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郁廉：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采访战地新闻的女记者
张郁廉(1914—2010)一生充满传奇。前半生为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后半生师从黄君璧，成为卓有成就的女画家。读《白云飞渡》，不禁神往张郁廉的风采，宛若张充和、齐邦媛一流人物。
《白云飞渡》原为张郁廉写给儿孙的自传，经过旅美作家刘荒田的文字润色，再由张郁廉的公子孙宇立选出近百幅珍贵的老照片，印成一本精美的传记。杜南发在《序言》中说：“整部文稿是一份自传，是一位知识女性在那个新旧交替社会的真实人生，更是那个风云激荡大时代的一个剖面。淡淡的笔触，娓娓叙述着一个大时代的苦难和悲辛，战争生活的残酷，一个个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读来令人感慨良多。”
张郁廉1914年在哈尔滨出生。父母为她取名“聚聚”，后来父亲告诉她这个名字的寓意：“他厌倦了离乱的生活，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事与愿违，我们的家不但没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么彻底，那么悲惨！”
张郁廉的养母瓦娃是白俄贵族，将她从两岁抚育到十九岁。晚年张郁廉回忆：“当我冷静、仔细地回首一生遭际，深深感到，在寄养家庭度过的10多年，从懵懂无知的两岁直到高中毕业，瓦娃的爱护和教育，在我人格形成的最重要阶段是何等珍贵。可以说，有今日的我，我这个人尚有可取之处，能受到子孙和朋友们的敬重，都是‘瓦娃’所赐。”
1934年9月1日，张郁廉到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报到。选科时除专业外，可侧重某学科作为副修，张郁廉主修教育，副修新闻。她选修了一位外籍教授讲授的“心理学”。这位教授特别提醒学生，要分清“目的”和“手段”，“手段”是达到“目的”的途径或工具，但人们往往把“手段”误当成“目的”。他举了个浅近的例子：周末，三五同学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利用假日纾缓身心压力，娱乐一番，最后决定进城看场电影、逛街。走到校门口，发现最后一班校车已离去，不能进城，电影看不成了。这时，有的同学聊天、下棋或打球、游湖，一样愉快。另外两个同学则为了看不成电影而失望、气愤，掉头返回宿舍，整个晚上闷闷不乐。人生途中常会遇到挫折和失败，挫折和失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达到“目的”，“手段”是可以改变的。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的“目的”。
在燕京大学，张郁廉认识了周光瑚。在书中，周光瑚的故事还有后续：“她抗战前离开燕大到英国留学，继续读医科。政府宣布对日抗战时，她放弃了在英的学业，返国参加抗战，在轮船上遇到年轻英俊的军官唐保黄，两人一见钟情，返抵国门就结婚了。唐在重庆军事机关服务，光瑚在家看护初生女儿蓉梅。那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见面，也十分谈得来。不久，唐保黄被派到伦敦，任我国驻英使馆武官。我结婚时所穿的枣红色旗袍布料、麂皮灰蓝色鞋等物，就是光瑚托人从英国带给我的。抗战胜利后，唐保黄先回国就任某师师长职务，被派赴沈阳附近打虎山驻防。他赴任前曾来看我们，对新职表示满意，但对驻防‘打虎山’有些疑虑，他说：‘我属虎，派驻打虎山好像不太妥当。’果然，上任不久死于国共内战。光瑚没有马上回来，留在英国读完医科，获医学博士学位。返国后曾在马来西亚、香港等地行医，并以‘韩素音’为笔名出版了以英文撰写的小说，其中《生死恋》一书轰动一时，后被好莱坞拍成电影。”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设于汉口的苏联塔斯通讯社扩充业务，增加工作人员，而张郁廉的条件正适合：会俄语，大学副修新闻。经朋友推荐，马上被录用了。当时张郁廉已借读国立武汉大学，只好申请休学。
1937年年底，张郁廉初到汉口苏联塔斯通讯社上班，社长罗果夫先让她学习使用俄文打字机，然后让她把每日中文报纸上的消息翻译成俄文。
战云密布之际，莫斯科塔斯社总社派来数位军事记者，社长罗果夫就分配张郁廉随同这批记者到徐州战区，协助采访。张郁廉写道：“我们到过的最前线，是枪林弹雨中的国军旅部。
在枪炮声中，旅长覃异之接见我们，详细讲解、分析前线的战况，不厌其烦地回答记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离开旅部时，旅长覃异之对我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这支德制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你，需要时拿来自卫。’我带着这支小手枪，辗转于鲁南、湘鄂、长沙、武汉、重庆，到成都燕京大学续读大学四年级时才卖掉，钱拿来作路费和学费。”一路的战地采访，在张郁廉笔下，真实而让人惊心动魄。
1939年，张郁廉一行到了延安。她回忆：“我们被安排到招待所住宿，那是一座面积不小的窑洞，有数间卧室和客厅，墙壁是石灰粉刷过的，墙上挂着列宁和毛泽东像，有电灯和军用电话。抗日大学坐落在招待所山脚下的一大片空地上，校舍是新搭成的，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罗瑞卿，他接见了我们。每天早晨天初亮，听到抗大学生在操场上洪亮的歌声。虽然我没有机会采访毛泽东，但他接见了我们。在一场露天演讲会上，和他握过手，并坐在人群中听他讲话。也看到年轻活泼的江青，她梳着两条短辫子，手拿照相机，跑来跑去给毛泽东拍照。”
1940年6月，张郁廉离开了苏联塔斯社，于1943年6月正式由燕京大学毕业。1943年9月起，张郁廉加入中央通讯社，社长是萧同兹。“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采访战地新闻的女记者”——这是当年萧同兹对张郁廉的称誉。
1944年，张郁廉和孙桂籍结婚。孙桂籍33岁，张郁廉30岁，相识已整整22年。
1947年，孙桂籍被任命为长春市市长。到任时，长春外围仍在林彪大军重重包围中，铁路及公路交通中断，军粮、军饷都靠空中补给。孙桂籍时年36岁，市民多以“青年市长”称之。张郁廉写道：“由于燃料供应中断多时，库存告罄，只好停止发电。停电前，桂籍通知工务局将所属的数十辆电车停在车库。不料桂籍所倚重的工务局长、同学兼好友孙宏济是潜伏的地下共产党员，他提早停电，故意把电车如棋子般停在市区要道，阻碍交通。”原来“潜伏”的故事，确是史实。
1949年，孙桂籍和张郁廉一家赴台。1950年年底，张郁廉到温州街十八巷师大宿舍拜见黄君璧，行礼如仪后，成为黄君璧的最早期门生之一。张郁廉的后半生进入了艺术的世界。
张郁廉这本自传原来只是写给儿孙看的，无出版之意，故后半生的故事并没有写完。于是，她的儿女孙宇立、孙宇昭补记：“1980年代中期起，母亲无论在台湾、新加坡还是出国旅行，都带着笔记本，常静坐一隅沉思，记笔记，着手写下了这本回忆录。母亲原是一介平凡小女子，在动荡的大时代，亲历悲欢离合、国破家亡的民族悲剧，在无奈的随波逐流中挣扎求存，终于谱就她这一段不平凡的生命篇章。”
