。
孤军官兵都是血性男儿，面对遥遥无期的拘禁生涯，他们宁愿采取暴动的方式血洒租界，也不想过失去自由的屈辱生活。看守孤军营的白俄雇佣兵开始只有二三十人，后来四五十人，以孤军士兵的战斗力对付他们完全不在话下。父亲的内心当然也有痛苦挣扎，作为一名军人，他多么想立刻投入前线杀敌，哪怕马革裹尸也比困守一隅来得痛快;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他又多么盼望能冲出牢笼，与亲人团聚，哪怕只有片刻欢聚。但父亲毕竟是黄埔军校培养的有政治头脑的军人，虽然身陷孤军营，但对国际国内形势却十分明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孤军擅自行动，日军就会以此为借口，进入甚至占领租界，若租界不保，各派抗日力量就少了一块重要的活动空间，而且会对争取西方国家支援我们抗战造成不利影响。经过理性的考虑，他选择了服从命令、顾全大局，选择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可惜的是，父亲的苦心并非所有官兵都能理解。虽然父亲想尽办法要求三百多名官兵与他保持一致，为此他多次训诫下属，希望能转变他们的思想，并组织官兵开展体育锻炼和文化学习，以提高士气，保持军风，但依然有人不堪忍受拘禁生活，把失去自由的账算在了父亲的头上，再加上日伪的收买利诱，于是铤而走险，做出极端的暴行。
父亲为他的信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我想，即使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他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终于盼到抗战胜利，母亲卖掉了一些田，辞别了祖父，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于1946年3月前，踏上了回上海的路。我们坐小木船从家乡到汕头，想要搭乘去上海的轮船，但是盘缠不够。汕头当地人听说是谢晋元将军遗属，便跟一家轮船公司说情，轮船公司答应将我们在船上的食宿费用全免。但船要大约一个月再出发，讲义气的汕头人又安排我们在当地暂住。就这样停停走走，一个多月后才到达母亲阔别了十年的上海。
回上海当晚，我们住在永安公司后面小马路上的新新旅社。次日，报上登了一条简单的消息，说谢将军遗孀回沪了。第二天，就有两三个孤军士兵找上门来，把我们请到吴淞路466号靠近海宁路的一幢三层楼房居住。这幢楼的底楼空着，我们一家在二楼住下，三楼隔了许多小间，住孤军士兵。这本是日本人的房屋，抗战胜利后各方“大员”争抢接收敌产，三青团先看中了它准备做团部，已经摆了几张写字台进来。回到上海的一批孤军士兵急需栖身之所，便占了这幢楼，八百壮士名气响，加上团长夫人“压寨”，三青团一看惹不起，只好撤了。一天夜里，三青团来人悄悄潜入房里，把写字台运出去了。我们早上起来才发现，只觉得好笑。
当时散布在上海各区的孤军幸存者有五六十人，后来聚集了百人左右，工作生活大都无着落。母亲说：“团长牺牲了，我作为团长夫人，要把团长留下的担子挑起来。”1946年6月，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去南京求见蒋介石，蒋没见着，见到了宋美龄，宋说：你们先回去吧，会安排上海市政府照顾你们的。就这样，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就被打发回来了。
母亲再去上海市政府讨说法，结果市政府推到社会局，社会局又推到其他部门，奔波了一圈仍一无所获。后来我看文史资料了解到，国民政府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打内战，汤恩伯曾召开老兵茶话会，动员孤军士兵返回部队，承诺哪怕是普通小兵，都给安排排长职务，但这些士兵没有一个答应如此的“优待政策”。我曾问他们为什么不接受，他们说：八年来我们吃了那么多苦，打日本人是义不容辞的，但是仗我们打够了，内战我们不愿意再打了。
可能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孤军彻底没人管了。母亲和领头的孤军想了很多办法，曾试图接管黄浦江上的大达码头(也是日军军产)，让孤军做扛棒工，但码头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很快就有警察来干预;还想从外滩黄浦饭店到静安寺开一条公交线路，公交车已经找好了，但通车第一天来了几名警察，有两名警察拦在车前，骂不还口地站着，车子根本开不出去，只好作罢。
母亲利用一切能动用的关系，恳求父亲生前的熟人为孤军介绍工作。上海铁路局局长王兆槐是父亲同学，通过他安排了七八个士兵做铁路警察;个别会开汽车的进入企业当司机，很受欢迎;还有一些介绍到内河航运公司工作。这些士兵素质都比较好，基本上做到退休为止。
1948年，内战吃紧，物价飞涨，日子更加艰难。曾任孤军二连排长、孤军营升为连长的李春林把原孤军营和父亲墓地所在的胶州路余姚路的六十几亩地圈起来，借给苏北难民搭棚，每户收取一两斗米的租金。李春林把租金交给母亲分配，这笔钱一小部分供我们生活读书之用，剩下分给孤军，最多时每月有110几个人来领取生活补贴。
上海解放后，母亲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信给陈毅市长，说明吴淞路466号三层楼和胶州路父亲墓地周围空地的历史，请求人民政府准予继续使用。1949年10月底，市政府发指令给房地产管理处和财政处，指示吴淞路466号房屋及墓地一段归谢晋元遗属使用，一切费用减免。据此，管理处给母亲发通知，房租不用交了;财政处通知，住房房捐和地捐不收了。我们一家仍住二楼，几户孤军士兵住三楼，一楼出租给商人开店。解放初期在陈毅市长的关心下，我们一家总算过上了安稳的生活，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也定定心心地上学读书，毕业工作。回想起抗战胜利后找政府遭遇推诿的经历，母亲由衷地赞叹新政权尊重历史的态度和行事作风。
政府还给母亲介绍工作，安排她到江南造船厂等待遇高的大厂，但为了照顾我们四个子女，母亲都放弃了，选择了就近在里弄托儿所工作，先任副所长兼保育员，后又调里弄服装厂工作，直到1973年退休。1957年3月她还被增补为虹口区第一届政协委员，此后又连续担任了第二届至第七届政协委员。
孤军的原籍以湖北为主，也有湖南、山西等地，五十年代初大部分孤军陆续返回家乡，临行前他们都来与母亲告别，母亲总要给他们一笔钱作为路费和安家费。孤军基本散去后，父亲墓地周围土地的租金收取就停止了。
四行仓库吕经理转述给我一件事，是家住宝山的原孤军士兵郭兴发对他讲的：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揭不开锅了，我带着儿子到夫人家，夫人弄了一小袋米让我们带回去，这在当时可是钱都买不到的宝贝。夫人真好！”这救命的米实际上是母亲用台湾的阿姨姨夫寄来钱的外汇券购买的。
母亲说的一番话我始终记得：“父亲虽然牺牲了，但全国人民都纪念他;而许多人牺牲了，不仅默默无闻，甚至尸骨无存，比我们惨多了。苦就苦了这些孤军士兵啊，他们在战场上卖命，在租界被囚，在日军战俘营做苦力，九死一生地盼到战争结束，却连生活都无着落！我作为团长夫人，一定要尽我所能帮助他们，否则你父亲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母亲一生艰辛，但她对自己的伤痛总是隐忍不言，也从未怨天尤人，而是真心实意同情弱者，广施援手。
渡过“文革”劫难，母亲享受了十几年较为舒适安定的家庭生活。父亲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历史功绩被重新确认，母亲受邀参加了多次中央和地方政府举办的抗战纪念活动，她总是尽力配合，宣讲四行孤军的抗日事迹，鼓舞年轻一代的爱国主义精神。1991年1月6日母亲在上海新华医院病逝，享年84岁。我们按照她的生前愿望，将她安葬于宋庆龄陵园，与父亲相伴长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